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面的论述，可知自西周后期气候转暖之后，历时还是相当长久的。这样的温暖时期一直延伸到战国末年。孟子[55]和荀子[56]所著的书中都曾提到黄河下游，今山东、河北等处，一岁再热。而《吕氏春秋》所说的菖始生之时，较现在为早[57]。这都是竺可桢所曾经引用和论证过的。可见战国末叶，气候还是相当温暖的。
可是到了汉代，气候又有了变化，由温暖转向寒冷。这由当时种麦时节可以得到证明。麦是主要农作物之一，所以种麦时节很受注意。《礼记》里面有一篇《月令》，是专记节气的篇章。这篇书是从《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抄出来编成的，应该看成《吕氏春秋》旧有的作品。根据《吕氏春秋》的记载，仲秋之月，就劝人种麦，不要失时，如果失时，就是有罪了。出之于西汉人士之手的《尚书大传》也说，秋昏虚星中可以种麦[58]。这是一句比较费解的话，虚是二十八宿中的一宿，是属于北方玄武之宿的一宿。这一宿在八月里黄昏时在天正中。也就是说种麦应该在八月。古代历法的推算有时候会发生差错，在农家看来，说月份不如说二十四节气来得准确。西汉末年氾胜之曾经说过，夏至后七十日可种宿麦。并且说，种得早了，就容易生虫，种得迟了，不仅穗子小而且颗粒少[59]。这是说夏至后七十日种麦算是最合适了。夏至后七十日，已近于白露。东汉时，崔是作《四民月令》，他把麦田分成薄田、中田和美田三种，白露节种薄田，秋分种中田，再后十天种美田[60]。贾思勰又把种麦的时间分成上时、中时和下时。他说八月上戊社前为上时，中戊前为中时，下戊前为下时[61]。这种说法和氾胜之、崔寔差不多。《氾胜之书》撰于长安。崔寔为涿郡安平人（安平今仍为河北省安平县），曾作过五原太守（五原郡治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贾思勰为齐郡益都人（益都在今山东益都县东北），曾为高阳郡太守（高阳郡治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西北）。他们的书中所说的当然都是黄河流域的情形。现在山西省西南部和陕西省西安市的种麦季节主要在白露和秋分之间。俗谚说：白露种高山，秋分种平川。这和《四民月令》所说的差相仿佛。如果和《氾胜之书》相比照，西汉时种麦还要早些。《氾胜之书》明确指出，种得早了，容易生虫。可是它所定的种麦日期还在白露之前，可见当时气候已经转寒。
近人论西汉气候，认为尚属于温暖时期，就以《史记·货殖列传》所说“蜀汉江陵千树橘；……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为证，并指出橘、漆、竹皆为副热带植物，汉时既能在陈、夏、渭川栽种[62]，这些地区的气候当然是温暖了。按：黄河流域在所谓温暖时期和寒冷时期都有竹的种植，前文已有论述，可见竹是不能作为黄河流域气候变化的证据的。不仅竹是这样的，橘和漆也是一样的。这里先来说橘。西汉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曾经说过：“卢橘夏熟，黄柑橙榛[63]。”这是司马相如对于长安城外上林苑中景物的描述。后来到唐时，李德裕撰《瑞橘赋》也曾说过：“魏武植朱橘于铜雀，华实莫就[64]。”铜雀台在邺，邺为今河北省临漳县。这两条不同的事例，就被用作西汉和曹魏气候不同的证据。可是也还有和《上林赋》所说的相反的记载。《三辅黄图》说：“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本注：宫以荔枝得名），以植所得奇林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柑橘皆百余本。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两者所记，殊不相同。移植异木，自是一时盛事。所植在上林苑中，司马相如作赋，也必然会据以描述。后来没有成活，就和司马相如无关。充其量也只是和后来的邺宫一样，似难说曹操时就较汉武帝时为寒冷。固然，在司马相如之后，东汉张衡撰《南都赋》时也曾说过：“穰橙邓橘[65]。”东汉南都在今河南省南阳市，穰县在河南邓县，而邓县在今湖北省襄阳市。这几处地方都在江陵之北。可以作为橘树北移的途径。但南都、穰、邓毕竟距江陵较近，似不能以之证明长安和邺城的气候。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66]和宋代乐史在《杨太真外传》中[67]都曾经指出：唐玄宗天宝年间蓬莱宫殿前栽种柑橘，并结得果实事。李德裕《瑞橘赋》也说过：唐武宗时，宫中还栽种橘树，并结得果实。李德裕为武宗首辅，段成式亦唐代人，乐史较后，生于宋初。目睹耳闻，皆当有据，非同虚妄。然这些只能证明唐时气候的温暖，不应以之上论西汉时的变化。至于漆树，司马迁之后，崔寔亦曾道及。《四民月令》说：“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诸树：竹、漆、桐、梓、松、柏、杂木。”所说种漆之地还应在陈、夏之北。可是曹魏时何晏撰《九州论》，却明白指出：“共汲好漆[68]。”共，今为河南省辉县，汲，今为河南省卫辉市，皆在陈、夏之北。曹魏为寒冷时期，黄河以北的共、汲就有漆树，因而就不应再以“陈夏千亩漆”来证明汉时的气候尚在温暖时期。
曹操在邺城铜雀台所种的朱橘未有华实，自是汉魏之际气候寒冷的证据。接着广陵故城之下的一段邗沟水道结冰，也确是前所未有的大事。这宗事发生在魏文帝黄初六年（公元225年）。这一年十月，魏文帝为了征讨吴国，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可是就在这一年，天气大寒，水道结冰，船只不得入江，因而退兵引还[69]。近人引用这条记载，多有误释处，难免与事实不符。不妨在这里略作说明。这里所说的广陵故城，相当于今江苏省扬州市。曹魏虽移广陵郡于今江苏清江市。然既明言故城，就不是位于今清江市的广陵城。这一次行军是以舟师自谯（今安徽省亳县）循涡水入淮，从陆道到徐县（今江苏省泗洪县），然后再至广陵故城。为什么改行陆道？是因为淮水以南广陵郡城和广陵故城之间有一段水道不通，几千只战船皆停滞不得行。由于蒋济的努力疏浚，才得继续前进，一直进到精湖以南。后来退军回来，由于精湖以北水浅，蒋济再没法疏浚，才得全军归来[70]。精湖在今江苏宝应县南，今犹称为津湖，盖音近易讹。精湖以南，距江已不很远。这一段水道当是邗沟的踪迹。所谓水道结冰，当指这一段水道而言。这段水道不如淮水的深广，是可能容易结冰的。由于这段水道结冰，魏国的舟师才不得入江。论者引用这条史料，却认为结冰的水道竟是淮水。如果是淮水水道结冰，何须蒋济疏浚淮南水道？舟师又何能进到精湖以南？如果是淮水冰冻，当然也可以说是一次气候的变化，但与精湖以南至于江边的水道结冰相比，其意义就显得有所差距，甚至不必作为重要的事例，特别提起。(www.xing528.com)
这次在广陵故城附近的水道结冰，虽是曹魏开国未久的事故，可以和后来南朝在建康覆舟山下建立冰房事相联系，可知这一时期寒冷季节的悠长。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南京结冰是少见的。南朝为了藏冰而特建了冰房，也是以前少有的。竺可桢举出这宗事情来说明当时气候的特点，饶有意义。
南北朝时气候寒冷的事例，还可举出北魏贾思勰在所著的《齐民要术》对于当时果木树的记载。据贾思勰的记载，当时黄河流域杏花在三月始盛开，而枣树生叶和桑花凋谢在四月初旬。当时的三月约当现在阳历四月中旬，其四月初旬应为现在五月上旬。显然可见，当时这些果木树的出叶和花开花谢还较现在为迟。尤其值得注意的乃是冬季对于石榴树的保护。当时石榴树越冬，须用蒲藁裹而缠之，不然就要冻死。这在现在黄河下游也是未曾有过的现象。这宗事例和南朝在建康建立冰房事分别见于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虽说都属于孤证，却是应予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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