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新境界：访王伟光

学者简介

王伟光，1950年生于辽宁丹东，祖籍山东海阳。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82年考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获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哲学一级学科学术带头人，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1987年获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与教学，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发展动力、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利益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利益关系及利益矛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主要有： 《社会主义矛盾、动力与改革》《经济利益、政治秩序、社会稳定》《谈谈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利益论》《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与实践》《科学发展观基本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基本问题》《效率、公平、和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与实践》《党校工作规律研究》《王伟光自选集》《王伟光讲习录》。主编的著作主要有： 《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科学发展观概论》、《社会主义通史》（8卷本）。译著主要有： 《历史与阶级意识》、《西方政治思想概论》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国家级报刊发表论文300余篇，多篇论文为《新华文摘》转载。

作为当今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理论家，您自20世纪80年代末博士论文期间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研究特色，即始终将学术研究的重心置于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探索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从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对此，本刊在1994年曾以《现实的哲学必须研究现实的矛盾》为题对您进行过专访。近年来，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对诸多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有了新的研究和解答。十分感谢您再一次接受我们的专访。请您回顾一下您是如何形成这一治学理念和理论研究的特点的。

我先说明一下，我既称不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更谈不上著名，充其量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

关于治学理念和理论研究，我在大学时期就认识到，要学好哲学，需要密切关注现实实际，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分析与综合的科学的抽象方法认识问题、说明问题。在学习与研究中要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即广与深的关系、实践学习与读书学习的关系、研读马列原著与研读其他参考书籍的关系、研究现实问题与研究理论问题的关系。从事理论研究后，我为自己设计的研究方向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现实生活为根基，以研究利益问题为基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对象，以改革开放为主题，以正确认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诸多社会矛盾为课题，以寻求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应有的发展动力为目的，探索出一条集教学、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于一体的，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哲学之路。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功底扎实、理论联系实际、有益于人民的理论人才。

为了实现以上目标，我在理论研究中特别注意两方面的修养：一方面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是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现实问题，着眼于应用。我认为，仅仅把研究马克思主义作为职业，解决谋生问题，这不是正确的态度。要立志做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秀才，为了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南，认真阅读、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切实地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贡献。

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探索，主要焦点和难点在于如何抓住重大现实问题，找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结合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时代精神和新的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捕捉住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并不难，但做起来却非常之难。把设想变成理论，不但需要勇气和智慧，更需要不怕失误的胸怀和气度。在创新的征途上是没有退路的，理论只有在回答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进行哲学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途径是“两头抓”：一是抓历史源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到中华民族哲学和外国哲学中探求哲学理念；二是抓现实源头，结合时代精神，针对改革开放的鲜活实践，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上加以分析和回答，企求哲学的概括和升华。

问题是时代的先声。罗素在1922年出版过一本《中国问题》，将中国问题归结为文字问题、儒学问题、科考问题。时隔80余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亟待理论界予以回答。您在2001年出版的专著《利益论》据说已有3版，对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诸多矛盾和问题的总根源——利益问题进行了全面探索，在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请问您今天如何看待利益问题？

利益问题的确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严肃的哲学理论问题。我在《利益论》这部专著中主要从理论层面、现实层面两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利益问题。可以说，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从利益上找到根源，找到原因，找到答案。在上一次访谈中我也谈到，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要善于概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利益论就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难点、热点范畴。

从哲学史上来看，正是由于接触了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利益问题，才推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转向对现实经济关系的研究，创立了唯物史观。也正是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说明了利益的本质、特点及其历史作用，阐述了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利益纠纷是阶级斗争产生的物质根源；利益冲突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利益是思想的基础，利益决定思想，决定并支配政治权力和政治活动；物质的生产关系是利益的社会基础和本质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说明利益范畴，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利益问题的理论。

从历史的跨度来看，利益是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力，站在利益的角度可以透视整个人类社会，揭示社会历史之谜。从当今风云突变的国际形势来看，利益问题是左右国际局势的深层原因，从利益理论出发可以洞察世界格局变化的动向。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利益关系，合理地调整利益结构，化解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建立有利于利益竞争和利益协调的社会体制，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与否的一个关键问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原则认识和处理问题，可以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调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等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保持社会持续、稳定、和谐发展。利益牵动人们的每一根神经，左右人们的言行，是人们从事社会历史活动的内在动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论述利益理论，说明利益问题，是时代的需要、改革的需要、实践的需要。

历史实践证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这就对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提出了“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那么，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切入点应该是什么？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从哲学的高度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经验，并概括、提升，形成理论成果，应该是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切入点，也是哲学工作者应当关注的重大课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与中国实际的特殊性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总结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实践的首要经验。一部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史。3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赋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时代的和民族的内涵，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改革开放的实践，成功地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改革开放30年来的理论主题，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永恒的主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当今世情、国情突变的新形势下，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清醒认识并科学回答三个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并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鲜经验，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作出了独特贡献。这三大理论创新成果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角度来看，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思想进程，具有重大意义。正如改革开放的实践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也是在同各种思想观点、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中实现的。世界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引发了思想上的大解放，带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发展，而改革开放实践上的大变革又带来了思想上的大解放，推动了理论上的大创新，如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姓“社”姓“资”判断标准的争论、股份制的争论，等等。尽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经济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先后粉墨登场，企图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和发展道路，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引领、抵制、批判、扬弃不同思想观念、社会思潮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意识形态的主脉，成为现代化建设新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引领当代中国特色发展的理论号角。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确实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但任何理论的形成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促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中，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前提，对于这个前提，您做何种理解？

我在纪念改革开放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等一系列论文中，都十分强调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正是改革开放下的思想解放运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推向了新境界，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成果又反过来促进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解放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意义表现在：

首先，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先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每次转折都是解放思想开路，从错误路线指导转到正确路线指导，从挫折走向成功，从低谷走向高潮，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首先归功于解放思想的强大威力。

其次，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思想解放的历史，改革开放离不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谋求发展的历史。比如，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中实践标准的重申与确认，主要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僵化观点，恢复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界限，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判断姓“资”姓“社”的固定僵化的思维定式，恢复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再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改革开放，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当前必须集中破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时代课题，不断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方法，切实推进改革开放，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之路。

30年前，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科学求实、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巨大理论勇气，积极投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今天，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要继续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经过解放思想和理论探索，我们党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其中，当前最新的并将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成果是什么？

一是科学发展观。一定的发展观受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说明和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科学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基本问题。也就是说，搞清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发展主体、发展战略、发展思路、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目标、发展规划、发展措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既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辩证的发展观，又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唯物史观的发展观，也是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推进发展进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顺利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破除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观念和做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办事，促进中国社会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建设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实现目标，也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从理论出发，而是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提出来的重大命题，是从化解当前社会发展所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需要出发而提出来的重大课题。因为有矛盾才要求和谐，矛盾多了，问题多了，才有了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认识和谐，首先要认识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前提是认识和解决矛盾。不回答和不解决社会矛盾问题，就无法建设和谐社会。所谓和谐社会，不是否定矛盾，而是强调社会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求得统一与和谐。从理论和实践上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深化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及其重要特征的认识，拓宽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视野；深化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指导思想的认识，拓宽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视野；深化了关于共产党执政任务的认识，拓宽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视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认识成果。

一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成果。除了以上两个基本理论问题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还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需要我们破解。市场经济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分配问题、“三农”问题、“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民生、民主和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文化建设问题、社会道德建设问题、教育问题，等等，既是实际问题，又是理论问题，都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回答，并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方面可以提供系统总结和剖析社会主义作为思想、运动和实践的历史经验，有利于全面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史；另一方面，它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际问题的研究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您刚提到，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最新成果之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首先要研究和谐与矛盾的关系。深入到社会领域，如何正确处理社会和谐与社会各种矛盾之间的关系，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它的重要性在当前愈益凸显。请您就当前正确认识、处理社会现实矛盾及人民内部矛盾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作进一步的阐述。

好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今天，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又出现并遇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隐患，严重制约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正因为有矛盾，而且这些矛盾还较为突出、较为紧张、较为尖锐，所以才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从理论层面看，社会和谐与社会矛盾之间存在一个深层次的哲学问题，即和谐与矛盾的关系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观点，认识、分析并善于化解现实社会的矛盾。其中，要处理好三个重大关系：

一是社会和谐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关系。在社会历史领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今天，虽然中国初步形成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人民积极性发挥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还有不适合的方面，这些方面仍然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所以，一定要针对影响发展的体制障碍继续深化改革，使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进一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从体制上解决好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

二是社会和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不断提高的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和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一方面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另一方面又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面对有限的、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生产，就使人民内部矛盾在物质利益分配上更加突出。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根本问题是正确处理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解决当前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归根结底靠发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这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三是社会和谐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当前，尽管中国各种关系基本协调，政局基本稳定，社会基本和谐。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基本协调、稳定、和谐的前提下，人民内部各类关系和矛盾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新问题，如社会差别问题、贫富差距和社会贫困问题、社会成员分化和流动问题、社会就业问题、群体性事件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在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同程度地普遍得到实惠的情况下，人民内部一些关系与矛盾趋于复杂和紧张，存在某些不安定的隐患、不和谐的因素，影响社会协调与健康发展。对此，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科学认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问题、新动向、新形式、新特点，牢牢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要认识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思路包括：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机关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的方针；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坚持效率的前提下，注意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是目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任务；形成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和合理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构建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经济—政治体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效机制；提高领导干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的能力，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环节。总之，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需要通过更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得以解决；高度认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极端重要。

正如您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之一，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一条成功的历史经验。历史驶入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显露走出低潮的某些端倪，开始呈现出若干新的特点。胡锦涛总书记最近也强调，应继续探索、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能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提供哪些经验？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确是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这一问题又可以归结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反思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需要认真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问题。十月革命的爆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由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实践发展到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当代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到二战结束，社会主义进入了发展的上升时期。从对时代的判断而言，列宁提出世界进入无产阶级革命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判断，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该时代的标志，也是该时代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二战之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特别是中国这个东方落后大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互较量的国际力量对比的态势和格局，社会主义力量处于上升发展期，资本主义力量处于下降停滞期。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以来，力量对比逐步发生了不利于社会主义而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变化。资本主义通过改良，开始进入相对缓和、稳定的发展期，对此，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两大时代主题的判断。

从国际走势来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的20余年中，国际环境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第一次的标志是苏东剧变事件，这使世界形势发生了自二战以来最为重大的变化与转折。经过这次转折，社会主义处于发展的低潮，现代资本主义处于相对缓和、稳定的发展期。伴随着这个历史性转折，我国及国际上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这对中国当时及21世纪以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生着深远影响。中国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第二次的标志是2008年爆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这对世界发展格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产生的影响仍无法估量。有句俗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走出低潮。而美国金融危机却使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危机和困境，资本主义的整体实力下降。二三十年前的世界性历史事件爆发是此消彼长，社会主义力量下降，资本主义力量上升；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又是此长彼消，社会主义力量上升，资本主义力量下降。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谋求与我们合作，为我们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从骨子里是不希望我们发展起来的，加大了对我们的“两手策略”，特别是加大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西化和分化，企图破坏中国稳定和谐发展的大好环境。这便是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15”事件发生的大环境。世情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说明，世界当代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进入了重要机遇期。当前，影响世界形势变化的因素包括：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进步、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格局、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思想文化的交流与交锋，等等。这些因素致使国际竞争和较量十分激烈，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给当代社会主义和中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全面分析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有利于明确我们面临的新任务，认清我们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繁重性。

第二，当代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实现的必然途径和工人阶级革命都作了科学的论证，这是适于所有国家的普遍性的原则和真理。但是具体到每个国家，由于国情不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道路也不能完全一样。如果用完全一样的道路来套所有国家的具体情况，就会出现挫折和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创，无可辩驳地说明一个道理：必须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了这个道理。

第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是关系到如何认识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关系到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根本认识问题，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根本认识问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认识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发展和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一开始其注意力和着眼点主要是放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此后的社会实践发展促使他们开始注意并研究西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发展道路的不同情况，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问题。他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为了进一步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需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 （1） 马克思主义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是在承认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对历史发展特殊规律的探索。一定要从本国的特殊性出发，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2） 马克思主义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是在充分估计具体历史条件的前提下，对历史发展道路具体多样性的科学预测。这就告诉我们，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也应当是多样化的，而不能是只一个模式，仅一条道路，一定要从历史多样性出发，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3） 马克思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是在肯定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前提下，注意到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对历史的选择作用。从中可以认识到，既要坚持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又要承认人的主体能动性，一定要从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辩证统一出发，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4） 马克思主义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实际上只是一种审慎的设想，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分析，尚需社会实践的验证。从中可以认识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随着不断的实践的检验，对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的认识，才能越搞越清楚，才能不断深化。

第四，当代社会主义的矛盾和发展动力问题。我在《社会主义矛盾、动力与改革》《经济利益、政治秩序、社会稳定》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利益理论、矛盾理论、动力理论剖析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矛盾，论述了如何建立最大限度调动各方积极性、最大限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机制，探索了实现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道路问题，论证了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30年的改革开放既是我们党领导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也总结出了一系列的经验：一是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现状，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发展的严峻挑战，必须着力回答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这一时代课题。二是深刻认识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带来的伟大飞跃，思想解放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起到了思想动力的巨大作用。三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四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新的进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体制创新。五是全面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并把它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对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

第五，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有人曾提出这两种理论谁更高明的问题。对此，我认为应该换个角度来看。马克思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发展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坚持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是在一百多年前提出来的，其理论产生的历史环境和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遇到的现实环境已经不一样了。为此，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也可以叫作更高明、更超越了。但是这个高明和超越是在继承基础上的高明和超越，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高明和超越。(www.xing528.com)

第六，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问题。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进程，可以从中得出以下带有规律性的重要启示：一是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二是必须科学判断时代特征和正确把握时代主题，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今时代的具体世情相结合；三是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正确的理论、路线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四是必须始终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当代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我主编的八卷本《社会主义通史》的“总序”中已经作了全面的论述。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前就有一种质疑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条件下介入现实及对现实说明力的声音，并把目光放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理解的局限性上。对此，我们一方面要进行客观的分析和批判，另一方面又要继承并创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理论研究。我们看到，始自2007年8月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并蔓延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身处的时代所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特点和形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当前应该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原因？

确实如此。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是当今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揭示这场危机的深刻本质和根本成因，提出有效的规避和防范措施，建立制度保障和长效机制，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本质，认清金融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如果仅局限于从金融危机现象本身来看待这场危机，不联系私有制条件下商品和商品交换的二重性内在矛盾，不联系金融资本逐利本性，不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就难以看清危机的实质，难以认清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当前，理论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本质上、从制度层面科学揭示危机产生的原因，预测危机的发展趋势，提出防范解救的措施，尚远远不够。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学会运用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必然灭亡趋势的科学方法，从资本主义经济最基本的细胞——商品的二重性内在矛盾入手开始分析、认识危机的成因和本质，从而揭示商品经济内在二重性矛盾只构成产生危机的可能，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使危机的产生成为必然现实。

第二，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具体的救市措施只能使危机得到暂时的缓解，但最终是无法克服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使防范规避危机成为可能。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既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又是一场深度的经济危机、思想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社会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这场危机反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是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不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商品经济二重矛盾引发的危机最终是无法避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了商品二重性矛盾可能会产生危机，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又决定了危机是可以规避和防范的，一旦发生是可以治理和化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特性，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商品内在矛盾是不可改变的，但可改变的只是它的不可克服性。

第三，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制度层面、本质层面，一个是体制层面、技术操作层面。波及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使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治理理念和运行模式，进而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清醒的认识，对那些迷信自由主义、迷信资本主义的人不啻是一剂良药。然而迷信新自由主义和迷信资本主义又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前者是对资本主义运用何种理念、采取何种模式治理市场经济的迷信，后者则是对根本制度的迷信。当然，这两种迷信又是一致的，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实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迷信，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迷信又会影响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新自由主义高度崇拜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力量，因此，它本质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当然，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些操作层面上的看法，以及在新自由主义理念指导下的一些举措也有合理性，我们是可以借鉴的。

关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作过深刻的剖析。当前，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外交困、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都深刻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内在本质的判断是正确的。当今发生的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来自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理念和政策，但深层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不能把危机仅归结于技术与管理操作层面，应从制度上找深刻原因。这次危机说明了自由主义治理理念和模式的破产，更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性。

第四，应对金融风险，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既要从操作层面、体制层面，更要从制度层面全面采取防范规避措施。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制度本质的分析思路和基本观点，为我们解析这场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性危机，以及思考如何有效规避防范危机，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是要从私有制条件下商品及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出发，来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进而认识这场危机的内在原因及其制度本质。二是要从制度层面上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致与差别，科学解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和有效规避防范风险的可行性。三是必须充分认识市场经济和资本的两面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规避市场经济和资本的消极面。四是要求中国应对金融风险，既要治标，又要治本，既要从操作层面、从体制层面上防范，更要从制度层面上加强防范。

全球化的发展，使当代中国处在“古今”、“中西”文化冲突的焦点。近年来，面对中国的崛起，在世界范围内炮制出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雷默于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从而引发了“中国模式”的世界普遍意义的讨论，这些都无疑给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课题。我们当今应该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开展卓有成效的研究？

应该说，这个问题的本质还是举什么旗、坚持和发展什么理论、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毋庸置疑，中国发展的成功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华民族振兴、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重要论断，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立论依据，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第一，举什么旗、坚持和发展什么理论、走什么路，这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指望，才知所趋附。”正确的旗帜体现为正确的理论和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团结奋斗的旗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60年的经验教训表明，只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从新旧中国的对比中，从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中，从国内外的对比中，我们深切体会到，旗帜和道路问题是根本问题。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大旗，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正确选择。

第二，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必须和中国国情相结合，这是一个根本的道理。中国革命和建设60年历程的全部经验证明：进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在选择发展道路过程中，要避免犯与中国建设实际相脱离的主观主义错误，如教条主义和急性病。所谓教条主义主要存在两个“照抄照搬”的毛病：一是离开中国建设实际，“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再一个就是“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所谓急性病就是超越现实发展实际，超越现实生产力的实际，超越人民思想实际，脱离中国的实际，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发展走了偏路。

第三，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必须坚持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这是一个根本经验。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中国最大的实际，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生产力相对落后，市场经济发育不全，特别是农村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更为落后。二是人民的文明和道德素质、思想素质比较低。这就决定了我们一定要从基本国情出发，来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确立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

第四，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一个根本的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就实践来说就是个道路问题。

第五，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必须坚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一个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一定要从政治高度、全局高度、意识形态高度、改革的高度、战略的高度全面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

第六，中国发展道路的价值内涵包含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这不仅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深刻体现了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价值内涵。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把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根本原则作为指导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个核心理念就是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走过了一个逐渐发展和完善的历程。在现阶段，党的十七大从路径、主体、成果等方面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明确提出了新要求。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如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行概括提升和理论定位，如何扩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引向一个新境界？

第一，全面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科学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然性，拓展并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内涵、表现形式和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坚持、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吸收中国和外国哲学的精华，用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哲学语言、哲学范畴和术语所建构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体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依据和思想基础，而不断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施改革开放、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的思想路线这一基本点。从思想路线上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问题，是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认识前提。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揭示事物一般规律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相结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使之发生内容和形态的改变，形成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具有中国内容和表现形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从哲学高度理解“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既要肯定“一般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要肯定“特殊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肯定“特殊性”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民族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外来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与中华民族优良的哲学思想相结合，与中国的国情实际相结合。总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谛所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所在。

第三，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时代化就是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有世界眼光和胸怀，要同时代的发展和特征结合起来，把握时代主题，回答时代问题，回应时代挑战；吸收世界先进哲学思想，走在时代的前列，使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大命题，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大众化”有机统一起来。这对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实现大众化、普及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一项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是由两方面的任务所组成的：一方面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无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属于后一种任务，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步重要工作。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使广大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的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会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为了实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和普及化，就要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用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哲学话语和思维形式加以表达，回答中国人民普遍关心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一定会引起民众的强烈共鸣，受到普遍欢迎。反之，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大众化，为群众所接受，又会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中国化和时代化。

第五，积极探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述体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扎根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中国化的内容表述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表现形态。历史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教科书，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贵探索和发展创新，其中许多思想和做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至今仍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它的意义在于，通过艰苦探索和反复打磨，探索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述体系，建构了一个普及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为以后探索、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端正学风，以科学的精神创新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绝不仅仅是技巧问题，也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态度问题，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风问题。只有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理，努力吃透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握好中国实际问题，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赋予群众能够接受的形式，使之走出书斋，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大众心中，特别是青年人心中扎下根来，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真实的实践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和创新要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精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能够深入人心、为人们所接受的重要条件。只有彻底的、科学的真理，才能真正大众化、通俗化、普及化，才能真正掌握群众。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研究科学化，以科学的精神来普及、宣传、研究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这是摆在我们哲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面前的神圣而伟大的历史任务。

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还要有独特且系统的方法论。当代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到今天，需要对以往的方法论系统进行深入反思并加以创新。在变化了的时代背景下，从事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应秉持何种方法论展开理论研究？

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读大学时，已经注意到了世界科学技术和科技思想的发展对哲学思维方式的发展变革所产生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界和思想界出现了系统论和系统科学、控制论与自动控制工程、信息论与信息工程以及耗散结构理论、熵理论、模糊逻辑理论、生命理论和生物学工程等新的突破，提出了系统哲学范畴，带来了人类哲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发展。我参与编写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一书详细阐述了这一变化。

当前全球化、高科技、网络化、信息化等一系列重大因素的发展变化，引起了整个国际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化，引起了经济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变化，使得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复杂的、可变的、整体的巨系统，以致靠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原有的认识工具已经很难认识这种复杂的社会巨系统。如何认识现代复杂的社会巨系统，要求人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随之改变，要求运用新的认识工具，一句话，需要思维方式和认识工具的根本转变和创新。在当今时代，就要建设以系统思维方式、方法为指导，以“系统总体设计”思路为依据，以综合集成为特点，以计算机、数据库、网络、系统仿真等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集成实验室”作为对社会复杂巨系统的新的认识工具。这就把用现代科学技术整合的实验室作为新的认识工具引进社会问题定量研究的轨道上，把系统思维方式和现代科技综合集成实验室认识手段应用到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应用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以使人们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更好地防范与解决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和可能发生的全局性、长远性、突发性的重大问题。一定要站在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从人类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认识工具的根本变革角度，认识思维方式的变革，认识建设和运用“综合集成实验室”这个新的认识工具的意义。

现代复杂社会巨系统呈现出系统性、整体性、复杂性、突发性、可变性和随机性等六大特性。认识现代社会复杂的巨系统问题，要求人们的思维方式要创新，认识工具要创新，要求人类思维方式、认识手段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综合性和集成性、动态性和变化性、预测性和前瞻性等顺应时代需要的特点。系统整体的和综合集成的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于：一是面对复杂的社会巨系统，要实现社会科学思维与自然科学思维相结合的变革，真正做到以哲学系统思维方式为指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联合作战。二是面对复杂的社会巨系统，要实现定性分析思维与定量分析思维相结合的变革，在科学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实现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研究社会巨系统，不仅要面对经济问题，还要面对政治问题、文化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些都需要做科学的定量分析，没有定量也就没有定性。三是面对复杂的社会巨系统，要实现个体性思维和集体性思维相结合的变革。

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综合集成实验室”，目的是促成人类对社会问题认识方法与手段的一次革命。这场革命要解决的一个难点问题，就是把对自然认识的实验室手段，运用到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就在于用实验室手段科学地捕捉、把握、认识和解释社会问题的不确定性、突发性、偶然性和人的有意识活动的主观能动性。这场革命的实质在于：其一，它是人类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方法和手段的革命。用定量化的、逻辑运算的、仿真技术的实验室来认识社会，不仅使得人类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从定性的解释和预言走向定量的解释和科学前瞻的预言，使人们可以建立起社会巨系统的数学模型，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一些关键性的社会参变量，并开展一些探索性的模拟量化实验，从而实现对社会发展的有目的的调控。其二，它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场革命。实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用计算机和网络、用仿真技术、用实验室来进行重大社会科学课题的研究，这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方法正在掀起的一场创新。由此必将带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其三，它是国家宏观决策和管理的一场革命。国家宏观决策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按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要求，进行调查研究，到基层去收集情况，然后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调查报告和决策建议，最后由决策层做出决定。传统的调查研究的方法要继承、要发扬，但是还要采用进一步的思维方式，把调查研究方法与最先进的科技手段和认识工具相结合，使得对社会问题的决策、论证可以运用实验室的手段来进行。这是一个创新，也是一场革命，将有助于人们及时抓住经济社会创新和发展的历史机遇，使决策过程更加科学合理，使社会发展更为协调、平稳、健康。总之，应当从哲学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论的高度认识这场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担负着党和国家赋予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大使命，中央要求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您作为常务副院长，请谈谈我院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中的新举措。

党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了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职责定位的要求和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目标，进一步厘清发展思路和主要任务，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解放思想，锐意进取。

第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坚强阵地，建设成为研究和宣传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阵地，建设成为研究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阵地。

第二，始终坚持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话语体系、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努力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要进一步拓展学术视野和研究领域，改革和创新科研体制、科研机制、科研方法，培育新的学科和新的理论生长点，催生新的思想和观念，推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达到新水平，进入新境界。

第三，始终坚持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加强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努力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在党和政府决策的酝酿、制定和执行等各个环节，随时提供充分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支持，提供有重要价值的咨询、论证和建议。

第四，始终坚持以科研为中心，实施科研强院战略、人才强院战略和管理强院战略，深化管理体制、管理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努力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名院、强院。

第五，始终坚持“开门办院”原则，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努力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

（原载《哲学动态》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