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气候还是转向寒冷的。黄河流域再度不栽种梅树就是明显而重要的证据。苏轼咏杏花诗所说的：“关中幸无梅，赖汝充鼎和。”王安石咏红梅诗所说的：“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苏轼这首诗作于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74]。上距黄陂见象正为百年。苏轼为蜀人，其初至东京开封为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75]。王安石北来，略早于苏轼，其间相差也不过几年[76]。在这前后百年上下，北人竟已不认识梅花，可知其间变化还是相当巨大的。这里还可再举郭璞和邢昺的《尔雅》注疏为证。《尔雅·释木》曾举出梅树。郭璞注：“似杏实酢。”邢昺无疏。郭璞为晋时河东闻喜人，邢昺为宋时曹州济阴人。闻喜，今仍为山西闻喜县。济阴，今为山东菏泽市。盖均为北人，宜其难得说得具体。由郭璞作注，更可以知道晋时北方已无梅树。宋时不仅黄河流域无梅树，就是东南沿海的荔枝树，也曾不止一次被冻死[77]。长江下游的太湖，湖面广阔，为东南大泽，也曾经全部冰封，洞庭山上的柑橘树同样被冻死[78]。就是江南的运河，也不止一次结冰[79]，这都应是前所未有的气候变化。
到了元代初年，论者根据邱处机所作的《春游》诗。指出气候又趋于暖和，这首诗中有句说：“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80]。”现在杏花也在清明时节开放，可知当时的气候和现在相仿佛，已较为转暖。邱处机这首诗撰写于公元1224年，这一年是成吉思汗十九年，宋宁宗嘉定十七年。证明元代气候转暖的文献，目前所可知者仅这一点。虽属孤证，然以得之于目睹亲见，当非虚妄。自然景象，也不是偶然作为，因而是可以征信的。近人论元代气候的温暖，皆以当时黄河流域竹林为证。竹的有无不足以证明气候的变化，已见前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不过这样的温暖时期并未继续很久。就在元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已经有了江南运河结冰的记载[81]，接着太湖又连续封冻，柑橘树也被冻死[82]。温暖时期就这样再度转入寒冷期。这样寒冷的气候一直持续到明清两代。据竺可桢所征引、明清两代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当数到明代袁小修所写的《日记》和谈迁所撰的《北游录》。袁小修《日记》曾记录明万历三十六年至四十七年（公元1608—1619年）湖北沙市附近的气候。据所记录，则当时沙市春初的物候较现在武汉市物候约迟7天到30天。《北游录》则记载谈迁于清顺治十年至十二年（公元1653—1655年）往来于杭州及北京间的经历。据其所记，则当时北京的物候也较现在约迟一两星期。袁谈两家撰述的时候，前后相差50年上下，华中和华北两地区的气候大致相仿佛，皆较迟于现在，这当非偶然的现象。谈迁由杭州赴北京，乃是乘舟前往，在经过天津至北京一段路程时，运河冰冻，不能不改乘车辆。按照所记的日程推算，运河封冻期间竟多达107天。这段运河迄至现在，冬季也是会封冻的。不过据1930年至1949年的记录，平均封冻日期只有56天，其间相差是很悬殊的。就是春季开河的日期，清代初年也要较现在迟12天。根据这样的记载，应该说：明清两代的气候是转为寒冷时期的。(www.xing528.com)
由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从人类最初能从事生产活动时起，一直到现在的几千年间，气候时有变化。远古的温暖时期较为长久，秦汉以后，变化就较为频繁。愈到后来，寒冷时期却显得较长。这样温暖和寒冷时期的变化，只是从若干年月和具体事例显现出来的。应该说，气候的变化不仅在较长的时期有所显现，就是短暂的年月中也不是不可能体验出来的。历代史籍中的五行志就曾记载着酷寒、燠暑、早霜、严冰，这样的事例甚至是频繁有过的。但这只是一时的现象，难得作为一个时期显著变化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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