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志学：德国哲学与中国的思与想

学者简介

梁志学，1931年生于山西定襄。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曾任《哲学译丛》责任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 · 哲学》自然辩证法编写组常务副主编。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费希特协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黑格尔全集》中文译本的主持人。主要著作有： 《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等。主要独译著作有：费希特的《试评一切天启》《伦理学体系》，黑格尔的《逻辑学》。合译著作有：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 · 人的使命》《现时代的根本特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马赫的《感觉的分析》。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5卷本）。

整个20世纪，德国哲学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深刻。从社会政治层面上看，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对中国人的影响已绝非其他任何一种西方思潮所能企及。而在哲学领域，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在中国始终备受关注。除德国之外，西方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哲学思想能够对中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在您看来，中国人选择及热衷于德国哲学的原因是什么？德国哲学凭借什么力量能够激起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兴趣？

中国人与德国哲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话题。我个人与德国哲学的关系也说来话长。1956年我从北大毕业以后，来到哲学研究所工作，恰逢贺麟先生在“开放唯心主义”的号召下到人民大学哲学系讲授黑格尔哲学。这口号是中宣部陆定一部长提出来的。他要求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以这个口号为题，写一篇文章。郑先生起初很为难，经过学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才把它写出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他在人民大学讲《纯粹理性批判》，也是从1956年9月开始的。我很幸运，当了这两位先生的助手之一：每周都听他们讲授，替他们整理讲稿。我收获很大，真正认识到了“不懂黑格尔，就不懂马克思”的道理，觉得自己的思辨能力有显著提高。但好景不长。1957年7月我被揪了出来。在批判我的会上，一位领导人说，“梁存秀（本名）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教授，已堕落为唯心主义俘虏”。但我已经深深爱上了德国古典哲学，这个初衷绝对不能改。虽然我主持的黑格尔《小逻辑》研究班（有范明生、葛树先、汪国训、龚献文等参加，由杨一之先生指导）被迫停办，但我们的德语学习班［有叶秀山、李泽厚、葛树先、钱广华、顾敏珍等参加，请蔡斯伯格（W. Zeisberger）先生讲授］还是坚持到了12月底。即使在1958年下放到河北赞皇县炼铁厂当炉前工，我也没有忘记带上德文字典和哲学书。我住在一间停放空棺材的平房里，除了每天八小时劳动，我一个人在那里有很多读书时间。1959年4月，我回到西方哲学史组工作，协助杨一之先生翻译《大逻辑》上卷。当时中宣部下达命令，要求选编一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对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资料》的第8卷（1960年）讲康德，第9卷（1961年）讲黑格尔。西方哲学史组的老老少少都到北京图书馆，把新中国成立前国内所有研究康德、黑格尔的著作全都找了出来。我惊奇地发现，1949年之前，中国人也发表了许多关于康德、黑格尔的研究文章，其中有两个高潮，一个是纪念康德诞生200周年，另一个是纪念黑格尔逝世100周年。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康德和黑格尔奠定了基础，虽然中国人系统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觉得，中国人与德国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的一个德国朋友劳特（Reinhard Lauth）先生说过，世界上只有三个民族是哲学的民族—德国、中国和法国。劳特反复研究过《老子》。他认为，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应该是老子。1987年，我参加了在奥地利举行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好几个德国哲学家与我谈了很长时间的老子哲学。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对《老子》这么感兴趣。德国人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他们看问题一般不会只停留在红尘世界里，而是要进入超验的（transzendent）境界。德国哲学家似乎总是先找出一个最高原理，然后构造出一个体系。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德国人有相近之处。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在吸收西方哲学的时候总愿意把德国哲学当作一个亮点。章伯钧先生曾有一个主张，说中国人学哲学的应该去德国，学政治的应该去美国，他的主张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德国的伦理学中也有。黑格尔讲医学的内容与《黄帝内经》十分相似。他认为，宇宙大系统出了问题，人的小系统也不舒服。系统失去平衡，就一定会出现疾病。这与中国传统医学的“阴阳调和”有可沟通之处。西方的哲学传统也有整体论的成分，只是后来被分析的传统取代了。德国化学家李比希、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早年也曾迷恋过德国整体论的哲学传统，后来反省了过来，才走上分析的道路。中国哲学里其实也有分析的传统，主张“剖析至微”，只不过在总体上是整体论的。在社会历史方面，中国与德国在面对外国先进文化冲击时所获得的深刻感受也是可以相通的。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德国还很落后，当时德国与法国的差距很大。我在研读和翻译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著作时，往往会产生共鸣。我觉得，他们不是无病呻吟，而是针对病入膏肓的社会机体发出了公众认同的呐喊。我觉得，他们是“为自由而自由”（费希特语），“为真理而真理”（恩格斯语），前一个“为”是确定目标，后一个“为”是付诸行动。科学社会主义者是他们的当然继承人，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有这种社会责任感。

能不能这样理解，德国哲学的精神内容恰恰能够及时补充中国本土精神传统中所缺乏的形上营养，文明的互补使得打开国门之后的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德国哲学的养分？

当然，中国人学德国也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而并不是任意的。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学德国，特别集中在军事、政治方面。我们谈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必须承认，德国古典哲学的确是全人类的一个重要宝藏。所以，阿尔森·古留加曾经把它称为一座“瑰丽的大厦”。近代以来，中国人搞现代化不得不到西方世界里寻找精神资源。从哲学层面上看，我们要研究知识论就必然把康德的批判哲学带进来，我们要搞辩证法就必然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带进来。叔本华在中国的影响主要得益于王国维的介绍，他的悲观情绪与叔本华是一致的。鲁迅找尼采，是找错了，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是法西斯的思想来源，他没看到。

不同文明之间是可以进行相互补充的。我们学习德国古典哲学，就是要学习辩证的、科学的思维方式，进而弥补我们自己的不足。历史地看，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不够精确，不够科学。在这一方面，欧洲的文化有它的优点。但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包括德国人在内的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太少，相反，我们对德国的认识远超过德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强势文明与弱势文明之间的悬殊导致了信息交流的严重不对称。可以说，我们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在某个方面也可以补充德国同行。当然，德国也有一批很不错的汉学家，他们的现代汉语水平很好，读古汉语的能力也很好。但他们要真正把握中国文化的实质，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

尽管中国人接触德国哲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实际上，中国人对德国哲学精髓的消化与吸收才刚刚开始，它并没有随着主导意识形态的确立而宣告完成。接下来则需要更为深入、细密的融解工作。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我完全同意。对于德国哲学的思想精髓的研究与吸收必须用科学的方法，经历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这里，请允许我先谈一谈翻译、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情况，作为我们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借鉴。从朱执信第一个摘译《共产党宣言》到陈望道全译此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了中国，事情本身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我们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而对马克思批判地吸收过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了解得太少。按理讲，马克思看过什么书，你也得看什么书，这样才能吃透马克思的精神。遗憾的是，中国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家受着种种条件的限制，未能完全做到这一点，所以也闹出过一些笑话。例如，“人是他的风格”本来是布封讲过的一句话，由于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里，便被普遍地当成了马克思的名言。后来经过考证，才在20世纪50年代克服了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现在对照德文读《共产党宣言》，会认为译得很精彩。但要知道，这是经过好多次修订才取得的成果。尽管如此，5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还有不少差错。例如，恩格斯批判谢林的文章中，Potenz一词是一个数学概念“幂”，是经过埃申迈耶尔而引入谢林自然哲学的，表示阶段发展的意思，现在却被翻译成了“潜能”。所以，没有足够的欧洲文化底蕴，是做不好这件工作的。但也不是都由于缺乏这个条件出了问题。例如，《国际歌》的歌词“国际人权一定要实现”，所要表达的是，国际人权高于国家主权，工人阶级无祖国，而不应该译为“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但我们吸收和消化德国古典哲学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呢？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1955—1956年国家搞了一个“中国科学发展12年规划”，由聂荣臻元帅亲自抓。当时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还没有分家。该规划中列出了许多要翻译的德国古典哲学著作。但1957年6月“反右”之后，就再没有下文了。1962年，由商务印书馆牵头，制订了翻译和出版格罗克纳版《黑格尔全集》的计划，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非常支持。翻译的具体任务都一一落实到每个人的头上，但由于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也不得不流产。

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德国古典哲学著作的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在康德著作译介方面，庞景仁发表了多年精心翻译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韩水法译了《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与他的老师杨祖陶（贺麟的学生）合作，经过10年的艰苦奋斗，译了“三大批判”；李秋零单独译了《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和《纯粹理性批判》，目前正在埋头翻译九卷本科学院版的《康德著作全集》。这些成果足以表明我国学者对康德哲学的翻译和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费希特的著作方面，我们课题组编译的五卷本《费希特著作选集》囊括了费希特在世时发表的80%的文章和著作；我们还同时写出了六本专题研究作品，对他的早期知识学与晚期知识学，对他的伦理学、法权哲学和宗教哲学进行了探讨。谢林的著作方面，薛华与我译的《先验唯心论体系》打破了国内未曾移译谢林著作的局面；随后，薛华又独译了《人类自由的本质的哲学探讨》。黑格尔的著作方面，贺麟先生以86岁的高龄译出了《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薛华译出了《黑格尔政治著作选》和《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17年）》。当然在这种新的局面中也出现了少量粗制滥造的译著。

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一书中曾经说过，语言塑造人远甚于人塑造语言。德国语言有一种异常的可塑性，能够表达最深刻的思想，它是德意志民族有创造力的充分证据。在您看来，汉语能否表达最深刻的哲学思考？此外，不同文字之间的哲学翻译往往是非常困难的，您一定很有感受。能否详细说一说？(www.xing528.com)

关于哲学翻译的原则，2002年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哲学与文化”会议上讨论过。我在会上提交了《关于建立翻译学的问题》的论文（《哲学译丛》，2003年第1期）。在我看来，翻译的根本问题是语言系统的转换。卡尔纳普的《语言的逻辑句法》一书是用数理逻辑的原理写成的，我始终没能完全读懂，特别是它中间的那一个部分。按照卡尔纳普的观点，翻译是由一种符号系统向另一种符号系统的转变，其中必然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语形学”问题。语言作为一个自然符号系统，既有术语、短语，也有句子。每一种语言的内部都有一套潜在的结构，语言就是通过它自身的结构被组织起来的。任何语言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翻译的时候，必须把一套规则支配的系统转化为另一套规则支配的系统。至于这种转化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则不得不考虑到另一个层面，即“语义学”问题。1964年的《哲学译丛》就开始关注“语义学”的问题了。研究语义学，对翻译工作有一定的启发，特别是对解决怎样把一套逻辑系统转换成另一套逻辑系统的问题非常有帮助。同一个语系里的语言转换是比较容易的，但不同语系的语言转换就困难得多了。德语转换成英语比较容易，但转换成汉语就困难得多了。在翻译、转换的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找到对应词，找不到对应词就得进一步研究语义。这是真正的困难所在。德语中的Aufheben，我们现在都译作“扬弃”，已经被大家所接受。当初朱光潜先生还主张把它译成“取消”，认为“取”即保存，“消”即去掉。在这方面，德文译成中文比德文译成英文要好得多，汉语的历史比较悠久，词汇非常丰富，我们可以发掘古汉语，也可以用单词构造新词，这是汉语的优势。例如，德文Recht，在中文里已译为“法权”，在英文里则有时译为right，有时译为law，无法同时译出它的全部意蕴。黑格尔曾经骄傲地认为，德语有表达深刻的思辨内容的能力，我们也完全可以为汉语具有这样的功能而感到骄傲。关键要看我们有没有很好的古汉语功底去挖掘我们的语词。这是我从符号学的角度谈的问题。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翻译的过程也是理解和表达的过程。译者要对原著有非常准确的理解，必须经过认真而耐心的打磨。理解文本原来的意思，是一个理论理性的问题；而将它转化到另一个客观载体上去，把它表达出来，则是一个实践理性的问题。翻译的整个过程是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转换的过程。这个转折有时候靠的是概念，但有时候又不是，而是灵感。概念与灵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解决程序性的问题靠的是逻辑思维的基本功，而解决语义性的难题就要靠灵感，靠理智直观或创造性想象力。在这个实践理性的终点出现的译意与在那个理论理性的起点存在的原意，总是难以完全一致的，而这就需要译者在两种理性连结成的圆圈里循环往复，不断修改自己的译稿。这件工作很艰巨，也很折磨人，往往需要译者度过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有些外语水平很高的学者不愿意搞翻译，也许原因就在这里。

在翻译名著这方面，很多老一辈翻译家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既是研究型的翻译家，也是翻译型的研究家。从他们完成的译作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那种出色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他们当中有些人世代嬗替，改进了同一部名著的中译，日益缩小了上述原意与译意之间的差距。以《浮士德》为例，从郭沫若译本到绿原译本的演进过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绿原的译本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他在译后记里说明了自己对前人的继承，希望自己的译本能成为翻译这部名著的一个历史阶段，这种实事求是的谦逊态度展现出了十分感人的辩证发展思想。最后，我还想提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它的上卷是由王太庆先生主持翻译的，下卷是由王玖兴先生主持翻译的，翻译水平绝不亚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我参加过王先生主持的工作。全部译稿都要交给武剑西先生审改。这位老先生当时是高教出版社的社长，曾任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中文翻译。这位老先生厉害得很。译出来的汉字如果比较潦草，经常会被他批评，说译的时候肯定不安心，这是浮躁。该译得简短的，多译了几个字，他便责问：“是不是想多拿点稿费？”这位老先生水平很高，要求严格。考茨基评价手工业者的技艺，我们将评语直译为“黄金垫底”，武老不满意，改成“一技在身，胜似家累万金”。我们看了以后，都赞赏不已。他给予我的教诲和帮助，我终生难忘。

费希特哲学似乎早就开始了对Sein、Dasein的探讨。请问，费希特对Sein、Dasein的理解与海德格尔的理解之间有什么不同？

Sein和Dasein在康德的批判哲学里没有太大的差别，在费希特早期哲学中也没有分开使用，但在他的晚期哲学里两者的差别就大了。Sein是宇宙本原，是超时空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它的同义词是柏拉图的“理念”，或宗教学里的“上帝”，与谢林、黑格尔的“绝对”有可相通之处。Sein经过分化、发展之后，映现出来的东西体现了Sein，就是Dasein。我在费希特的所有晚期著作中都将Dasein译成“具体存在”。如果我们把费希特的Sein理解为黑格尔讲的“本质”（Wessen），那么，费希特晚期的Dasein就相当于黑格尔的Erscheinung（现象）。所以，费希特晚期哲学体系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就叫作“现象论”。

在费希特看来，作为Sein的映现，Dasein中最高的发展阶段是有限理性存在者，即自我。自我相对于上帝来说，是Ebenbild，即“肖像”，而Sein是Urbild，即“原型”。这种Ebenbild是有概念认识能力的，它通过自己的概念认识，进一步创造了世界。所以费希特反对《圣经·旧约》的“创世说”，而认为自我凭借自己的理性创造了世界。这就与他早期知识学的思想连接起来了，同时又超越了早期知识学。在这个地方，Sein是最清楚的东西，同时也是最隐蔽的东西。这就与海德格尔联系在一起了。因为在《存在与时间》中，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讲了从存在的意义的提问到具体存在的启开。然而，海德格尔的Sein是“明心见性”意义上的心，是主观的精神存在，它构成了为法西斯主义唱赞歌的形而上学基础。费希特的Sein则是客观的精神存在，它构成了建立理性王国的形而上学基础。

在世界里生存的有限理性存在者还得再回到Sein去，这个回归路就是认识真理的道路，走向光明的道路。人要回归到那里去，是要经过五个阶段的，即感性世界观的阶段、法律世界观的阶段、道德世界观的阶段、宗教世界观的阶段和科学世界观的阶段。最后的科学世界观就是哲学世界观，要理解那不可理解的东西。这是费希特晚期知识学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叫作“真理论”。真理论部分影响了黑格尔。只要把这里讲的内容与《精神现象学》中从感性确实性到绝对知识的历程加以对比，就会看得很清楚。有些学者还进一步把这种内容与海德格尔的真理论相对比，但应该看到，费希特所讲的“归真返本”不是走向死亡，而是走向极乐生活。

最近，由您翻译的黑格尔《逻辑学》的出版，在学界已有一定影响。您自己的感觉如何？超越贺麟先生译本的地方是什么？

《逻辑学》出版以后，王路教授、邓晓芒教授都发表过书评，我感谢他们。我不喜欢用“超越”二字。实际上是继承和推进了贺先生译这本书的工作。若干年后，现在的年轻学者中将有人比我把这本书译得更好。这样，我们中国学者就越来越准确地译好了这部历史上的名著。

［采访人：余治平，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 （原载《哲学动态》2006年第2期）

学者近况

梁存秀（1931—2018.1），笔名梁志学。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翻译家，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荣誉学部委员。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6年8月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西方组工作。1960年，调入新成立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组，开始从事现代哲学的研究。其间长期担任《哲学译丛》专栏责任编辑，并在《哲学译丛》上发表百余篇译文和书评。重要译文有《从现代自然科学来看上帝存在的证明》（庇护十二世著）、《今日黑格尔》（克罗纳著）和《回归形而上学的基础》（海德格尔著）等，近年来还被编入相关论文集。其间代表译著包括：《先验唯心论体系》（谢林著，与薛华合译）、《论学者的使命》（费希特著，与沈真合译）、《自然哲学》（黑格尔著，与薛华、沈真、钱广华合译）。1978年，进入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工作，负责编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自然辩证法”条目。1980年代初期，译有《从哲学看控制论》（克劳斯著，1981）和《感觉的分析》（马赫著，与洪谦、唐铖合译，1984）。与此同时，完成了黑格尔《自然哲学》的翻译和注释工作，并写作了《论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一书。1986年起，组织团队开始着手翻译五卷本《费希特著作选集》，亲自翻译了《试评一切天启》等大量新作，并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此外，先后翻译的费希特著作单行本有： 《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与沈真合译，1984）、《伦理学体系》（与李理合译，1995）、《现时代的根本特点》（与沈真合译，1998）、《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与沈真、李理合译，2003）。在翻译费希特著作的基础上，还著有《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2002年，修订出版译著《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黑格尔著）。2005年起，开始着手组织《黑格尔全集》的翻译，目前已出版第6卷《耶拿体系草稿（1）》、第7卷《讲演手稿I（1816—1831）》、第10卷《纽伦堡高级中学哲学教程与讲话》、第17卷《宗教哲学手稿》（与李理合译，2011）、第27卷第1分册《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2012年，出版《自由之路—梁存秀文集》。2017年下半年，出版专著《论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哲学全书·第二部分·自然哲学》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