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他们的思与想-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学者简介

郭齐勇，1947年生，湖北武汉人。1978至1984年在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1987至1990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萧萐父教授。1993年起，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时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国际中国哲学会执行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著述有： 《文化学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熊十力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天地间一个读书人 · 熊十力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4；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钱穆评传》（合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梁漱溟哲学思想》（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诸子学志》（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传统道德与当代人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郭齐勇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儒学与儒学史新论》（台北学生书局，2002）；合作整理、点校、编撰《熊十力全集》等。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您思考和研究的重点在中国现代哲学特别是现代新儒学，其中尤以熊十力的本体论研究为中心。而从90年代中期以后，您的研究重心发生了一些转移，即由现代上溯至宋明、先秦儒学的一些问题。您思考和关注的焦点始终未离开过儒家思想。现在有很多人在讨论儒学的现代性问题，其中有人认为儒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过时的东西，在今天已没有任何价值。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首先，这涉及如何认识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运动在从易北河以西向东、向南不断转移推广的长期过程中，就曾不断受到不同民族、地区的知识精英的批评。当拿破仑的马队把启蒙思想家确立的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真理、正义等“普遍价值”观念带到“保守”“落后”的德国时，德国的同样是启蒙思想家的赫尔德等人在吸纳这些价值的同时又提出“民族精神”的观念来保卫德意志文化传统。他们反对把法国文化变成“普遍形式”，反对把世界文化同化于法国文化。今天，法国、德国的知识精英也仍在保护法兰西或德意志文化传统，而批评或反对现在所谓的“全球化”。“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话语霸权进一步扩张，乃至于成为宰制全世界的枷锁。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这种所谓“全球化”和“现代化”是持批评态度的。“现代性”这个概念需要重新界定。我们强调多元的“现代性”，即不同传统中蕴含着不同的现代性的基因或要素。当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现代性包含了一些普遍价值，但这绝不只是西方的或美国的制度、理念与价值的普遍性。西方近代以来的制度、秩序、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是非常重要的参照。但其中的单向度性、平面化的缺陷，需要发掘东方传统的政治资源、道德资源、价值资源予以调剂、互补与互动。东方有东方的现代性。

其次，就民族性而言，儒学反映了民族性格、生活准则、生存智慧、处世方略，作为民族的意识与心理仍活在民间，有生命力。就时代性与空间性而言，一切地域、族群的前现代文明，尤其是精神因素，不可能不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经济全球化绝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解。没有本土性就没有全球性。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当下社会的发展只可能是畸形的、单向度的、平面化的；没有如布尔迪厄和福山等人所说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文化能力的养育、积累，没有工作伦理、社群伦理的建构，我国“经济资本”的建构和经济、科技现代化将不可能实现。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架构和政治体制已经消失，但并不意味与之相结合过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思想与行为方式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继承传统当然不意味着“复古”和“保守”。批评传统思想的负面，否定、清除其思想弊病，去芜存菁，作出创造性的选择和诠释，以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需要，正是我们的职责。但我们需要综合整体地审视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尤其是蕴意很深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大小传统的变化及其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多重作用，并作切实的中西比较，切不可信口开河，轻率武断地作出情绪化、简单化、片面化的结论，或因对当下的感悟而迁怒于古人。

再次，就现实情况而言，也远非某些学者所说的“儒家传统在近千年里变成了书斋里的供品”。2001年春我在北京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阿登纳基金会合办的“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价值与伦理问题”国际会议，听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教授介绍他主持的一项社会调查。在1999 至2000年间，他们在新加坡与上海做了数千份问卷调查，在所列56个价值中，新加坡方面列入前十位的价值是：孝敬父母、信用、诚恳、学识与教育、以家庭为中心、廉洁、勤劳、仁爱、修养、明确方向。孝悌、家庭的稳定与凝聚力、重视教育和伦理，与现代化并行不悖。上海调查的结果也相差不大，个体价值比新加坡突出。整体说来，这表明儒家思想并没有死亡，仍然在华人社会中活着，仍然是现代化的资源。我近年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看到的也是这样。只是中国大陆的很多文化人反不如境外人士或国内民间社会那样虚心、宽容地对待前贤与精神遗产，对儒家文化缺乏自觉自识。

我赞同您常常强调的以同情地理解和批判地继承的方式对传统文化（包括儒学）进行理性的分析。您刚才说到“文化自觉”，“对儒学的自觉自识”是什么意思？

“文化自觉”是前辈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他认为，我们应当对中华文化的全部历史有所自觉，有清醒的认识，有自知之明，有自信，且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先生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作为新时代的成员，要学会容忍、理解、欣赏、研究外来文化，同时也要学会容忍、理解、欣赏、研究自己的固有文化。这当然包括对儒学的理解、欣赏与研究。百多年来对于儒学的批判，有许多是非理性的、感情用事的、浅层次或直线性的，以至于今天中国大陆的多数中青年仍然沿用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的方式或80年代河殇的方式来对待儒家。我以为，要讨论21世纪的中国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问题，不能不澄清对儒学的误解与非难，不能不对儒学有起码的体认，不能不借鉴、开发儒家文化的资源。有鉴于此，我们需要以平和的心态与古代的圣贤、智者作平等的心灵交流和思想对话。有的学者用一点小聪明去找所谓孔孟话语里的这与那的矛盾，其实孔孟与老庄、佛禅一样，都是大智慧，不能割裂地看、平面地看或表面地看。渊源深厚的西周礼制及血缘伦理中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具有深刻的价值与意义，不可随意肢解、随意联系实际。体认这些内涵，我们的智慧还不够。

2002年5月我在德国讲学，多次到过中国的卜松山教授与我交谈，严厉批评我国知识界、教育界不尊重本土的伦理资源，不以本土的伦理教育特别是儒家教育为中心。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儒家的思想、礼仪中有很多值得借鉴和珍视的东西。而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精神其实还相当陌生、隔膜，基本上处于“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的状态。

您认为造成诸多对于传统文化（包括儒学）误解与非议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的问题。虽然前面我们说到民间社会普通人的为人之道等方面还保留着不少精神遗产，但问题是我们太不自觉。20世纪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误莫过于使我们几代人疏离了传统精神家园，缺乏东方人生智慧和德行的陶养。我想教育绝不只是“工具理性”的，不应该只服从或服务于某种浅近直接的目的，甚至只服从或服务于某种需要或福利。教育绝不只是知性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人文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一代一代素养极佳的人才，在于培养社会的批判精神、批判意识，在于发展全面的人格，在于重建理想和崇高，在于活化民族的精神资源。由于教育方向之错失，使我们在精神资源和道德文明上，既没有吸纳西方之真善美以改善国民的精神人格，又大大失却了古已有之的真善美价值。

我们再把目光关注于儒学的当代价值上。在最近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的《儒学与儒学史新论》一书中，您谈到了儒家人文精神与全球化的问题，那么您认为儒家人文精神在当代社会具有哪些独特的价值？

唐君毅先生曾经指出，现代人所面临的荒谬处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中华人文精神，特别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绝不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至诚如神，体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达到一种精神的境界。儒家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会政事，科技发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开展。因此，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它不反对宗教，不反对自然，也不反对科技，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的偏弊，与自然相和谐，因而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调适上遂地健康发展。

中华人文精神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恕等价值，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效应之后，完全可以提炼、转化、活化其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去，进而作为正面、积极、健康的力量参与现代化建设，作为价值指导，治疗现代社会的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意义世界，重建人与“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的关系。

贺麟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曾提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傅伟勋先生提出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的问题。我们注意到，2002年武汉大学曾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了“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高级研讨班和有关学术会议。我们很想知道您对“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这个问题的想法。

以上我们就儒家精神谈了一些问题与建议。就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整体而言，中国儒、释、道各家的生存论智慧，都是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智慧，是世界级的智慧，仍需要大力弘扬，并适时加以变革，“推故而别致其新”。今天，人类的生存处境与文明间的冲突与融合的辩证统合，为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哲学在中西哲学互动整合的持续发展中，新的趋势将是进一步世界化与现代化，把特殊的地方性的“知识”、信仰与文化以及地域性的文明所内蕴的普遍性的价值发挥出来，贡献给人类世界。

创造转化当然离不开批评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批判要有相干性，不能以浅薄的想象随意比附、肢解和伤害。创造转化的前提是尊重自己的传统。如著名中国政治思想史专家萧公权先生就说过，中国传统中固然有不合时宜的成分，但有很多观念，如“民惟邦本”“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等在当今文明社会里都可以适用。如著名历史学家刘家和、杨宽先生等，拿西周制度与希腊制度相比，指出周代三朝制本身就有民主制的因素，对王权有一定制约。又如，著名思想史家杨向奎先生等指出，西周比商代人殉人牲现象少，是周公敬德保民思想及一系列措施起了作用。孔子反对人殉，甚至对木俑也提出异议，以“仁”释礼，由治民防民变成道德教化，有极大意义。传统制度与观念中有很多珍宝是我们创造转化的基础。(www.xing528.com)

由于近几十年来大量地下文献的出土，为中国哲学或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崭新的材料与证据，已有学者提出中国哲学史应当改写或重写。据我所知，您现在正在承担一项“近50年出土之哲学文献与中国哲学史”的课题，那么，您认为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对于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或曰创造性转化是否也起到促动作用？

是不是改写或重写，我持审慎的态度。我们主要依靠传世文献的研读，也要用思想史考古的方法，调查古遗迹，搜集民间社会的资料。当然，半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大量的简帛佚籍，尤其是楚地简帛佚籍的问世，确实为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新的契机。出土文献的大量涌出，极大丰富了我们中国哲学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原始资料，使我们这一学科的发展有了新的生机。随着学界对信阳、武威、望山、临沂银雀山、定州、长沙马王堆、云梦睡虎地、阜阳双古堆、江陵张家山、荆门包山与郭店等地发掘的简帛与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的整理与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的六经、诸子之学，战国至两汉的思想与社会史之研究，将会更加丰赡。我们愿下苦功夫对勘比较地上的与地下的文献，重释哲学思想史。在20世纪初，王静安先生就说过，地下文献资料与地面文献资料的结合，使中国古史研究有别开生面的拓展。王静安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今天得到新的阐释，先秦哲学思想史或中国哲学思想史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在具体的方法学方面，您有何构想？

就中国哲学学科建设来说，在方法论上，我们希望破除传统与现代对峙、割裂的思想方法，看到彼此的接纳与互动。此外，我们现在的知识训练和话语系统是西方化与泛西方化的，这对发现与解释中国哲学思想无疑有极大的帮助，但另一方面也带来颇多隔碍。我们要寻找新的诠释与评价系统。我很关注学术界关于中国经典诠释的讨论。源于《圣经》诠释传统的西方经典的诠释有西方的智慧、路径、脉络与方式，中国儒、释、道、墨各家都有自己的诠释传统与体系，我们的《诗经》《楚辞》《老子》《五行》《四书》《墨子》等都有自己的经—传—记、经—说、经—解的系统。源于中国古代儒、道、墨、释诸家的诠释传统中的许多创识、创慧，如开放式的、人本主义的与道德中心的等特征，还有待我们在西方现代诠释学的启发下，进一步发挥、发展。在现代思想的多重维度上，我们将找到解读中国思想、中国哲学的创造的诠释学的多种途径，通过与文本的对话，开发出新的意义。此外，还有我前面提到的思想史考古的方法等。

在方法学上，西方、日本有些汉学家不承认中国有哲学。而在语言问题上，也有专家认为中国哲学有一种反语言学的传统。我个人觉得，这是值得注意的。

是的。从社会史或思想史的不同角度来丰富中国文化的各种研究是必要的，但中国精英大传统—典章制度、文献典籍仍是大统，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主要保存在这里。中国哲学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殊的东西，但不是没有哲学，这一点需要我们做出深入的研究。

说到语言问题，有的专家说中国哲学有一种反语言学的传统，我看不是。应当说，中华民族的语言学传统非常丰富，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的特点与传统，同时又开发出“超语言”的传统，但不是“反语言学”。例如，我国汉字符号系统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具有象形、形声、指事、会意、假借、转注等特征与功能，而且携带了大量的文化密码，包含着道德、社会、政治、艺术、宗教等丰富的内涵。我国《周易》的卦爻符号系统，与占筮、图形相联系，有象征符号的意义。我国有源远流长的言、象、意之辨，不是不要“言”，而是有不同于西方式的“言”，又有穿透语言的、对语言文字予以补充的象、意。

总之，面对新时代，回应当代的各种问题，包括环境伦理、全球伦理与其他伦理，加强地下、地上文献的比较研究，中国哲学特质的发掘与中西哲学的比较，以及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探讨，是当今的前沿课题。我们对于自己的文明、自己的经典，需要有自觉自识，需要有深度的欣赏、理解与沟通，否则谈不上转化与发展，更不要说创造性的转化与发展了。

我注意到您在多处谈到您现在最为欣赏的四个字是“守先待后”，在21世纪之初，您的这种治学理路和态度别具深意，您能具体阐述一下吗？

“守先待后”是钱穆先生多次提到的。一个多世纪的“变异”“趋新”，似乎使我们目不暇接、迷离失据。“变易”之中当有“不易”，“趋新”之中当有“守成”。有变无常，有为无守，有革无因，有化无文，不能谓之常道。外无法治秩序，内无道德良知，孰能谓之正道？背离、疏远、肢解、丧失民族的形上睿智，以及礼俗、风习、艺术、宗教、道德、哲学……如果是现代化的代价，那其实是太沉重的代价。

我相信，国民精神的重建需要许多知识分子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反思中西文化，反思新老传统，促进各思潮、各范型的互动。我十分理解许多同志所强调的制度建构、理性精神和西学价值的生根问题之重要性，但在各种不同的声音中，有所“守”的声音是应当给予一定地位的。每位学人都有自己的定位，都有自己的职分，都有自己的学问宗主。这是学术生态问题。我所从事的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以及近十多年的生存体验，使我感到我的根本责任在“守”。守住民族精神的根本，守住知识分子的气节、操守、良知，守住老一辈学问家和哲学家严谨、正直的为人为学之道，守住先圣先贤的绝学。其实，在守之中才能真正融会西学价值，有所创获。以此，待来贤，俟解人。

在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中，您是否也秉持“守先待后”这一原则和态度？

是的。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点是一个和谐的学术群体，三代人共事，有良好的学术氛围。我过去和现在一直得到我的老师萧萐父先生、李德永先生、唐明邦先生等前辈师长们的教诲、提携，得到我的同事萧汉明、李维武、田文军、麻天祥教授等中青年教师们的帮助、支持。我个人在学术界尚属小字辈，学问根底很浅，学力不逮，甚为惶恐，如履薄冰。好在我的背后有我们这个学科群体的师友们作为后盾，且不断得到本系本校的师友们和全国哲学界的师友们的批评与指点，因而可以勉力为之。我们这一代人只是过渡环节，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创造一些条件，帮助年轻人出国深造、潜心钻研，摘取学术研究的桂冠。我们学科点的传统是：“中西对比，古今贯通；学思并进，史论结合；德业双修，言行相掩；做人与做学问一致，文风与人风淳朴；统合考据、辞章、义理，统合思想与历史的双重进路。”

（原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8期）

学者近况

郭齐勇（1947.10— ），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1984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87—1990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9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3年始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2017年获评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曾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与副执行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曾到哈佛大学、东京大学、关西大学、慕尼黑大学、特里尔大学、俄罗斯科学院、首尔大学、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讲学。现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及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院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荣誉主任，湖北省文史馆馆员。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专长为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主要著作有： 《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中国人的智慧》《儒者的智慧》《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熊十力哲学研究》《熊十力传论》《守先待后》《文化学概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