南海岸，广州-历史地理学十讲

现在的广州市，汉时就已设县，称为番禺。番禺县属南海郡，为郡治的所在。南海郡又隶属于交阯刺史部。交州刺史部东汉时设在龙编，就是现在越南的河内。三国吴时始分交州置广州。即以南海郡番禺为广州治所。

番禺处于五岭之南。五岭之南近海，物产以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为多，这些都是内地所少有或者就不可能生产的，内地商贾多前往贩运，并且能够致富，番禺就是当地的都会^[89]。

五岭以南不仅有奇异的物产，而且还能和海外通往来，西汉时，最远可以通到已程不国^[90]。这是在今印度半岛南部的国家，也有人说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当时出海的船舶多从徐闻（今广东省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东北）起航，这两地离番禺较远，不过运输来的海外奇珍，还是要集中到番禺来的。

这些奇珍货物固不仅为番禺商人在海外购得，也是海外各国商贸贩运来的。梁时中天竺国商贾往往至日南（治所在今越南广治）、交阯（治所在今越南河内）^[91]。这虽然没有提到广州，但并非就没有到广州的。因为其时扶南王（今柬埔寨）就曾派遣商贾携带货物来到广州^[92]。

外商来广州者多，内地商人前去者也不少，不仅商人前去，一些贵族官吏也掺杂在商贾队伍之中。东晋时，司马奇身封为义阳王，曾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为有司所奏，贬为三纵亭侯^[93]。而一些当地官吏更视之为利薮所在。晋时就已有人说：“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94]，甚至到南齐时，更有人说：“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95]。’”

三国吴时，交、广二州分治是在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96]。这次分治不久即作为罢论。后来到孙休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又重新分开^[97]。但在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交州治所曾经迁到过番禺^[98]。交、广二州分治后，番禺成为广州的治所，交州治所就仍迁回故地。当交州治所迁到番禺时，步骘为刺史。初迁来的新州，当然要建筑新的治所。据说：“步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海怪鱼鳖，鼋鼍鲜鳄，珍怪异物，千种万类，不可胜记。”又说：“骘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渺，观原薮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99]。’”这是说，当时对于新的州治是经过周密的选择的。交广分州后，这里也就成了广州的治所。既然州治在此，人口当然就会增多。具体的人口数已不易考核。晋卢循攻广州时，城内一次大火死者万余人^[100]。可见当时城内人口是不会少的。广州既与海外通贸易，可能城内也住有海外商旅，以未见记载，难以具知。

根据后来的记载，旅居在广州外国人是不少的。唐朝后期，广州的一次变乱中，死人甚多。除当地人外，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火教徒亦被杀很多，死于此段者达十二万人^[101]。这个数字可能并非夸大，因为每天到达广州的海舶都有十几艘^[102]，来往的商贾是不会很少的。有的记载说，每年来的海舶才有四十余艘^[103]。这样一座大海港，每年才有40余艘海舶出入，似与实际不符。如按每日十余艘计算，则每年应该有四千余艘。

广州有这样多的海舶前来，税收应当可观。唐朝曾在这里设置市舶司，以检查出入船舶，征收商税。这应是我国设置海关之始。

据东汉时的记载，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104]。大秦为罗马帝国。后来海上交通愈益发达，与广州往来贸易的国家应更为繁多。

【注释】

[1]《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2]《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京兆府》。

[3]《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

[4]《周书》卷五《武帝纪上》。

[5]《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

[6]《新唐书》卷二二一上《高昌传》。

[7]《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〇》。拙著《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

[8]《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9]《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五》。

[10]《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11]《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12]《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13]《隋书》卷三〇《地理志》。

[14]《周书》卷八《静帝纪》。

[15]《通典》卷一二《食货典·轻重》。

[16]《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17]杜甫《后出塞》有：“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吴绫，照耀舆台躯。”

[18]《新唐书》卷一五三《颜真卿传》。

[19]《隋书》卷三《炀帝纪》。

[20]《隋书》卷三《炀帝纪》。

[21]《隋书》卷三《炀帝纪》。

[22]《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

[23]《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

[24]《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六《魏州》：“馆陶县白沟水，本名白渠，隋炀帝导为永济渠，亦名御河。”又卷一六《相州》：“内黄县永济渠，本名白渠，隋炀帝导为永济渠，一名御河。”可见永济渠中有一段就是利用白沟的故道。

[25]《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26]颜之推《颜氏家训》。

[27]《唐六典》《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及《新唐书·地理志》，篇目卷数不备举。

[28]《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一《关内庸调折变粟米敕》。

[29]如杜甫《后出塞》即有“越罗与吴绫”之句。

[30]《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31]《大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

[32]《大唐六典》卷二中所说的十四个三等州为滑、卫、陈、魏、相、冀、德、海、泗、濮、徐、兖、贝、博。其中陈、海、泗、徐、兖五州在河南，余在河北。十五个四等州为沧、瀛、齐、许、豫、仙、棣、郓、深、莫、洺、邢、恒、定、赵。其中齐、许、豫、仙、棣五州在河南，余十州在河北。十四个五等州为颍、淄、青、沂、密、寿、幽、易、申、光、安、唐、随、黄。其中颍、淄、青、沂、密五州在河南，幽、易二州在河北。余寿、申、光、安、黄五州在淮南道，唐、随二州在山南东道。

[33]这里所说的二十八州为六等的益、彭、蜀、梓、汉、剑、遂、简、绵九州，七等的资、眉、邛、雅、嘉、陵、阆、普、壁、集、龙、果、渠十三州，八等的通、巴、蓬、开、合、利六州。见《大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

[34]《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35]《太平广记》卷二四三引《朝野佥载》。

[3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

[37]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

[38]《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志》有关各卷。

[39]《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在今江苏省境内的二州三县为扬州的六合、昇州的上元、溧阳。在今安徽省境内的一州二县为宣州的当涂、南陵。在今江西省境内的四州四县为虔州的安远（今安远县）、袁州的宜春（今宜春市）、信州的上饶、饶州的乐平。今浙江省境内的二州四县为越州的山阴（今绍兴市）、台州的临海（今临海县）、黄岩（今黄岩县）、宁海（今宁海县）。今福建省境内的四州八县为福州的福唐（今福清市）、尤溪，建州的邵武、将乐（今将乐县），泉州的南安（今南安县），汀州的长汀、宁化（今宁化县）、沙县。今湖南省境内的三州四县为岳州的巴陵（今岳阳市）、永州的祁阳（今祁阳县）、道州的延唐（今宁远县）、永明（今江永县）。今湖北省境内的三州六县为鄂州的江夏（今武汉市的武昌）、永兴、武昌，蕲州的广济（今广济县）、蕲水（今浠水县），归州的巴东（今巴东县）。

[40]这二十个产铁的县为蜀州的新津（今新津县），嘉州的平羌（今乐山市北）、峨眉（今峨眉山市）、夹江（今夹江县），邛州的临邛（今邛徕县）、临溪（今蒲江县北），梓州的通泉（今射洪县东），绵州的巴西（今绵阳市）、昌明（今彰明县）、魏城（今绵阳市东）、西昌（今安县东），合州的石镜（今重庆市合川区）、巴川（今重庆市铜梁区西南），荣州（今荣县）及其所属的资官（今荣县西），昌州的永川（今重庆市永川区），利州的绵谷（今广元市），渠州的潾山（今大竹县），夔州的奉节（今奉节县），忠州的南宾（今丰都县东）。见《新唐书》卷四〇、卷四一《地理志》。

[41]《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在今江苏省境内的三州七县为扬州的江都（今扬州市）、六合，昇州的上元（今南京市）、句容（今句容县）、溧水、溧阳，苏州的吴县（今苏州市）。在今安徽省境内的五州六县为宿州的虹县（今泗县），扬州的天长（今天长市），庐州的庐江（今庐江县），宣州的当涂（今当涂县）、南陵（今南陵县），池州的秋浦（今贵池区）、青阳（今青阳县），另外滁州境内也有两个铜坑。在今江西省境内的五州四县为江州的浔阳（今九江市）、彭泽（今彭泽县），饶州的乐平，信州的上饶，另外洪州和袁州境内各有一个铜坑。今浙江省境内的七州十县为湖州的武康、长城（今长兴县）、安吉，杭州的余杭（今余杭区），睦州的建德（今建德市），遂安，明州的奉化，处州的丽水，婺州的金华，温州的安固（今瑞安县）。今福建省内的三州五县为福州的尤溪（今尤溪县），建州的建安、邵武，汀州的长汀、沙县。今湖南省境内的一州一县为郴州的义章（今宜章县）。今湖北省境内一州二县为鄂州的永兴（今阳新县）、武昌（今鄂州市）。

[42]《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

[43]《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

[44]《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诏传》。

[45]《隋书》卷三《炀帝纪》。

[46]《隋书》卷三《炀帝纪》。

[47]《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汴渠……隋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宋史》卷九三《河渠志三·汴河上》：“汴河，自隋大业初，疏通济渠，引黄河通淮，至唐改名广济。”然习俗多以汴渠相称，宋改五丈河为广济，汴渠因成通称。

[48]《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三》。(www.xing528.com)

[49]《新唐书》卷二二五《李希烈传》。

[50]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二九《襄州别驾府君事状》。

[51]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

[52]这二十二处为：润州丹阳（今丹阳市）的简渎和练塘，金坛（今金坛市）的南北谢塘，昇州句容县的绛岩湖，常州武进县（今常州市）的孟渎，无锡（今无锡市）的泰伯渎，苏州海盐（今海盐县）的古泾、汉塘，湖州乌程（今湖州市）的官池、陵波塘，长城（今长兴县）的西湖，安古（今安吉县）的邸阁池、石鼓堰，杭州钱塘（今杭州市）的沙河塘，余杭（今余杭区）的上湖、下湖、北湖，富阳（今富阳市）的阳波湖，於潜（今于潜县）的紫溪水，新城的官塘、九澳。其中绛岩湖溉田万顷，孟渎溉田四千顷，长城西湖三千顷，余杭三湖千余顷，石鼓堰百顷。见《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53]这十二处是：扬州江都（今扬州市）的雷塘、勾城塘、爱敬陂，高邮（今高邮市）的堤塘，楚州山阳（今淮安县）的常丰塘，宝应（今宝应县）的白水塘、羡塘、徐州泾、青州泾、竹子泾，淮阴（今清江市）的棠梨泾。其中堤塘溉田数千顷，勾城塘溉田八百顷。见《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54]这五处是：和州乌江（今和县东）的韦游沟，寿州安丰（今霍邱县东）的永乐渠，宣州宣城（今宣城市）的德政陂，南陵（今南陵县）的大农陂、永丰陂。其中大农陂溉田四千顷，韦游沟溉田五百顷，德政陂二百顷，见《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55]这九处是：越州会稽（今绍兴市）的防海塘，山阴（今绍兴市）的越王山堰，上虞的任屿湖、黎湖，明州鄮县（今宁波市）的小江湖、西湖、广德湖、仲夏堰，衢州西安（今衢县）的神塘。其中仲夏堰溉田数千顷，小江湖溉田八百顷，鄮县西湖五百顷，广德湖四百顷。任屿湖和神塘各二百顷。见《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56]这十二处是：福州闽县（今福州市）的海堤，长乐（今长乐市）的海堤，连江（今连江县）的材塘，泉州晋江的尚书塘、天水淮，莆田（今莆田市）的诸泉塘、沥塘、永丰塘、横塘、颉洋塘、国清塘、延寿陂。其中延寿陂溉田四百顷，莆田七塘，除延寿陂外，其余六塘共溉田一千二百顷，尚书塘溉田三百顷，天水淮溉田八十顷。见《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57]这六处是：洪州南昌（今南昌市）的东湖、南塘，江州浔阳（今九江市）的甘棠湖，都昌（今都昌县）的陈今塘，饶州鄱阳（今鄱阳县）的马塘、土湖。见《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58]这一处是：鄂州永兴（今阳新县）的长乐堰。见《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59]这五处是：朗州武陵（今常德市）的北塔堰、考功堰、右史堰、津石陂、槎陂。右史堰溉田二千顷，北塔堰和槎陂溉田各千余顷，考功堰一千一百顷，津石陂九百顷。见《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

[60]《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三》。

[61]《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四八》。

[62]《战国策·魏策一》。

[63]《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64]《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索隐》：“服虔曰：‘（博浪沙）在阳武南。’按：今浚仪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浚仪即今开封市。

[65]《史记》卷九七《郦生传》。

[66]《史记》卷九七《郦生传》。成皋在今河南省荥阳市西北。白马在今河南省滑县东南。飞狐，如淳谓在上党壶关，裴骃谓在代郡西南，张守节谓在唐蔚州飞狐县。按当时形势，郦生所言当不能远至代郡或唐蔚州也。

[67]《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68]《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

[69]《晋书》卷九八《桓温传》。

[70]《宋书》卷二《武帝纪中》。

[71]《魏书》卷五二《李冲传》。

[72]《隋书》卷三《炀帝纪》。通济渠动工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

[73]《全唐文》卷七四〇，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

[74]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四〇《与韩弘诏》。

[75]《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二》。湛渠的开凿在武后载初元年（公元689年）。

[76]拙著《中国的运河》第五章《隋唐运河的开凿及其影响》。

[77]《新唐书》卷一四五《逆臣·李希烈传》。

[78]《隋书》卷二《炀帝纪》。永济渠始凿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午），略迟于通济渠。

[79]《旧五代史》卷七七《晋书三·高祖纪三》。

[80]《文选》卷九，曹大家《东征赋》。

[81]《太平广记》卷二八六《板桥三娘子》。

[82]《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正义》。

[83]《宋史》卷一《太祖纪》，又卷六《真宗纪》。

[84]《新五代史》卷一〇《汉本纪·隐帝》。

[85]《新五代史》卷一一《周本纪·太祖》，《宋史》卷六《真宗纪》。

[86]《旧五代史》卷一一《周书·太祖纪》。北汉时，大名府称为邺都。

[87]《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

[88]《太平寰宇记》卷一《东京》。

[89]《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90]《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91]《梁书》卷五四《中天竺传》。

[92]《梁书》卷五四《扶南传》。

[93]《晋书》卷三七《义阳王望传》。

[94]《晋书》卷九〇《吴隐之传》。

[95]《南齐书》卷三二《王琨传》。

[96]《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权传》。

[97]《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传》。

[98]《水经·浪水注》。

[99]《水经·浪水注》。

[100]《宋书》卷三二《五行志》。

[101]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102]《新唐书》卷一七〇《王锷传》：“迁岭南节度使。……请蕃舶至，尽有其税，于是财蓄不赀，日十余艘载皆犀象珠琲，与商贾杂出于境。”《旧唐书》卷一五一《王锷传》作：“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

[103]《旧唐书》卷一三一《李勉传》：“五岭平，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十余。”《新唐书》卷一三一《李勉传》作“明年至者乃四十余柁”。曾昭璇先生《广州历史地理》下篇《广州城历史地理》曾论证这四十余柁应为四千余柁的讹误，甚是。

[104]《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