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
蒙培元，1938年生。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主要著作有： 《理学的演变》（1984）、《理学范畴系统》（1989）、《中国心性论》（1990）、《中国哲学主体思维》（1993）、《心灵超越与境界》（1998）、《情感与理性》（2002）、《国学举要 · 儒卷》（合著，2002）。
您的《情感与理性》一书最近已经面世，书中您注重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阐发中国哲学的特质。但一段时间以来，哲学界对中西哲学之间能不能比、如何比等问题似乎还颇有争议，近来又有“回到中国哲学自身”之类的主张，对此您怎么看？
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在西方哲学已形成一种话语霸权的形势下，中国哲学的研究其实已经置身于比较哲学之中了，我们能够自说自话吗？20世纪初，马一浮强调要用纯粹的中国哲学语言讲中国哲学，认为西方哲学的那一套不能用来解释我们的传统。其实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发展历程已经表明，完全“回到中国哲学自身”已不可能了。拒斥西方哲学、片面强调所谓“中国哲学自身”的看法是有问题的。中西之间，思想应该是相通的。与西方哲学乃至更广范围的哲学相切磋、相比较，对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来说是完全必要的。《老子》一书只有五千言，但我们后人讲《老子》仅仅只在这五千言里讲吗？同时我以为，中国哲学确有自身的特质，不能轻易用西方哲学去套中国哲学，应该在比较中凸现中国哲学的内在意蕴和真切精神。中国哲学的许多概念、命题、观念、思想的旺盛生命力只有在不断的交流、比较中才能得以充分彰显。
中西哲学比较，关键是要能够找到自己的出发点。首先，过去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所遭遇的问题不具有同时性，但现在，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与西方人所经历过的问题具有同质性，需要我们哲学工作者作出回应。生活世界的现实需要就是哲学比较的立足点。其次，今天的中西哲学比较不应该还停留在那种人物与人物、流派与流派的简单类比的方法上。胡适、冯友兰、牟宗三在过去时代所做出的哲学比较对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哲学产生过很大作用，有很大的贡献。后人在此基础上应该有所前进，比较方法上也应该有大的突破。最后，对中西哲学要有一个整体性的而不是零零碎碎的把握，只有理解了中西两方面精神传统的实质，才能谈得上比较，也才能比较出一定的深度。尽管这项工作很艰苦，但要立志去做，也值得去做。
中国哲学与传统西方哲学之间的比较刚一起步，我们又迎来了西方的后现代哲学。国内有学者提出，中国连现代都没达到，哪来的后现代。但同时也有学者提出，后现代在当代西方的发生，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很好的机遇。您是怎么认为的？
后现代哲学本身比较复杂，有德法的，有英美的；有批判性的，有反思性的；有解构性的，有建设性的。它们不是一个流派，但有一点它们又是共通的，即都没有离开西方的哲学传统，都是在西方人文精神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是我们在做中西哲学比较时不应忽略的。然而，对后现代所涉及的问题本身与中国哲学里的思想内容还是可以相比较的，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存在论难道在中国哲学里就没有影子吗？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与“六经注我”之间就没有可沟通之处吗？等等。我以为，将中国哲学与后现代相比较是很有意义的。我也相信，后现代哲学所提倡的一些理论、方法对重新阐发中国哲学的思想内容一定会大有帮助。重要的是看我们能不能把中国的、后现代的精神真髓吃透。
但是，比不是套，要深入到中国哲学及后现代哲学的“骨子”里去，切勿流于表面而满足于词句的花样翻新或思想命题的生吞活剥，应该比出各自的特点和个性来。中西哲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情感与理性的差别。西方哲学思辨性强，逻辑推理严密，能够直接进入科学知识层面，为现代生活所不可或缺。后现代哲学的“解构”，也是围绕理性传统进行的。而中国哲学能够触及人心内部，真正解决心灵危机问题，有益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其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处理仅靠理性哲学是难以解决的。
近年来，哲学界有两个问题被热烈地讨论着，一个是“本体论”，一个是“中国哲学合法性”，您一直保持着沉默，请问您对这样的讨论有何看法？
本体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涉及世界的哲学基础，值得大家认真探讨。但在热烈讨论的背后，本体、本体论的界定似乎并没有被搞清楚，许多学者很笼统地使用着这两个概念，这是非常有害的。本体论广泛涉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领域，它在三大领域里的所指都不一样，甚至在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家那里也呈现出不同的意域，而且西方的本体论也是变化着的。西方哲学里的本体是实体，它具有不可分解、与自身绝对同一、静态的、不可变等特点。中国哲学里的本体与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本体既有同也有不同。中国哲学里不存在一个现象背后的属性化的本体。体用不二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不能离开功能作用而单独定立出一个抽象化的本体。老子、庄子、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对此都有议论。中西哲学的本体在什么层面上能够会通，这是一大问题，目前很少有人能够做出深入探究。
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几乎是一个伪问题。哲学是人们对世界、对人生的总看法，一个具有五千年以上悠久历史的民族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哲学呢？难道与西方哲学的表现形态不一样就不是哲学了吗？难道只有学科化、学院化、教授化的哲学才算得上哲学？如果中国没有哲学，那么老庄孔孟程朱陆王的思想又是什么呢？如果中国没有哲学学科，那么从胡适、冯友兰到牟宗三等前辈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努力又算什么呢？所以，在我看来，仅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之类的问题并不能把中国哲学往前推进一步。只有通过具体问题的扎实研究，哲学的进步才是可能的，“合法性”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最近您有一个新主张，即“中国哲学是深层生态学”或“人文主义生态学”，并在哲学界引起一定的关注。请问您这一主张的意义何在？其主要依据是什么？
我提出“中国哲学是生态哲学”的看法后，学界内外有不少反应。浙江一个青年写了一封两万多字的长信跟我交流。所以，我觉得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在关心中国哲学的，关键看我们做的哲学有没有深入到生活世界中去。
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究天人之际”，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里，天，即自然，从来都是人化的自然，它一直都没有成为人之外的纯粹对象或人之上的绝对神。同时，人也始终都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并不认同或引以为豪地认为，自己是自然的征服者。“与天地合其德”是中国人生命追求的最高价值。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以“生”为哲学的根本内容。天道即生道，天德即生德，自然界是一个不断创造生命的有机整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的哲学是生成哲学而不是西方式的本体论哲学，是生命哲学而不是近代化以来的机械论哲学。中国人向来相信“天命”和“天地之心”，这是中国哲学自然目的性的反映。只有从“生”的目的性入手才能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系。(www.xing528.com)
从生态哲学的角度似乎可以找到解决著名的“李约瑟问题”的答案。拥有辉煌文明历史的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化，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现代科学的原生地？一个从不把自然当作纯粹对象看待的哲学是不可能为知识论提供发生土壤的。这样看，研究传统其实就是回答现实问题，传统与现实离得并不遥远。
您研究中国哲学40年，经历过政治运动和学术枯荣的风风雨雨，支撑您坚持做下去的基本信念是什么？最深刻的感受有哪些？
我把中国哲学研究看作我的事业，这是我坚持下来的基本信念。经过个人这么多年的研究，现在我觉得研究中国哲学还是值得的。我始终坚信，中国哲学支撑过泱泱文明古国的辉煌，在将来还应该对全人类的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至今还没有释放出光彩。进一步挖掘中国哲学思想，使其在现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彰显出旺盛的生命活力，是若干代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应当承担起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人，不是没有事情可做，而是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我年纪大了，仍在努力，希望你们年轻学者将来大有作为。
那么，哪部经典、哪位或哪些哲学家对您学问、人生的影响最大？
首先是孔子，尽管孔子似乎只留下那么几条语录，然而后世的儒学哲学却都能从那里找到精神源头。它对中国文化、思想、政治、社会、历史的影响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其次，《周易》对我的哲学思想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它为我们中国人提供了一种你没法跳出去的思维方式。此外，我也很喜欢《庄子》，上大学时，我曾说过，中国真正的哲学家是庄子。《庄子》最美，《庄子》的文与思，都达到了中国哲学所能够达到的相当高度。
一段时期以来，海内外华人哲学界不断有人提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儒学可以拯救西方精神”“中国文化代表未来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等观点。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
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我们强调对中国文化应该有一定的自信，但不能滑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强调中国文化要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但也要正视并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存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学习、相互对话、相互吸纳、相互补充的关系，这才能对人类发展有好处。西方中心论现在行不通了，同样，我们也不可能用中华文化去统一西方。单一文化形态的霸权格局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不可能的。
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四大代表，但目前大陆哲学界颇热衷于对牟宗三的研究，而对前三位显得较为冷落。请问原因是什么，与前三位学理自身有必然联系吗？
大陆出现“牟宗三热”，原因比较简单。从时间上看，新儒学的四大代表中，牟宗三最晚成就出自己的体系，当然容易引起关注。但牟宗三的思想并没有绕开前三位，对他们还是有所吸纳的。从政治地缘因素看，改革开放前30年，港台哲学界与大陆相互交流的隔绝客观上助推着大陆哲学界对牟宗三学术的好奇感。而从学理自身情况看，牟宗三“消化康德回归儒圣”，这一思路历程应当说的确比冯友兰有所前进。牟宗三抓住实践理性、道德形而上学的问题，似乎与儒学精神更相契合。冯友兰的《新理学》虽也强调重建儒学形上学，但很强调概念论分析，使其表现出浓厚的西方哲学痕迹。在这方面牟宗三也未能避免，他们都过分依赖于形式理性或纯粹理性来分析中国哲学，这是对中国哲学的宰制。
应该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研究，代表性成果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前，他的“境界说”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那么多人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但至今也没有产生一本像《中国哲学史新编》那样恢宏、完整的哲学史著作。冯友兰晚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不仅需要一定的理论勇气，也需要贯通古今的气概和智慧。他敢于对一些敏感人物、敏感问题提出“非常可怪之论”，不依傍别人而尽量用自己的话叙述哲学史，这些都与他早年的思想一起共同构成了他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是我们所不应忘记的。事实上，目前研究冯友兰的学者大有人在，且不断增加。
照您看来，新儒学会不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哲学的执牛耳之学？或者，有没有可能融入当今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去？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未来的中国哲学不可能是它今天所呈现给我们的样子。包括牟宗三在内的新儒学有它自己的理论贡献，但是，时代在变，社会在变，哲学家所面临的问题也在变，任何一种所谓“显学”都只是一个过程，都不可能对未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挥统领作用，当然影响一定是有的。我相信，今后的中国哲学研究一定会有新的领域、新的问题，当然更会不乏新的建树。中国哲学的研究应当有问题意识，应当扣紧时代的脉搏，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挖掘中国哲学的深层底蕴。现在我们的工作，一方面要尊重并吸收前辈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应该有所超越，做出新的建构。年轻一代要有这个自觉意识，你们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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