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也和其他王朝一样，人口的迁徙是时有所闻的。域外各族内迁的就不在少数。还在贞观年间，由于内地安定，“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84]。所谓“开四夷为州县者”，是就地设州县，而户部因之计算户口，不能就认为是迁徙。这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的记载，其时突厥犹未破灭，所谓前后内附，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颉利可汗破灭时，其部下或走投薛延陀，或入西域，其来降者尚10余万人；就是以后还有降者，先后处于北陲及灵（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夏（治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北）两州间。当时还曾为这些降人设置了六胡州。六胡州稍后改为宥州。宥州几经迁徙，最后设在夏州长泽县[85]。
后来平定高丽，内迁的人口至少也有六七十万口[86]，随后由百济迁来者为数亦非甚少[87]。这些由高丽迁来的人口，除散在内地外，就“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88]。而百济户则是先徙于徐、兖，后乃徙于建安。建安在今辽宁省营口市南。大致说来，凡是迁到内地的，都不使之聚居在一起，因而也难得起到若何的作用。
唐代像这样迁徙邻近各族的人口还是不很少的。如迁吐谷浑[89]及党项[90]于灵、夏诸州，迁奚族于幽州[91]，迁沙陀于盐州（治所在今宁夏盐池县）[92]等，所迁徙的人口都不甚繁多，就难得一一论述了。
唐代人口分布的最大变化是在唐中叶天宝末年。安史之乱骤起，黄河流域绝大部分就都沦为战场。这时仿佛汉魏之际和永嘉乱离之时，由于中原各处兵荒马乱，当地人士就纷纷向南迁徙。这时南迁的路线，也和以前一样，不外三途。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乃是渡淮而南，趋向于江东太湖周围，甚至到更南的各州。亦有由中原直接向南，而至于江、湘各处，或越终南，循栈道，而至于巴蜀。(www.xing528.com)
安史之乱倏然发作，黄河下游各处即罹兵燹，故南迁的人口大都就近渡淮。今传世的《安禄山事迹》就曾记载着：“衣冠士庶多避地于江淮间[93]。”当时的李华也说过：“今贤士君子多在江淮之间[94]。”稍后的韩愈更说过：“中国新去乱，仕多避处江淮间[95]。”然江淮之间仍近于中原，远不如江东的安谧，故渡江者更多[96]。而苏州尤为避难之人聚集的所在。据说这里侨寓的“中原衣冠”，就占了当地户口的三分之一[97]。江东户口有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的载籍可供考证。元和年间苏州有户100808[98]。三分之一就应有3300户。如每户以5口计，可能有16万多口。苏州如此，其附近各州大致也差相仿佛[99]。他们不仅以三江五湖为家，而且“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100]，应该说是很多的了。
次于江东的应该数到荆襄诸州了。唐代中叶以后于荆州置荆南节度使。在这里置节度使的缘由，据说是“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101]，因而就设置了这样重要的官职。荆州之东的鄂州（治所在今湖北省武汉市）不当南行的大道，也因侨寓的人多，而户口倍增[102]。就是洞庭湖畔的澧州（治所在今湖南省澧县东南）同样因侨寓人多而户口倍增[103]。至于剑南的成都平原和巴蜀各地，也因中原乱离而人口有所增加。潼关为安史乱军攻破后，唐玄宗就仓皇逃避，奔向蜀郡。其后乱离日甚，襁负随来也就络绎不绝。虽未能和江东、荆南相比拟，却也有相当多的数目。
唐代中叶以后，黄河流域的乱离时有所闻，人口迁徙仍不断见于记载，其规模范围似都未能超过安史之乱这一时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黄河流域人口的大量的向南迁徙，无论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显著的影响，因而也就不能不引起治史论世者的注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