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以后，中原人口再次大规模向南迁徙，是在两宋之际。这是女真人的侵扰所引起的。自北宋末年靖康破灭至南宋隆兴和议告成，前后延续竟长达30余年之久，其间以建炎年间（公元1127—1130年）至绍兴初年以及金海陵王南侵期间最为高潮。当时南迁人口的众多，远超于安史之乱，直可上侔于永嘉乱离以后的状况。
当北宋初破，徽钦二帝被掳之时，都城居人无间贵贱，皆纷纷南奔，人数之多，竟达巨万，甚至“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104]。南迁的人口率多趋向江东。这固然是由于汴河尚未绝流，道路不至于骤告阻塞，也是由于宋高宗已重新组成政府，为人心之所系。宋高宗当时为金人所追迫，辗转流离，难得定处。其后以杭州为都，粗告安定，因而更为南迁人口所趋向。杭州濒临太湖。太湖本是富庶地区，这时又在辇毂之下，所以就成为南迁人口的聚集之所。杭州隔钱塘江就是浙东，浙东富庶不减浙西。当杭州尚未定都之前，越州（即后来的绍兴府，治所在今浙江省绍兴市）实曾为高宗驻跸的所在，故南迁的人口亦多蹴居其地。当时有人就说：“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105]。”也有人说，“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106]，却也都是实际情况。
当时南迁的人口还多有至荆襄和巴蜀的，荆襄之北正当中原，距开封和洛阳皆非甚远。当地人口不能迁往江东的，就多就近趋向荆襄[107]。至于西北各处的南迁人口，则多奔至巴蜀，其时吴玠、吴璘方先后扼守和尚原和仙人关，巴蜀更较为安谧，是以南迁至其地的人口也显得繁多。当然其间也有由今安徽省渡淮而南，辗转迁至今江西省的，似不如上述各处为甚。
这几条南迁的道路和唐代中叶安史之乱时南迁人口的道路是大致相仿佛的，就是与西晋末年永嘉乱离之后南迁人口的道路也差不多。这当然和当时的交通道路有关。这几个时期乱离的起因虽各不相同，所波及的地区却大致相似。只是安禄山的兵力仅至于长安附近，并未再继续向西骚扰。由于他是经过潼关向西进攻的，因而当时由关中南迁的人口就只能迁到荆襄和巴蜀，而不会由中原趋向江东。
安史之乱始终未越过秦岭和淮水。永嘉乱离之后一直到南北朝时，中原的扰攘和北朝对南方的用兵，虽越过秦岭淮水一线，在长江的中下游最多只是达到江边，亦未能渡江而南。所以南迁的人口大都是过江即止，不至于远至更南的州郡。过远处也不再闻有侨州郡县的设置。唐时虽无侨州郡县的设置，南迁的人口亦少闻曾远至岭峤之下暨南海之滨[108]。到了南宋，不仅太湖、鄱阳湖、洞庭湖周围都有了南迁的人口，就是远至现在的福建和两广诸省也不乏他们的踪迹。南宋宁宗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邵武军（治所在今福建邵武市）的户数达到142100，较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增加了54200户，其中不少是靖康之乱时迁入的[109]。而当时广南西路的郁林州（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110]和容州（治所在今广西容县）[111]，也都有来自北方的迁徙者。翻越岭峤的大路，或由郴州，或由大庾（今江西省大余县），皆可会于韶州（今广东省韶关市）而至于广州，再至于广南东路各处。亦可经由桂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至广南西路各处。而郴州一途实为当时通行大道。广南西路既已有许多南迁的人口，则广南东路就不能独为阙如。
这样众多的南迁人口，是会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各方面起到相当显著的作用和影响的。
【注释】
[2]《左传》定公四年。
[3]《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5]《史记》卷四二《郑世家》。
[6]《国语·郑语》。
[7]《左传》昭公九年。
[8]《左传》昭公十八年。
[9]《左传》襄公十一年。
[10]《左传》成公元年。
[11]《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
[12]《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正义》：“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
[13]《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又《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
[14]《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这里所说44县，《史记·秦始皇帝本纪》作34县。
[15]《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
[16]《史记》卷九九《刘敬传》。按：《汉书》卷四三《娄敬传·注》：“师古曰：今高陵、栎阳诸田，华阴、好畴诸景，及三辅诸屈、诸怀尚多，皆此时所徙。”
[17]《汉书》卷六四《主父偃传》：“偃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又从之。”按：《汉书》卷六《武帝纪》：“元朔二年，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即因主父偃的奏请而迁徙的。《武帝纪》又记载：“太始元年。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又卷七《昭帝纪》：“始元三年，募民徒云陵。”卷八《宣帝纪》也说：“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又说：“元康元年，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至杜陵。”
[18]《汉书》卷六《武帝纪》。
[19]《汉书》卷六《武帝纪》。
[20]《资治通鉴》卷一九《汉纪一一》。
[21]《汉书》卷六《武帝纪》：“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可是《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却说：“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两者不同。近年学者间有主张从《地理志》之说的。太初四年在元狩二年后20年。若两郡皆置于太初年间，则浑邪王归汉后，他的人口又皆徙之于黄河以南，河西之地岂不毫无所有，形同异地，这是不可想象的。
[22]《汉书》卷六《武帝纪》。这是元鼎六年事。《汉书》卷二八《地理志》谓张掖郡置于武帝太初元年，敦煌郡置于武帝后元年，皆在元鼎六年之后。元鼎六年既已迁徙人口于其地，何能尚无郡县的设置？《地理志》所载未为得体。这和武威、酒泉两郡的记载相仿佛，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23]《汉书》卷六《武帝纪》。
[24]《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乌弋山离国，西与犂靬条支接。”师古注说：“犂读与骊同。”《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按：犁犍当即犁靬，亦即骊靬。大秦即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立国于今意大利国，其东疆达到地中海之东。
[25]《续汉书·郡国志》。
[26]《续汉书·郡国志》。
[27]《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又卷一八《吴汉传》。
[28]《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29]《汉书》卷九六《匈奴传》。光禄塞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北。
[30]《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又卷八九《南匈奴传》。
[31]《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这八郡为北地（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西南）、朔方（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北）、五原（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云中（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北）、定襄（治所在今山西省左云县西）、雁门（治所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代郡（治所在今山西省阳高县），当然还有南单于所居的西河郡（治所在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
[32]《晋书》卷五六《江统传》。这五部所居之地为太原郡故泫氏县（今山西省高平市）、祁县（今山西省祁县）、蒲子县（今山西省隰县）、新兴县（今山西省忻县）和大陵县（今山西省文水县东北）。
[33]《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34]《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35]《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36]《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38]《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传》。
[39]《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40]《晋书》卷九七《匈奴传》。
[41]《晋书》卷一四《地理志》。
[42]《晋书》卷九七《匈奴传》。
[43]《晋书》卷九七《匈奴传》。
[44]《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45]《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46]《晋书》卷九七《匈奴传》。
[47]《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48]《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传》。
[49]汉时边陲并非都以塞为界，塞外还有广大的土地，故这几郡的鲜卑得以居于塞下，且乘机入塞骚扰。《后汉书》卷九〇《鲜卑传》：“鲜卑入马城塞杀长吏。”注：“马城，县名，属代郡。”其地在今河北省怀安县。马城县在当时并非极边之地，马城县北还有且如县，其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北，与马城县同濒于于延水。《水经·㶟水注》：“于延水出塞外柔玄镇西长川城南小山。……东南流经且如县故城南。应劭曰：‘当城西北四十里有且如城，故县也。’《地理志》曰：‘中部都尉治。’于延水出县北塞外。……又东南经马城县故城北。”于延水今为东洋河。东汉省并且如县，却并未削减版图。这说明当时北陲各地并不一定以边塞为限。所谓辽东、辽西、代郡的鲜卑正是居于塞下，因能乘当地郡县官吏不备，穿塞烧门，为边郡忧患。
[50]《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刘）虞从事渔阳鲜于辅……等率州兵欲报瓒，以燕国阎柔素有恩信，共推柔为乌丸司马。柔招诱乌丸鲜卑得胡汉数万人，与瓒所置渔阳太守战于潞北，大破之。”《晋书》卷三九《王沉传附王浚传》：“浚自领幽州，大营器械，召务勿尘，率胡晋合二万人，进军讨（成都王）颖，……乘胜遂克邺城，士众暴掠，死者甚多，鲜卑大掠妇女。浚命敢有挟藏者斩，于是沈易水者八千人。”
[51]《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
[52]拓跋氏承袭旧说，谓其国内有大鲜卑山，然其居地则在幽都之北，广漠之野，当在今大兴安岭西的草原，故其南迁，当由瀚海的东侧。其初迁于定襄之盛乐，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西北，正远在瀚海的南方。
[53]《晋书》卷九七《匈奴传》。(www.xing528.com)
[54]谭其骧先生《长水集·羯考》。
[55]《晋书》卷一〇七《冉闵载记》。
[56]《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
[57]《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58]《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59]《三国志》卷三一《蜀书·二牧传·注》。
[60]《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又卷五三《吴书·张纮传》。
[61]《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
[62]《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注》。
[63]《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又卷四四《姜维传》。
[64]《三国志》卷四四《蜀书·姜维传》。
[65]拙著《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
[66]《三国志》卷一一《魏书·邴原传》。
[67]《三国志》卷一一《魏书·田畴传》。
[68]《三国志》卷三八《蜀书·麋竺传》。
[69]《三国志》卷五四《吴书·鲁肃传》。
[70]《三国志》卷五六《吴书·吕范传》。
[71]《宋书》卷三五《州郡志》。
[72]《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73]《晋书·载记序》。
[74]谭其骧先生《长水集·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
[75]谭其骧先生《长水集·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
[76]《晋书》卷一〇七《冉闵载记》。
[77]《晋书》卷一一一《慕容暐载记》。
[78]《资治通鉴》卷一〇六《晋纪二八》。
[79]《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炽磐传》。
[80]《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
[81]《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
[82]北魏自道武帝天兴元年（公元398年）迁都平城，至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迁都洛阳，其间共有98年。
[83]《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
[84]《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按：卷三《太宗纪下》：“贞观五年，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
[85]《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为了安置突厥降人，“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统之”。《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调露元年，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开元）十年，平康待宾，迁其人于河南及江淮。（开元）二十六年，还所迁胡户置宥州及延恩等县。”
[86]《旧唐书》卷五《高宗纪》：“总章二年，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如每户以五口计算，则已有十四万余口。《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一七》作三万八千二百户。《旧唐书》卷一九九《东夷传‘高丽》：唐克安市后，“傉萨以下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迁之内地”。其原属高丽的盖、辽、岩三州七万人亦内迁。
[87]《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一八》：“仪凤元年，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其百济户口先徙于徐、兖等州者皆置于建安。”
[88]《旧唐书》卷五《高宗纪》。
[89]《旧唐书》卷一九八《吐谷浑传》。
[90]《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91]《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奚传》。
[92]《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
[93]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
[95]《韩昌黎集》卷二四《考功员外卢公墓铭》。
[96]《旧唐书》卷一四八《权德舆传》：“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新唐书》卷一九四《卓行·权皋传》略同。
[97]《全唐文》卷五一九，梁肃《吴县会厅壁记》。
[98]《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苏州》。
[99]江东的苏、润、常诸州的人士多有自中原迁来侨寓的，拙著《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中曾有论述。
[100]《全唐文》卷七八三，穆员《鲍方碑》。
[102]《李白集校注》卷二六《武昌宰韩君去思碑》。
[103]《旧唐书》卷一一五《崔瓘传》。
[104]《宋史》卷四五三《赵俊传》。
[10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〇，建炎三年二月庚午，郑瑴所言。
[1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八，绍兴十八年十月，莫濛所言。
[107]《三朝北盟会编》中帙卷三九：“士民携老扶幼，适汝、颍、襄、邓避难者莫知其数。”
[108]《新唐书》卷一八一《刘瞻传》：“其先出彭城，后徙桂阳。”彭城，今为江苏省徐州市。桂阳，郡名。即郴州，今为湖南郴州市，位于五岭北麓。然史未详著其迁徙年代，不悉其与安史之乱有关否。
[109]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张书作邵武县。核实应为邵武军。一县之中不应有这么多的户数。
[110]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六：“吾以靖康丙午岁迁博白……十年之后，北方流寓者日益众多。”博白当时为郁林州属县。今为广西博白县。
[111]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〇四《容州》：“容介桂、广之间，渡江以来，避地留家者众。”按：这两条文献记载，张家驹书曾先征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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