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秦汉统一王朝的肇建，版图有了较大的开拓，人口迁徙也就时有所闻了。秦汉王朝的人口迁徙，有两个主要策略：一是强干弱枝，另一则是实边。秦始皇初并天下，就徙各地豪杰和富有的人家于都城咸阳，这一下就徙了12万户[11]。这样大规模的徙民是以前所未有的。接着又南征北伐。南取陆梁地[12]为桂林、象郡、南海，迁徙有罪的人50万，南戍五岭，和越民杂处[13]。又北伐匈奴，悉收河南地，筑44县，并迁徙有罪的人到那里去居住[14]，这是最初的迁徙，究竟迁徙了多少家未见记载。过了两年，又迁徙了3万家[15]。秦社倾覆时，赵佗据有岭南，当时迁戍的人大概就在当地居住下去。迁到阴山之下和河南地之人，由于匈奴再度南向牧马，大致都又返回到内地了。
这两宗策略到汉时继续运用，其中强本弱末的策略就倡之于娄敬。娄敬认为秦亡之时，诸侯能够兴起，因为它们的贵族并未完全被摧毁。就像齐国的田家和楚国的昭、屈、景诸家，都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他们的力量在楚汉战争中都不至于受到任何损失，各处还有当地的豪杰之士，这样一些地方势力是不能轻易忽视的。当时汉朝已确定建都于关中。关中虽为秦的故都，在战乱中人口大量的减少，显得非常空虚。况且匈奴又复南下，距长安最近的路程只有700里，轻骑一日一夜就可达到长安城下。这就不能不考虑到如何防御的问题。因此，娄敬就建议迁徙旧日齐国的田家，楚国的昭、屈、景诸家和赵、韩、魏几国王室的后人以及豪杰名家到关中来，这样既可以防备匈奴，万一关东有事，也可以率领这样一些人东去征讨。这样的建议得到汉高帝的采纳，一次就迁徙了十余万口[16]。这样的强本弱末的策略此后仍继续使用，而徙人口于诸帝陵寝，遂成为两汉一代的故事[17]。(www.xing528.com)
汉朝疆土的开拓，以西北各处最为广大。新开拓的疆上殆皆取之于匈奴。匈奴为习于游牧的族类，为汉军所战败，辄举族远徙，所遗留者仅茫茫的草原。汉既得新地，就不能不为之迁徙人口。这不仅汉时如此，就是秦时以及战国燕赵诸国固莫不皆然。汉武帝时再度收复河南地，始置朔方、五原两郡，当年就徙朔方10万口[18]。后来还有一次大规模的迁徙，迁徙的人数多达725000口[19]。至于迁徙的地方，有关的记载不尽相同。《汉书·武帝纪》说是徙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5个郡。《汉书·食货志》说是“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汉书·匈奴传》则说：“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在这些不同的记载里，所涉及的郡大部分都在西北，独会稽位于东南，相距实远。这次迁徙固然是解救关东贫民的困境，实际上却是巩固西北的边防，这事与会稽无涉。《武帝纪》所说的会稽郡当系误文。这里所说的西北各郡，其中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皆系旧郡。人口虽皆不多，但较之朔方、五原两处新郡，还应该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况且自朔方、五原两郡建立之后，往朔方徙民只有一次，五原未见记载，可能尚无较大规模的移徙。这次徙民殆未必尽舍新郡而充实旧郡。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原来皆游牧于河西各处。浑邪王降汉后，分徙其人于黄河之南[20]，是河西已无若何人口。因而这次徙人，当如《匈奴传》所言，乃是包括河西在内[21]。在此以后，由于武威、酒泉两郡地增设了张掖、敦煌两郡，再次徙民到这些地方去[22]。这几次迁徙人口都是由内地迁往边地，也是由狭乡徙到宽乡。可是在稍后的时候，由于武都氐人反，就分徙其中一部分到酒泉郡[23]，这样的迁徙和前几次就不很相同。其实当时边地人口所属的族类是相当复杂的。一般称为葆塞蛮夷。这些人如何居住边塞近旁，已难具知。不过有两个县值得在这里提出：一是上郡的龟兹县，在现在陕西省榆林县北，一是张掖郡的骊靬县，在现在甘肃省永昌县附近。汉县命名，一般都是有所取义的。这两县的得名显然是当地有龟兹国人和骊靬国人。龟兹国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骊靬更远在龟兹之西，当在今地中海畔，西及于意大利国[24]，这两国的人口是怎样迁徙来？那就不可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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