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为隋唐王朝都城的所在地。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限制，关中地区的粮食生产面对人口的增殖及统治者的过分消费，越来越显得不足以敷用，只好求之于关东地区。及至唐高宗（公元650—683年）以后，困难日趋明显，以致不能不逐渐增大对江南粮食的依赖程度。这种情况在唐朝中叶安史之乱后，更有了根本的转变。安禄山乱事的发生，不但蹂躏了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而且乱事平定之后，太行山东河北平原大都为藩镇所割据，地方经济更受影响，显而易见，唐朝政府所需要的漕粮不得不舍弃黄河下游各地而转仰给于长江下游各地了。
自东晋南朝以来，长江流域的经济已经有了迅速的发展。隋及唐朝初期，由于战乱而引起的大批人口的南迁早已停止，但已经传播到长江流域的优良的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生产经验仍在扩大它们的作用和影响。所以长江流域的发展还是未稍间断。江南的富庶地区本来是在太湖地区和洞庭湖地区。太湖地区的经济价值在南北朝时期就已超过了洞庭湖地区。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水利设施的兴建也得到重视。隋时的情况已经难以备知，唐初的成效尚显然可见。在今江苏省的金坛市，那时曾修南北谢塘，句容县又有绛岩湖，在今浙江省安吉县有邸阁池、石鼓堰，富阳市有阳陂湖，高碑店市有官塘堰。唐朝中叶以后，兴修水利的记载更见繁多，包括上述的金坛、句容、安吉、富阳诸县已有的塘池湖堰在内，在今江浙两省之间的太湖周围的农田水利设施共二十二处，为唐代长江中下游最多的地区[52]。在今江苏省江北淮南地区十二处[53]。今安徽省淮南江南各地五处[54]。今浙江省中南部九处[55]。今福建省十二处[56]。今江西省六处[57]，今湖北省只有一处[58]，今湖南省五处[59]。虽然各地多寡不同，都有助当地农业的发展。
长江中下游各地的富庶经济除太湖地区和洞庭湖地区外，其他地区亦有开发。自唐中叶以后，关中粮食的供给及国家财赋的来源，主要仰赖于东南八道。即浙东道（治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浙西道（治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宣歙道（治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市）、淮南道（治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江西道（治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鄂岳道（治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湖南道（治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福建道（治福州，今福建省福州市）[60]。这八道已包括长江中下游各地，浙西道正是在富庶的太湖区域之中。(www.xing528.com)
关中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依赖也就越来越强。以德宗贞元（公元785—804年）初年，一次关中仓禀完竭，皇宫的禁军士兵有的就脱去军服，在街上发怨说：“把我们拴到军队里，却不给粮饷，难道我们是犯罪的人吗？”士兵的忿怒，使德宗皇帝很害怕。直到在润州的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运粮至京，德宗情不自禁，亲到东宫对太子说：“粮已运到，我父子可得生了[61]。”由此可见江南富庶区与关中的联系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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