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通学|访叶秀山-他们的思与想

学者简介

叶秀山，1935年生，江苏扬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哲学家。

在现实生活中，哲学常被人误认为“无用之学”。作为哲学工作者，您对此如何理解？

哲学的存在和发展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方法传统。哲学绝不是无用的，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都从未取消过哲学，较大的民族，都会有比较系统的哲学思想。哲学不能立竿见影地帮助人们解决眼前的具体问题，其发展也不能停留在为别的行业、别的科学门类总结经验的层次上。哲学家去总结别的行业、专业的经验，还远不如其本行业、本专业人士。哲学有自己的学术专业，具有纯粹性，应该强调其自身发展。因此，从事哲学研究首先就应该搞清哲学的传统。

强调哲学的纯粹性，并不是要哲学家脱离实际。其实，没有哪个哲学家是真的脱离实际的，也不可能把实际脱离掉。哲学家本人不得不是现实中人，他搞哲学的立场来源于实际的生活世界。哲学家在最根本的地方关注实际。海德格尔的哲学晦涩极了，但其实最关注人的实际生存问题，他的哲学正是欧洲危机时代的哲学，他说欧洲人忘掉了“存在”，忘掉了“历史”，这是欧洲人作为“Dasein”的历史命运；当然他关注的方式方法是哲学的。与那些“有用”的具体学科相比，哲学的寿命最长。读哲学史，有时候会感到像是一个人想了几千年，有时这样想，有时又那样想，但无论怎样想，都是在哲学的理路上。

目前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浮躁的风气，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如何才能更加纯粹地从事哲学研究，追寻智慧之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有哪些好的学术传统可以使我们受益终身？

哲学是基础学科，哲学研究也就显得十分清苦。但是目前中国的哲学界还是有一批人在认真踏实地做学问，也形成了一股很好的学风。现在外面的世界的确很精彩，诱惑也很多，关键看你有没有这个定力！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遗产丰厚，所以不管什么年代都得有人搞学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得天独厚的做学问条件。这个地方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是专门念书、搞研究、做学问的好地方。国家级的最高学术机构的存在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社科院哲学所，哲学味比较浓，也比较纯。只要你们肯念书，能钻研，总会得到同事们的支持，你的工作价值也最终会得到社会和学界的承认。“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货真价实的东西，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胡塞尔说过，哲学就是要做超越的工作。

此外，社科院哲学所是全国哲学类书籍最集中的地方。西方哲学类的书籍比国外有些大学哲学系的还要多。这对于从事哲学研究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资源条件。

根据您的治学经验，您认为从事哲学研究必须具备怎样的基础？

这里，我想强调的基础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知识基础，一种是外语基础。

知识基础一定要宽。做学问就像造金字塔，地基大了、深了才能有高度，才有进一步发生发展的强力后劲。专业当然要有，但也不能局限于一个专业方向，要获得更为开阔的视野，这对哲学研究至关重要。过去有人说，哲学是杂学，有一点道理。学哲学的兴趣都比较杂，也应该杂。搞西方哲学的也要读诸子百家、董仲舒、王阳明等，搞中国哲学的也得读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之类。我始终提倡念原著。经典著作之所以是经典，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能够常读常新，它总不会辜负你。至于怎么个读法，我以为，要在哲学史中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人或一个人的一本书来慢慢啃，来回反复地念，死劲地抠！搞哲学的人，一定要有一两本为自己所独专的经典著作，这或许就是您的“看家本领”。牟宗三的哲学，专就专在康德；贺麟先生的哲学，专就专在黑格尔。在哲学基础之中，欧洲大陆这一块又是必须搞清楚的，这是哲学基础的基础。没有它，你就无法进入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和逻辑体系，也就是不能“登堂入室”。另外，希腊是西方哲学的故乡，搞哲学也不可能不理会古希腊这一块。这就像搞中国哲学，不能不先弄懂先秦诸子一样。

对中国哲学界来说，外语仍是一大难关！许多西方大哲学家的经典著作，在国内一时还找不到很理想的译本。哲学研究应该重视外语的掌握。对于外语，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搞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须要有好的外语水平，搞中国哲学的也一样。“文革”的时候，我正是利用那段岁月学习了多种外语，包括学了点希腊文，现在感到还是受益匪浅。

另一方面，做专业研究的学者，一门外语是远远不够的。年轻学者的外语，将来至少要达到在国际会议上能用外语跟人家进行学术辩论的水平，这样，中国的哲学才有希望真正走上世界舞台。我常常要求我的博士生在一段时期内不看中文书，绝不是我看不起翻译著作，事实上我十分重视参考中译本，认为这对于理解原著意思是很有帮助的，这样做，无非是想逼着他们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通过读您的著作，我们已经注意到，您近年的哲学视野已开始关注中国的传统哲学，这是否意味着您在经历了西方哲学的洗礼之后将试图在中学与西学之间做某种有益的打通？

对哲学有兴趣，就不会被一个专门领域所限制，肯定是要打通的。近代以来，中国的哲学大师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熊十力、牟宗三，都是学贯中西的。哲学是一门通学，走到哪里都是通的。哲学的通，不仅仅是指哲学内部各个部门、大类之间的互通，而且还指它能够在各门学科之间走得通。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哲学都是可以贯通的。不管这些学科多复杂、有多硬，哲学都可以进去，都应该没有阻隔才对。只有到了这个份上，才算是真正弄懂了哲学，尽管你自己不一定非得做遍每一个学科，但你的原则原理，都要通得过才行。譬如，你们当中有研究数学哲学的。西方哲学家中有很多人都对数学很有兴趣，马克思以解数学题解闷，黑格尔对数学也非常关注，胡塞尔最初是学数学的。其实，哲学史上的所有哲学家都在做通的工作，尽管他们术业各有专攻。不仅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是哲学史，他的《精神现象学》也是一部打通哲学史的巨著，你不懂哲学史，或不掌握哲学史的主要问题，你就无法读进去。与别的学科相比，哲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每走一步，都会背着“历史的包袱”。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别的学科似乎都可以只问当前最新成果就行了，譬如计算机应用。但哲学不行，严格地说，哲学是没有普通意义上的“历史”的，它似乎是“永久性”的，所以过去常常忘记了哲学的“时间性”，直到对“时间—历史”有了新的理解，才又重视起来。哲学的领域里没有过期的问题，e时代的今天，我们读老子、孔子、柏拉图，一样是有意义的，他们在2000年前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仍未给出满意的解决答案。同时，每一个哲学家又都是一部哲学史，你把某一位哲学家搞懂了，哲学史也就打通了。这是学哲学的所谓能够讨巧的地方，也许是唯一可以叫作“捷径”的方法。(www.xing528.com)

本质上，中、西哲学是可以通的。对于搞中国哲学的人来说，西方哲学是必不可少的参照系，西方哲学这几千年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在相当多的问题上下过相当大的功夫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东西，哲学只有一个，哲学肯定是单数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别，所以我对“比较哲学”的提法有点疑惑。当然哲学是有些不同，“比较”也还是可以作为一个方法来做，但不是主要的。哲学是共通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哲学表现形式可以有所不同，但是哲学的内在本质还是可以通得过去的。

中国的哲学传统很长，它始终有一套自己的做法。但近世以来，在西方哲学的强劲冲击下，想靠自身因素实现本质性的推进似乎非常艰难。但外力毕竟还只是外力，最终还得靠其问题的自身推进，外力只能是“助力”，推进必须是自身推进。研究哲学，我常用的方法是“替古人立言”，把古人书本上的东西做活了。不妨经常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如果孔子活在今天，按照他的思路，加上现代的知识背景，他会怎么看这个问题，他会说什么样的话？作为当代哲学工作者的我们只是古人思想的“助产士”，是帮它彰显出来的。我常常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我的意思：中国哲学好比一颗宝珠，放在通常的光线下已经看了几千年了，如今科学进步，把它放在譬如“激光”或什么光的扫描下，看看它会发出什么光来，而这种光，古人是没有看到过的。但是，不管它过去发出过什么样的光，今天又发出什么样的光，都还是由它自身发出的。所以，你们要养成不带任何偏见地去念书的习惯，跟着文本的思路走，跟着它进去，跟着它出来，进进出出多次，你自己的意思也就出来了，而不是蓄意去挑挑拣拣。念书的过程就是跟着古人一起把他曾经想过的问题再想一遍，所以，念书就是跟着去思想，念懂了，对话自然也就有了。

您是否打算或曾打算最终确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哲学体系？

在中国做哲学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有不少人热衷于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现在也还大有人在。其中不乏一些哲学爱好者，有的年轻人为我至今没有自己的哲学体系而发愁。

我原来也想构造一个思想体系，后来放弃了。我是多少有点自知之明的。慢慢地居然熬到了一个“非体系”的“解构”时代，也算误打误撞赶了一个时髦。

“哲学思想”当然能够成为一个“体系”，在古典的意义上，“哲学”“思想”“无限—绝对”，只能以“体系”来“把握”它们。所谓“体系”，就像一座大厦，每块砖都是坚实的，你不能随便挪动它们，你动它一块砖头都不容易。哲学史上，康德57岁、费希特27岁、黑格尔37岁就形成自己的体系了。我现在都已67岁了还得念他们的书，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创造力，而且他们的东西还可以被永远地念下去，有读头，绝不是“假冒伪劣”。对于这些流传下来的经典著作，一代一代读过了，与其怀疑它，还不如先相信它。能够一代代传下来的东西，那么多人都念过了，这些人都白吃饭了吗？当然，你可以去怀疑、否定乃至批判，但你还得承认，它们是“自成系统”的；即使你要让它“解体—解构”，也要让它自行解体，从外面用重磅炸弹未必能轰得动它。黑格尔说过，任何体系都是自己解体的。我衷心劝告那些追求体系的青年哲学朋友，念书是冲着思考问题的，而不是为了建立什么体系的。或者说，体系是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空悬一个“目的”。不要做“志大才疏”的人。依我说，你埋头念书了，将来如果能有体系的话，就是你的幸运和造化；如果力所不及，至少是一个诚实有学问的学者，而不至于画虎不成反类犬。

在您近50年的哲学生涯里，对您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和书有哪些？

从念大学至今，对我影响较大的有两位哲学家，一位是康德，另一位是海德格尔。必须承认，《纯粹理性批判》和《存在与时间》对我学术思想的成长和发展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现在也还在起作用。《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我一辈子都在念，但还是觉得没有念透。这本书几乎集中了近代哲学的所有重要哲学问题，那真是一本让我受益无穷的心爱之书。当然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不只是这两本书。

最近一些年来，对于过去念过的书，现在再拿起来重念，每念一遍又觉得都是新的。我越发感觉到，只要念上一本古典哲学著作，几乎就放不下来了。譬如我最近念黑格尔的《小逻辑》，觉得以前简直就没有念懂，明明写着的话，怎么以前没有注意到呢？总之，对于以前念过的书，颇有一种“旧识新知”之感；而对于以前没有念过的，则就“相见恨晚”了。

到目前为止，您已经出版了不少作品，您对哪一本最满意，哪一本可以成为您的力作、代表作？

最满意的，应该说还没有出版。下一部，也许好一点。现在说“挑战极限”，我大概离“极限”尚远；但是可以“挑战自己”。其实，“自己”也不值得去“挑战”，倒是“取法乎上”比较合适。以最上等的哲学，如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为“法”，以“经典”为“法”，庶可得其“中”。

［2003年4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六位博士后就哲学治学、哲学研究方法与基础等问题对著名哲学家叶秀山教授进行了专访。本文根据专访记录整理，并经叶秀山教授本人校定，题目为整理者所加。］

（原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7期）

学者近况

叶秀山（1935. 7—2016.9），1952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56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工作，直到2015年5月退休。其间曾赴纽约州立大学奥伯尼校区、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地进修访学。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双聘教授。全国政协第八、第九、第十届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人事部、科学技术部“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获得者。有专著20余部，论文100余篇。20世纪80年代，主攻古希腊哲学，出版《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1982）和《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1986）。1988年，出版《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一书，开始思考第一哲学问题。自90年代开始，其撰写和发表的主要论文先后结集，以《无尽的学与思》（1995）、《哲学作为创造性的智慧》（2003）、《学与思的轮回》（2009）、《启蒙与自由》（2013）、《知己的学问》（2015）等为题出版。2005年，作为总主编之一促成我国第一部多卷本学术版《西方哲学史》的问世，推动了中国学术视野下的西方哲学史研究。此外，还出版专著《哲学要义》（2006）、《科学·宗教·哲学—西方哲学中科学与宗教两种思维方式研究》（2009），并进行“欧洲哲学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课题研究，其成果以遗著《哲学的希望—欧洲哲学的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的形式出版。在艺术和美学研究方面，先后出版《京剧流派欣赏》（1963）、《书法美学引论》（1987）、《美的哲学》（1991）、《古中国的歌》（2007）、《说“写字”》（2007）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