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不仅气温的寒暖有所变化，就是干湿同样也是会显出变化的。近年来不断发现古代遗留下来的孢粉。根据这样的孢粉，不仅可以测定原来植物存在的年代，还可以测定当时湿润状况。根据学者的探索和研究，距今五六千年前，与温暖的气候同时，为一相当湿润的气候[83]。其后由湿润的气候转变为干旱气候。但到了距今2500年前，气候又稍显得湿润，这不仅由孢粉的测定得到证明，也是和文献记载相符合的。
前面说过，古代黄河流域是曾经有过许多湖泊的。这些星罗棋布的湖泊应该会对气候起着调节的作用。古代黄河流域正因为这些湖泊，所以显得相当湿润，至少没有现在这样的干燥。因为湿润的关系，所以一直到春秋时期，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下游的人们还是喜欢住在丘陵地区。据说齐景公尊重晏婴，打算替他另起一座新的住宅，说是旧宅湫隘，新宅爽垲[84]。在现在说起来，山东地方正是爽垲的地方，如果古代和现在一样，那么，晏婴的住宅就不必劳齐景公替他另行建筑了。再以现在山西西南部来说，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土地。论起地势来，应该比山东还要高亢。春秋时期晋国曾经打算迁都，有人主张迁到郇瑕氏的地方，这里有盐池的利益，应该是不错的。可是另外一位大臣韩献子却提出异议，说是郇瑕氏地方土薄水浅，住得久了，人们是会容易生灾生病的。晋国的臣子们考虑的结果，认为韩献子说得不错，所以就没有向这里迁徙[85]。由其他记载看来，韩献子的话却不是正确的。因为《诗经》中《魏风》里面就已经提到汾水附近有沮洳的地方[86]。既然是沮洳地就很难得高亢爽垲了。
这样湿润状况由当时森林的分布，也可以得到证明。应该说，湿润的气候促进了森林的生长发育，而茂密的森林也显示出气候的湿润程度。2500年前，黄河流域森林相当繁多，分布的地区也相当广大。这就不免引起一些人的奇怪，因为有些树种现在已不再见于黄河流域，有些森林分布地区已经没有什么树木，因而认为是难以置信的。当时的气候既是温暖而又湿润，为什么不能生长那么多的树木和森林，而所生长的地区又复那么广大？如果以现在的情况忖度以前，怎么不会有这样的疑问。这样湿润的气候后来又再次变干。据说这个变干的界线出现在距今700年。这已经是元代初年了。这是据古莲子经过C14年代测定所得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在文献记载中同样可以得到验证，因为黄河流域的森林繁盛茂密的程度，并未有过多的减低。当然，人为的摧残是不应该计算在内的。
湿润和干旱的变化虽是时有显现，但持续时期的长短，却也不尽相同。经研究证明，如果以公元1000年作为界线，把前后分成两段，则在这一年以前，干旱时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时期持续时间长。这一年以后，湿润时期短，干旱时期长。近400年中，黄河流域旱灾的发生比较频繁，就是证明。如前所说，黄河流域的森林在距今700年还是相当繁盛茂密，近四五百年，森林地区有显著的缩小，这固然是由于人为作用的破坏，但干旱时期的持续时间较长，也不能说就无影响。
由此可见，历史时期气候是有过变化的，而且相当频繁，并非短暂稀少。论述气候的有关影响，是应该以当时的气候作为依据的。以今论古或以古论今，都是不恰当的。
【注释】
[1]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1963年。
[4]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田猎与渔》。
[5]华北地质研究所《黑龙江省呼玛县兴隆第四纪晚期孢粉组合及其含义》。
[6]周昆叔等《察右中旗大义发泉村细石器文化遗址花粉分析》，刊《考古》1975年第1期。
[7]周昆叔等《天山乌鲁木齐河源冰川和第四纪沉淀物的孢粉学初步研究》，刊《冰川冻土》1981年第3号。
[8]郭旭东《珠穆朗玛峰地区第四纪间冰期和古气候》，徐仁、孔昭寰等《珠穆朗玛峰地区第四纪古植物学研究》，刊《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1966—1968）·第四纪地质》，1977年。
[9]《史记》卷三四《燕召公世家·索隐》。
[10]按：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孝王）七年，冬，大雨雹，江汉水。”（原注：牛马死，是年，厉王生。《御览》八十四引《史记》：周孝王七年，厉王生，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
[11]《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
[12]《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
[13]《左传》僖公四年。《史记》卷四《周本纪》。
[14]《太平御览》卷八四引《帝王世纪》：“昭王在位五十一年。”《外纪》同，又引皇甫谧曰：“在位二年。”《今本竹书纪年》：“昭王十九年，王陟。”按：《古本竹书纪年》于昭王十九年后即再未有记事，则昭王在位当以十九年为是。
[15]《尚书·说命下》：“若作酒醴，尔唯麹蘖；若作和羹，尔唯盐梅。”《说命》为殷高宗时所作，可见其时梅的栽培已相当普遍。
[16]有关这些树木在当时繁殖的文献记载，已征引在《植被的分布地区及其变迁》中，这里不再赘述。
[1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18]贾兰坡、张振标《河南淅川县下王岗遗址中的动物群》。
[19]《左传》文公十八年，襄公十八年。
[20]《史记》卷八〇《乐毅传》。
[21]《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22]《史记》卷二九《河渠书》。
[23]《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
[24]《后汉书》卷三一《郭伋传》：“伋为并州牧，……始至行郡，到西河美稷，有儿童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美稷县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儿童数百皆有竹马可骑，可能当地就有竹林。不过有谓其时竹马已经成为定称，不一定都是取用竹竿。唐时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记他从五台山起程赴长安时说：“为往长安，排比行李。……斋后便发，……取竹林路，从竹林寺前向西南。”寻此文意，五台山下当有竹林，不然竹林路和竹林寺就无所取义。又考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一〇《支植》：“卫公（李德裕）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纲维，每日报竹平安。”唐北都为今山西省太原市。太原种竹如此艰辛，五台山如何能有竹林，美稷县如何能有制作竹马的竹？书此志疑。
[25]《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京兆下》：“司竹园，在（鄠）县东十五里，园周回百里，置监丞掌之，以供国用。义宁元年，义师起，高祖第三女平阳公主举兵于司竹园。”
[26]《全唐诗》卷二二五，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九：“今日明人眼，临池好驿亭。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又之十三：“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又之十六：“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同。……野人矜绝险，水竹会平分。”
[27]《全唐诗》卷二一二，高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四：“南登滑台上，却望河淇间，竹树夹流水，孤城对远山。”
[28]《元史》卷九四《食货志》。按：《食货志》说：“腹里之河南、怀、孟”，中华书局本《元史》对于这句有校语说：“按本书卷五八《地理志》，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谓之腹里。河南府不属腹里。此‘河南’或系‘河间’之误。”按：《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元丰元年，滨、棣、沧州竹木、鱼果、炭泊税不及百钱蠲之。”沧州治所在今河北沧州市，滨州和棣州治分别在今山东省滨县和惠民县。竹木之税他州俱无，仅这三州有之，当系其地产竹。元时并沧州于河间府，是河间府亦产竹。校语改腹里河南为河间，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不过元时河南省亦有竹课。《元史·食货志》：“竹木课：腹里，竹二锭四十两，额外竹一千一百锭二两二钱。河南省，竹二十六万九千六百九十五竿，额外竹木一千七百四十八锭三十两一钱。”又“竹苇课：奉元路三干七百四十六锭二十七两九钱”。河南省的课税虽没有奉元路那么多，却远超于腹里怀、孟等州。元河间路治河间县，今河北省河间市。奉元路治长安县、今陕西省西安市。
[29]《文选》卷一。
[30]《文选》卷二。
[31]《初学记》卷二八《竹部》引。
[32]《文选》卷六。邺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洹水流经今河南省安阳市，东入白沟。白沟即曹操引淇水所修凿的人工水道。
[33]《文选》卷一六，潘安仁《闲居赋》。
[34]《晋书》卷三一《胡贵嫔传》。
[35]《文选》卷一〇，潘安仁《西征赋》。
[36]《水经·清水注》。
[37]《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
[38]《水经·清水注》。按：《水经·沁水注》：“上涧水导源西北辅山，……历析城山北。……《禹贡》所谓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也。……下有二泉，……数十步外多细竹。其水自山阴东入濩泽水。濩泽水，又东南注于沁水。……沁水又南五十余里，沿流上下，步径才通，小竹细筍，被于山渚，蒙茏茂密，奇为翳荟也”。这样的小竹细筍应为竹的一类。因为是小细筍，所以另著于此。析城山在今山西阳城县西南。
[39]《大唐六典》卷一九《司竹监》。
[40]《水经·淇水注》。
[41]《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www.xing528.com)
[42]《水经·渭水注》：“芒水出南山芒谷，北流，……迳盩厔县之竹圃中。”又说：“渭水迳（槐里）县之故城南，又东与芒水枝流合，水受芒水于竹圃，东北流又屈西北入于渭。”
[43]《大唐六典》卷一九《司竹监》。
[44]《苏轼诗集》卷三至卷五，编有苏轼为凤翔府节度判官时所作的诗多篇，其中往往提到凤翔府所属各处的竹林。并在一首诗下自注说：“盩厔县有官竹园，十数里不绝。”这里录在凤翔县的两首：一、《李氏园》（自注：李茂贞园也，今为王氏所有）：“朝游北城东，回首见修竹。”二、《大老寺竹间阁子》：“残花带叶暗，新筍出林香，但见竹叶绿，不知汧水黄。”
[45]《金史》卷四九《食货志》。
[46]《元史》卷九四《食货志》。
[47]雍正《陕西通志》卷七三《古迹》引《马志》：“斑竹园在盩厔县东二十里，周数顷余，隶秦府。内植斑竹，其大如椽，其密如箦。”按《马志》纂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
[48]雍正《陕西通志》卷四四《物产》引《盩厔县志》：“植竹，竹皆成斑，其大如椽，其密如箦。”所引的《盩厔县志》，当为康熙时所修，其文虽引自马理所修的《陕西通志》，亦可证明其时这片竹林仍然存在，并未残毁。
[49]现在西安城是明初在唐末韩建缩小的长安城的基础上改建的。现在一些街道的名称可能上溯到明初建城之时，如竹笆市、木头市、骡马市、五味什字等都是。这些街道长期保持着和它的名称有关的店铺设置。竹笆市更是特别明显。这样的街道如果不是明初旧有的，也是多历年所，有其渊源可寻的，1949年前后，竹笆市还有不少的制作和出卖竹器的店铺，由竹笆市的名称，就可证明关中一直是产竹的地区，并非是由明代后期秦藩斑竹园的废去而了无踪迹的。
[50]嘉庆重修《清一统志》卷二〇一《卫辉府》：“竹，旧出淇县。《明一统志》，辉县出。”
[51]嘉庆重修《清一统志》卷二〇四《怀庆府》：“竹，河内出。《府志》，国初贡竹，康熙年间裁免。”直至清朝末年怀庆府的竹林还是到处丛生，与其他灌木和柏林相交错，风景优美，为过往者所称道。产竹既多，竹器的制造自然也发达起来。近来（五十年代）报载，政府对于这一区域人民制作竹器的副业曾经加以提倡。
[52]《水经·淇水注》。
[53]《元史》卷九四《食货志》。
[54]乾隆《盩厔县志·古迹》。
[55]《孟子·告子上》：“今夫麰麦……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
[56]《荀子·富国篇》：“今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则亩数倍，一岁再获之。”
[57]《吕氏春秋·任地篇》。
[58]《齐民要术》卷二《大小麦》引。
[59]《齐民要术》卷二《大小麦》引。
[60]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
[61]《齐民要术》卷二《大小麦》。
[62]《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汉时颍川郡治阳翟县，南阳郡治宛县，分别为今河南省禹县和南阳市。《货殖列传》又说：“陈在楚夏之交。”其地在今河南省淮阳县。
[63]《文选》卷八。
[64]《李文饶文集》卷二〇。
[65]《文选》卷四。
[66]《酉阳杂俎》卷一八《木篇》。
[67]《说郛》卷三八，乐史《杨太真外传》。
[68]《太平御览》卷七六六《杂物部》引。
[69]《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
[70]《三国志》卷一四《蒋济传》：“车驾幸广陵，济表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帝不从。于是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帝驾即发。还到精湖，水稍尽，尽留船付济。船本历适数百里中，济更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断湖水，皆引后船，一时开遏入淮中。”《水经·淮水注》引《三州论》说：“淮湖纡远，水陆异路，山阳不通，陈敏穿沟，更凿马濑，百里渡湖。”
[71]《魏书》卷一一二《灵征志》。
[72]《全唐诗》卷四〇一，元稹《和乐天秋题曲江》：“长安最多处，多是曲江池。梅杏春尚小，芰荷秋已衰。”
《全唐诗》卷五三九，李商隐亦有以《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为题的诗篇。这皆可以证明长安以至关中各处，当时都是有梅树的。
[73]《宋史》卷一《太祖纪》。
[74]《苏轼诗集》卷三《次韵子由岐下诗》共二十一首，《杏花诗》即在其中。按：这组诗的引文说：“予既至岐下逾月，于其廨宇之北隙地为亭，亭前为横池，……池边有桃、李、杏、梨、樱桃、石榴、樗、槐、松、桧、柳三十余株。”苏轼为凤翔府节度判官为宋仁宗嘉祐六年十一月事，这组诗应作于这一年。
[75]《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嘉祐二年，试礼部。”
[76]《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77]李来荣《关于荔枝龙眼的研究》，1956年，科学出版社。
[78]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上，《宝颜堂秘笈》普集。
[79]蔡珪《撞冰行》，见元好问《中州集》卷一。
[80]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一。
[81]据竺可桢的征引，此事见元《郭天锡日记》。
[82]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上。
[83]《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时期气候的变迁》。下文论述湿润气候的变迁，所引证的材料亦见此文。
[84]《左传》昭公三年。
[85]《左传》成公六年。
[86]《诗·魏风·汾沮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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