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东汉，人口的迁徙就和西汉不尽相同。东汉都于洛阳，而洛阳就在关东。东汉一代似未运用过强本弱末的策略。东汉对于边圉的宁谧亦素所关心，未敢轻易忽略，但大举为实边而迁徙人口却是未之多见。不仅未大举迁徙人口于边郡，就是内地人在边郡的，也为当地人所仆役，不得与齐民相等[25]。就在东汉初年，承连岁争战之后，“边陲萧条，靡有孑遗，障塞破坏，亭队绝灭”，显得人口非常稀少。当时曾经派遣专人分筑烽候堡壁，兴立郡县，或空置太守令长，以期招还人民。首先是光武帝对此就不感到若何兴趣。他曾经说过：“今边无人而设长吏治之，难如春秋素王矣[26]。”不仅这样，他还更进一步，迁徙雁门、代郡、上谷吏人6万口，安置到常山关和居庸关以东[27]。居庸关今仍为居庸关，在今北京市西北。今北京市当时为广阳郡蓟县，为幽州刺史治所。刺史治所是不能说成边郡的。常山关在今河北省唐县西北。今唐县当时也称唐县，为中山国属县。中山国隶属于冀州。冀州的郡县都不能说是边地。这次迁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吏民是因为匈奴侵扰河东州郡的缘故。这次三郡内迁之后，并未再度遣返。可是匈奴南部却因之转居塞内[28]，使边郡受到威胁。
东汉未能多向边地迁徙人口，但不能不防止边地人口向内地迁徙。远在西汉时就曾经颁布过禁令，禁止边地人口潜返内地。这条禁令到东汉时仍然在执行着，似乎相当严格。但边地人口的大量减少，却也是事实。这由《续汉书·郡国志》所载的顺帝永和五年各郡国人口数字可以略见一斑。五原郡10县，有户4667，有口22957，平均每县467户，2296人。朔方郡6县，有户1987，有口7843。平均每县331户，1307口。敦煌郡6县，有户748，有口29170。平均每县才有125户，4862口。这在全国说来都是最低的。西汉边郡人口已经很少，东汉就更少了。(www.xing528.com)
这里所说的东汉时边地人口的稀少，只是当时政府户口册籍上的稀少，实际上边地的人口并不是就减少到这样的地步。填补这样的空白就是周边各从事游牧的族类的大量内徙。本来沿边各郡早就有从事游牧族类的杂居，到这一时期，迁徙到塞内的游牧族类就陆续相继，前后不绝。他们迁徙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是强力迁入的，有的是逐渐渗入的，有的是得到当时统治者的许可，甚至一些统治者还强制他们向内地迁徙。西汉中叶后，匈奴内部分裂，呼韩邪单于就请求迁居于汉光禄塞下[29]。东汉更听许南匈奴单于入居西河美稷[30]。光禄塞还在阴山之下，美稷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北，已在河套之内。南匈奴单于既居于美稷，其侯王也相随内徙，分布到沿边八郡[31]。曹操更以之分为五部，因而散布到并州各处[32]。当时凉州境内羌族和汉人杂居，也是相同的情况。从东汉时起，政府更是主动迁徙若干近于边境的族类居于内地。因而他们就一再迁徙羌人居于渭水的上游，具体说来就是当时的天水（治所在今甘肃省甘谷县）、陇西（治所在今甘肃省临洮县）、扶风（治所在今陕西省兴平市）三郡[33]。渭水上游还犹可说，更东还迁到冯翊（治所在今陕西省大荔县）和河东（治所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北）[34]。当时所谓三辅，是包括京兆尹、左冯翊和右扶风三部分。左冯翊和右扶风在东汉初年即已都有了迁徙来的羌族，所剩下的只有京兆尹一隅，也就是西汉时都城的所在地。可是东汉中叶，这一隅之地也迁徙来相当多的羌族[35]。东汉王朝这样的措施是认为迁徙这些本来从事于游牧的族类于内地，当更容易加以统治。到三国时期，魏国还是执行这样的策略。魏武帝就曾徙武都（治所在今甘肃省成县西）氐族于秦川[36]。其后更徙凉州休屠居于安定（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37]。至于乌桓的内徙以及鲜卑族入居于并州，都是这种策略推行的结果[38]。甚至辽东塞外的高句丽，也被迁徙到河南郡的荥阳县（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北）[39]。就在西晋初年，这样的情形还在继续下去。匈奴由塞外迁徙来的更多，分别居住在河南故宜阳城下和雍州[40]。晋时雍州在华山、陇山之间，实为今陕西省的关中部分。宜阳城当在洛水下游，今河南省宜阳县西。晋时宜阳仍为县治，隶属弘农郡[41]，不当说是故城。弘农郡有杂胡，当系这时迁徙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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