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境遇

学者简介

李德顺，1945年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哲学系主任等。1992年获评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专家。时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会会长。近年来，在中国政法大学首倡建立了新兴交叉（二级）学科“法治文化”，已招收培养数届博士生和博士后人员。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在创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和价值观念理论、当代文化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著述丰硕，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无疑是进行认真回顾和总结的好时机。25年前，《哲学动态》曾对您做过一次访谈，题目是《探索哲学的繁荣之路》，发表在刊物1993年第1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您怎样看待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

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具体而言，其凸显的问题意识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间，究竟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状态？两者是否同时共进，已经达到了深度的结合？面对这一重大问题，我的感觉是有喜有忧。喜的是，在这些年里，面对波澜壮阔而又矛盾重重的现实生活和历史潮流，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广度、深度，以及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是以往所不可比拟的，可以说正在走上“繁荣之路”。忧的是，如果归纳分析一下，可以发现，这些成果所塑造的理论形象还不够丰满；理论特色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还不够明朗；特别是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它的社会影响力反而有所减弱。

哲学家的所喜所忧无疑体现了一种反思精神。这些年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确实取得了许多重要的、令人喜悦的理论收获和研究成果。您认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什么？

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这一理论体系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战略的历史性重大成果，因此它也需要在全方位的理论和实践思考中形成和确立起来。实践中面对的问题很多，理论上的斟酌和分辨当然也必不可少。这就意味着哲学层面的研究和论争不可回避。回顾这段历史，应该说中国整个哲学界，包括中、西、马和其他二级学科的绝大多数研究者在内，都有积极的参与和贡献；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理所当然是其中最直接、最积极、最重要的参与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这些年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的所有工作，包括理论争论，都在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过程的深刻和艰难。这些努力的成果和它们的影响，应该说也是有目共睹的。为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战斗前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光荣。

同时，当代中国的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经历了百年一遇的历史考验，使自身的学科建设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正在对外塑造中华崛起的理论形象，成为世界哲学领域一支新兴的力量。

粗略地说，主要是这些。若进行更为细致的罗列，恐怕我一时还做不到。

若进行碎片化的罗列，当然可以做许多文章；但这并不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趋向提供根本的参考。您能否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哲学学科建设方面的新进展？

好吧。就我所经历的事件而言，可以举出不少例子。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领域，有两方面的工作就十分突出。

一是经典著作的文本整理和研究。也就是说，从过去主要是面对经苏联之手传递过来的“二手”资料和苏联学界的研究范式，变成了中国学者尽可能直接面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文版本、“一手”资料，并参照其他各国的研究、结合中国实际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范式。这方面的大量成果，构成了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繁荣发展的主要标志。这是近些年来一个很大的变化，也是走向哲学研究前沿的重要途径。

二是原理研究方面。从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关于实践、主体性、价值等问题的后续研究和持续争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包括该不该和怎样突破苏联教科书“两个主义”模式的争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等探讨，目前都显现出了积极的效果：“马工程”教科书已不再遵循“两个主义”的框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人民的理论”，以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等观念，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已经成为中央的“顶层”表述；至于价值研究，这个曾一度被当作与马克思主义相排斥的话题，今天不仅已是哲学研究的正式分支，也成了社会的“热词”之一……所有这些，都是解放思想、回归实事求是的产物，也是推动改革深化的精神因素。

可以看出，您是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来思考问题的。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展的描述也很令人鼓舞。常言道，“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我们更想知道的是，使您担忧的还有什么呢？

我主要担忧的是研究体制和学术风气。伴随时代的发展，我们需要及时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机制和学术风气，才能保证理论和学术健康持续发展。没有先进的研究体制和良好的学术风气，已有的创造性成果也难以巩固，更得不到持续的深化、提升和积累，只能昙花一现式地自生自灭；而缺少自我批判的理论“创新”，必然会因其随意性过强，导致难以沟通和形成共识，结果反而加剧社会思想的分裂和低端化，不足以引领社会文化的提升。比如，事关国家主导理论和主导价值观的很多基本观念，包括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人民主体、民主法治，直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目前的解释仍然不够鲜明、彻底、完整，在社会舆论中的反应也很混乱。国内外关于“中国有好故事，却缺少好话语”的印象，表明已经出现理论落后于实践、思想游离于实际、观念滞后于历史的迹象。

深层的隐忧确实十分严重。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导致了这些迹象的产生？比如您经常提到的“以问题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不正是国家层面和学术界很多人都一直在呼吁的吗？既然大家都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实行起来却何以不见大的成效呢？

造成问题意识淡化的部分原因，我想可能首先是由于人们对“问题”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理解很不相同。由于具体想法不同，实际做法必然不同，产生的效果当然也就大相径庭。譬如，有些“问题”并不是来自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部，而是来自纯粹的书本话语，或者来自个人兴趣或学派门户的成见，抑或只是来自时尚口号和领导意图等。这样的“问题”往往缺少科学和实践的公共性，科学含量很低，实际是一些“小、偏、虚、假”的话题，当然难以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共鸣。这类以虚代实的“问题”越多，就越是无法凝聚公共理论资源和研究成果，只能由持问者在固定的小圈子里自说自话了。

再者，“以问题为中心”并不是学者自己有了主观意愿，就能自然而然做到的。因为体制有更大的力量，它关注什么，就能够把多数人引向哪里。比如，虽然大家都不否认要有“问题意识”，但实际的学科设置、科研立项、作品评价甚至职称晋升，如果并不是以“提出和回答什么真问题、回答得好不好”为标准，而是以能否配合政策宣传和时政口径，或者是否有利于坚守学派门户，甚至干脆直接以科研管理上的形式主义“业绩”（报表数据）贡献为标准，那么结果恰恰是否定了研究对象的“问题含量”，而以一种主观上的“效果预期”为标准了。这样的“问题导向”，往往使科研沦为“命题作文”“为发表而发表”，其后果可想而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这样的情境氛围，其负面作用更为严重。

不良的情境氛围无疑会给哲学研究和思想创造带来极大伤害。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说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其负面作用更为严重？

我们知道，以问题为中心、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原本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传统特色。从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到新中国每次政治运动几乎都伴有相应的哲学批判和争论，再到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起点的改革开放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讨，这些都足以表明：力求结合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回应时代要求，提出和解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顶层问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动力。尽管各个时期面对的问题情境不同，所经过的理论过程和达到的理论高度不同，留下的成果质量也参差不齐，但力求理论联系实际，从重大现实问题着眼，始终让哲学与时代偕行，与人民的实践偕行，与中华民族荣辱与共，这一主线已经定型为一种传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特色和优势之一。

据我体会，我们要联系的“实际”，主要指社会实践和各门科学的发展。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书和工作时就已体会到，在这个被当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排头兵”的团队里，做学问不是去做书斋和书本里的“纯学术”，学科界限不是那么分明，而是始终重视两大现实：一是关心国内外大事；二是关注各门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这样做哲学，总体上就是力求达到人类实践和思维发展的新高度、新境界。所以在事关国家人民命运的重大问题面前，这里的理论思考总是很活跃，产生的学术成果也比较能代表国内哲学领域的热点和前沿。

“以问题为中心”，就需要超越学科壁垒，实行多学科合作，促进面向实践的学科融合。但是近些年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学科之间的分化似乎成了主流。由于学科分化和学风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好传统似乎被抛弃了。比如，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是结合“三大发现”建立自己哲学的。可见，密切关注并依靠科学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宗”传统。记得我给肖前老师当助手时，他给本科生讲唯物辩证法，就交给我一项任务，他的原话是：“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准备，专门讲一次相对论。”我用心钻研了一下，觉得获益匪浅。理论物理学界围绕相对论的研究和讨论，对我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形态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合理形态”，非常有启发。但是，当今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已很少关注科学前沿的问题，科技界也很少讨论哲学问题，多学科共同参与活动也极为少见。我很遗憾地感到，我们对科学前沿的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过去。这个差距，对于别的学科来说也许并不重要，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说就很严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怎么可能在贫乏落后的科学知识基础上，去攀登人类思维的顶峰，去提炼时代精神的精华？

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您看来，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好传统，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付出努力？我们目前的体制似乎已经特别强调并着力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教育，这是不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实际情形可能相反。也许正因为在体制上着力过度，才更凸显出“问题意识”本身的问题。比如，“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教育”是一个正命题，此点毋庸置疑。但“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宏大的科学学说体系，从分科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个“大家族”，涉及了文、史、哲、经、政、法、艺等各个学科，并不仅属某一学科。学科分化前，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整个学术研究体系中是起带头作用的，能够覆盖和统领各个学科研究。如今要给这个大家族另立“户口”，使它成为一个外在于各个组成部分的学科实体。这是否符合科学研究的本性和规律，就十分值得质疑。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哲学”？若划归“马克思主义”，那么哲学中将只剩下“中哲”“西哲”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若划归“哲学”，那么又如何体现世界观与方法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呢？……这样的问题，估计在“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那里也是一样的。

实践中的问题更加明显。由于通过行政体系来推行这种学科分化，导致某些学科的归属问题与若干政策性的实际权益相互掺杂，就出现了种种体制性的不协调、不公平、不团结的现象。这样下去，弄不好反而会削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使它失去渗透和指导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功能。

您说的体制性麻烦确实存在。高校学生往往遇到“两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困惑：一套是公共理论课即“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的哲学；另一套是哲学专业课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套体系如果完全一样，就会因互相重复而使其中一个成为多余；如果不一致，则会让人疑惑，到底哪个是马克思主义？另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保持多样化的讲法，各有所用，有什么不好吗？

事实上，“多样化的讲法”是一直存在的。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一直都是多样化的。就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过去就有经过教育部认可的几个版本流行。而建立单独一级学科的用意，似乎是把过去仅仅属于公共思想理论课的内容，加以升级放大，通过学科建制、教材编写、权威审读、行政权力和财政的特别支持等，试图将它定格于一套权威适用的标准化体系。所以它强调要使用自上而下指定的统一版本，而不鼓励多样化。(www.xing528.com)

这样理解和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来说，可能会产生让人们意想不到或不愿意看见的某些消极影响，比如疏离它与现实的联系，弱化它的问题意识，进而缩小它的发展空间。

您的这个担忧很重要而且很尖锐。那么，现实中有具体的表现吗？

我觉得事实上已经有了。近年来形成的某种学术氛围，使得结合现实、以问题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好似陷入了重围。比如，我二十年前担心的“趋史避论”倾向，近年继续膨胀了。据我观察，“趋史避论”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在现实问题面前，理论研究的空间过于狭窄，且不时有政治风险，成本过高；这就促使一些人转而寻求既有必要又较安全的路径。于是面朝经典，推崇先人，挖掘史料，寻章摘句，借古喻今，曲笔现实，就成为一种时尚。但是，若由此而引发经学主义死灰复燃，那就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了。

经学主义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治学方式，时下有些国学研究者仍然主张这种方式。其学理使然，并不难理解。但把它扩展到研究西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来，成为普遍的学术规范，则有害无益。经学主义的主要特征是迷信经典，崇拜权威，学统至上，门户森严。它往往表现为迷恋话语，结论在先；剪裁历史，为我所用；蔑视实践，远离大众。这些恰恰与当代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背道而驰。

“史”是“论”的根基，“经典”是文化提升的阶梯。因此，阅史循典是治学的必经之路。而“趋史避论”的偏差，主要出在以狭隘的眼光看待哲学的历史和经典。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说法当然不错，但不能将当代哲学理解为唯此一家，并且只等于西方哲学史，而忽略甚至否定中国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读经典，重文本”也没有错，但不能将之理解为只重古人和前人的经典，不看今人和当代的经典，更不能只就文本说文本，而不关注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经学主义的误导恰恰是从这里开始的。比如，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西方，就有人竭力通过“溯源”把它归还给西方。有学者一直热衷于将马克思哲学作“近黑格尔”的解释，如今则时兴作“近康德”或其他人的解释。鉴于马克思哲学似乎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有学者就总是想通过当代流派的视角，把它“落实”或归结成某个现成的模式，如苏联教科书的体系，或某个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如分析主义、历史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生态主义，等等。总之，在这种“史”的研究中，马克思哲学“前有源，后有流，唯独不见它自己”，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其实并未成为主要经典，马克思哲学的独创性及其划时代的意义也就被实际地遮蔽，甚至刻意地隐而不见。如果除了考据式的话语，其他什么都不能说，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说，还有多少可供自己追究的真正的问题？如果不以问题为中心，哪里还会有这一研究方向的生命力？

这就是您前面提到的“结合现实、以问题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陷入了重围’”？

是的。简而言之，可以说有“三围”：一是前面谈到的“体制之围”；二是刚才谈到的治学方式即“学风之围”；三是它们的共同结果即“话语之围”。借用时下流行的说法，“话语之围”是指，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回答问题，越来越难以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风格和逻辑，而是被中西传统话语“套路化”着。有许多概念确实需要仔细而深入的斟酌，如“人类世界”与“天下”、“共产主义”与“大同”、“和谐”与“和合”、“存在”与“本体”、“人的存在”与“人性”、“主体”与“主观”、“现代化”与“现代性”、“价值”与“价值观”、“解放思想”与“启蒙”，等等。这些概念的所指和能指多有重合或交集，但它们在不同理论体系中的含义、地位和意义各有不同，不是可以轻易互贴标签、互相套用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使用哪种表述更准确、更深刻、更全面，以及更能体现思想逻辑的彻底性，是一个必要的文化沟通过程。一般而言，能够自觉地对概念加以斟酌和取舍，是一项学术基本功。但可惜的是，我们目前还未形成这样的氛围和习惯，更多的是不加批判地接受甚至盲目追随某些时尚话语。于是，在重大现实问题面前，就显得缺少独立思考，有些“失语”。

您说的这种“失语”，应该是指实质性的内容方面；从形式上看，大家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在舆论上，我们始终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是这么回事。当然，始终不渝地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还应当看到，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形式上的倡导”总比“内容上的构建”要简单容易一些。但要知道，中西传统哲学都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经过千锤百炼的接续，已经相当配套成熟了。它们的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有些已经变成了普遍的习惯。而马克思主义才有一百多年不到二百年的时间，虽然它并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凭空出现的神秘观念，但它毕竟是人类大变革时代产生的一套全新的思想体系。一般说来，在形式上貌似于传统的新内容，总是容易被首先注意和接纳；而在实质上不同于传统的新思路，则往往被忽视或误解于一时。实际上，马克思的革命性思维方式和理论话语，特别是其哲学层面的成果，还未来得及被充分消化和体验。这就告诉我们，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下一番坚持不懈的艰苦工夫，不经历一番“头脑风暴”的自我洗礼，肯定是不行的；空喊口号、急于求成也是无益的。“中、西、马”的会通和融合，只能在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中寻求共识，而不可能靠话语的转移来实现。

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实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超越种种急于求成压力的束缚，突破“三围”，强化自身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意识，切实走出会通中、西、马的新路子，才能构建与振兴中华文化同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

按您所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确任务很重、挑战严峻。那么怎样突破“三围”，强化问题意识呢？譬如，怎样把握当前的重大问题？

真实的问题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被发现和揭示出来的。“三围”的毛病，是用人为的制造代替或遮蔽了客观的问题。如果回到客观的历史和现实，那么可以说，重大问题俯拾皆是。比如，当前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所有领域深化改革时，必然会遇到某些共同的深层理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复杂且日益激化的矛盾冲突中，也已经显露出某些具有普遍性的思想理念和思维方式问题；在科学和技术革命越来越改变人的日常生活和世界文明格局的趋势面前，更是无法回避对人的本质、本性、前途和命运的深度反思和重建……总之，只要你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只要你有马克思那样着眼于人类解放的胸怀，只要你关注现实和实践，就不难从现实中找到问题。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首先是指哲学的高度。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不在于“说什么”（什么话题都能说），而在于“怎么说”（说的立场、说的角度、说的层次、说的深度和广度等），即：要超越特殊的具体性，达到普遍的具体性。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是要在立场、角度、层次、深度和广度等方面，力求达到人类思维所达到的最新高度、最新境界。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停留于书斋里的学问，也不是哪个宗教门派的独家话语。它本质上是对人类生存发展实践的根本问题进行的思考和总结，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所以，自觉地追求和保持这样的高度，才能坚持不懈地以问题为中心，突破各种局限。如果高度不够，那么你越是滞留于现实的层面，就越是容易为“三围”所困，找不到自己在哲学上的立足点和生长点，而只能跟在其他具体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等）或其他学派的后面，做人家已经做或提倡做的事情，去“敲那敞开的门”。

看来问题意识的缺失，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我们也会听到另一种意见：现在主要不是缺少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而是缺少踏踏实实读经典、认真积累知识的态度。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说法？

其实并不矛盾，关键要是看谁对谁来说。对于学生和青年学者来说，这样强调是有必要的。我从近年不少博士论文中也发现，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论文，表明作者未读或很少系统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他们往往是把一知半解的“马列主义”加上时兴的中西哲学材料，“加工”在一起进而当作自己论文写作的主要基础。这样的学问，当然根底很浅。

但请你注意，我这里主要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实上，研究的不足与教育教学的偏差是相互影响的。比如，引导学生读经典完全必要；但读什么经典、怎样读，则与引导者自己的研究体会有关。如果导师自己都不知道针对什么问题来读经典，而是脱离学生的实际，不引导他们从最基础性的经典读起，把基础打牢，却忙于走“捷径”、追时尚、搞“创新”，那是会误人子弟的。学习中西哲学史，如果不首先去阅读哲学史的经典著作，却一头扎进老子、孔子、柏拉图、康德等人的个别“经典”中去，结果必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即“目无全史”；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去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不知其中的哲学经典，以了解其思想的原貌和来龙去脉，却一头扎进某一“西马”或“中马”的当下体系中去，结果也只能是知其流而不知其源、得其末而不得其本，很难把真“经”学到手。

要知道，古今中外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数量十分庞大，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任何人毕其一生也不可能全部读完，所以，读经典不是一劳永逸的。而且倘若没有相应的问题意识，达不到相应的研究高度，就会连该从哪里读起、读哪些经典、怎样读这些经典，都会盲目被动、随波逐流。所以说，“读经典、打基础”与“看实际、想问题”不应该是彼此分离和对立的。

看来您主张将问题意识也贯彻到读经典的过程之中。那么，这样的方式怎样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呢？

其实，问题也是知识和经验累积起来的产物。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产生于经典结论与历史进程的交集之处。所以，“以问题为中心”就是要站在思想发展的现实高度，去梳理实践与理论的逻辑，找到产生和解决问题的线索。关于在哲学研究中怎样“将问题意识贯彻于读经典之中”，我有两点切身的体会。

一是要区分“引证”和“论证”。这里的关键是，不要把前人的成果仅仅当作现成的知识，更不能奢求它们提供现成的答案。既有的知识总是过去成果的凝练，经典则是思想发展的历史“阶梯”。我们探索和回答当代问题，是要借助它们向上攀登，不是为了站在“阶梯”上欣赏或自我欣赏。所以，永远不要把引证当作论证。引证通常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有效的论证，即证明被引证者确有引证中所指谓的意思。除此之外，对任何哪怕是最有权威者的引证，都不能代替以“逻辑证明”（内部完备）和“实践检验”（外部证明）为基本标志的科学论证。这是任何科学研究都不应违背的规则，哲学也不例外。

二是可以尝试一种“倒过来”的阅读顺序。按照时间顺序“从头读起，阅读全程”，是一般知识积累的顺序，更是历史和思想史研究专业的铁定方式。哲学思想的研究，包括对某一学者或学派的研究，都应该以其创始人的生平、著述和思想传播演进的过程为根据，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颠倒。这是“史”的研究方式的必需，也是学术文化建设的必需。但这样的工作，往往不是一代人毕生所能完成的；而且“史”的研究成果，只可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线索，却不能代替解决现实问题——就像关于猴子变人的过程，至今还有许多空白需要填充，但不影响人类进步一样。

“以问题为中心”的理论研究，则可借鉴马克思“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启示。不是不要读史，而是在积累了以往读史知识的基础上，针对现实问题，将阅读的时间顺序“倒过来”，有重点、有选择地“从后往前读”。首先阅读能够代表某一现实问题的“经典”；然后针对其引发的思考和争议，去阅读各种意见所依据的经典，逐级追溯，从中找出形成今天问题的理论和逻辑起点；再进行理论批判，考察思维方式上的得失；进而再进一步进行新的思考尝试；等等。这样也许更易于站在思想理论发展全局的高度，去把握问题，为解决问题、创新发展开拓出空间。

您这里提出了很多新的想法，相信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甚至整个哲学研究产生积极影响。您能否作个简单的结论，来展示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境遇的理解？

我们的确处在一个需要而且能够产生新的伟大思想的时代。尽管世俗风气似乎有点冷落哲学，但哲学本身不会因此而冷漠。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哲学就是一门负责人类“远虑”的学问。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所以，对于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来说，不妨套用一个时尚的话语：担当。在当前的特殊境遇下，要懂得怎样担当，勇于担当，才能不辜负这个挑战与机遇并重的时代！

［特约记者：李冬，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原载《哲学动态》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