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温暖时期，历史相当悠久。前面说到殷人的获象乃是武丁时事。武丁为王已在商代后期。直到周初，还是相当温暖，竺可桢以《诗·国风·召南·摽有梅》所咏的“摽有梅，顷筐塈之”为证。召为周畿内采邑，所谓召南之地，亦只在岐山之阳[9]。《召南》虽有《江有汜》篇，然《摽有梅》似难说到与江有关的地方。岐山之阳也就是今陕西省岐山、眉县等处。竺可桢于此还征引了《诗·国风·豳风·七月》为证。两篇诗据说都作于西周时，但所显示的气候却很不相同。能有梅树，可见当地气候仍相当温暖。可是《七月》诗中所说的季节，却较《召南》为迟。豳与召相距很近，如何能有两种不同的气候？这似乎不能以豳地海拔高的缘故来解释。《诗序》对这篇诗的写作年代的说法实嫌笼统，似不易就此得出肯定的结论。
虽然如此，西周时期的气候确实是曾经由温暖转向寒冷。因为《今本竹书纪年》有这么一条记载：“周孝王七年，江汉俱冻[10]。”而且只有这么一条，此事未见于《古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虽多不可尽信，然江汉冻结乃自然现象与人事无关，可能并非有意作伪。
就是江汉确有冻结，寒冷时期也不会过长。竺可桢于此征引了《诗·卫风·淇奥》所咏的“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作为证明。《淇奥》一篇，据说是美武公之德，当作于卫武公之时。卫武公元年为周宣王十六年[11]，是年上距周孝王七年为89年。淇水之旁的绿竹猗猗，应该不是从这一年起才开始有的。《淇奥》这篇诗的撰写时间虽显得略早，然以竹证寒温的变化终究感到勉强，不如征引《秦风·终南》一篇为合适。这篇诗说：“终南何有？有条有梅。”这里明确提出梅树，梅树对于气候变化的感受较为灵敏，能够说明问题。《诗序》以为《终南》这篇诗，是为了告诫襄公而撰写的。秦襄公元年为周幽王五年[12]。这一年较卫武公元年迟35年。卫武公在位时久，共55年。卫武公四十七年，秦襄公即已逝世。因此不能就说《淇奥》一篇的撰述就早于《终南》。周孝王江汉冻结之前，是什么时候由温暖转为寒冷的？也无所证实。最早似不能超过周昭王时。周昭王南征不返，卒于江上[13]。若其时气候已经转寒，江汉可能冻结，昭王是不会轻易南征的。昭王在位年数说者间有不同，大约以十九年为是[14]。由周昭王十九年至周幽王五年，亦将及两个世纪。(www.xing528.com)
西周和春秋时期，梅在黄河流域多所种植，这在《诗经》里曾经有过多次的描述，足以证明当时的气候是相当温暖的。但梅在黄河流域并不是直到西周和春秋时期才开始繁殖的，根据《尚书》的记载，在商代即已用梅作调和饮食的调料[15]，可见它在黄河流域的种植是很早的。当然也可作为商代气候温暖的证明。
证明这一时期气候的温暖，除梅而外，还可举出一些例证，檀、棕、楠、杉、豫章等树在那时都是黄河流域不难见到的树木。檀见于关中和中条山上；棕见于秦岭和崤山、熊耳山，最北且达到白于山和六盘山；楠见于秦岭和崤山；杉见于终南山；豫章则见于关中[16]。这些树木大致在唐代以后就很少再见于有关黄河流域的记载。这正有助于说明前后不同时期气候温暖的差异。这里所说的秦岭、终南、中条、崤山和熊耳诸山，东西相望仿佛成为一线。白于山和六盘山却远在今陕西北部和宁夏南部，相差很远。可见气候的变化不仅限于秦岭和淮水的南北。近人论及黄河中游的森林，以现在陕北和宁夏的干旱，否认历史时期这些地区曾经有过森林，而不悟气温湿度前后的变化。以现在的自然条件如何能够论证千百年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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