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哲学研究新边疆：专访李伯聪

学者简介

李伯聪，1941年生，河南禹州人。1962年就读于河南大学，1978年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1981年获硕士学位。时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学术委员。著作有： 《人工论提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88）、《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陕西科技出版社，1990）、《高科技时代的符号世界》（天津科技出版社，1999）、《工程哲学引论》（大象出版社，2002）、《透视知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在国内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最近大象出版社出版了您的新作《工程哲学引论》。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称赞其是“具有开创性的崭新著作”，同时，我又看到《哲学研究》（2002年第10期）上刊出了中国技术哲学的领军人物陈昌曙教授为您的这本书所写的一篇评论，陈昌曙先生称赞此书是“充满原创性并自成体系的奠基之作”，“它的出版为哲学研究开创了新的边疆”。从“元理论”的观点来看，要把工程哲学确定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认定其为“哲学研究的新边疆”，是必须有其现实的和理论的前提或基础的。那么，工程哲学之所以能够成立和发展的现实的和理论的前提或基础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工程哲学之所以能够成立和发展的现实的和理论的前提或基础就是关于科学、技术和工程的“三元论”。

让我们先从科学和技术的相互关系谈起，这是一个大问题。几十年来，中国在科技政策方面之所以出现一些失误，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和没有正确认识与把握科学与技术的相互关系密切相关的。对于科学和技术的相互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主张科学和技术没有本质区别的“一元论”观点（“科学一元论”、“技术一元论”或主张“科学技术一体化”的“一元论”），另一种观点是主张科学和技术存在本质区别的关于科学和技术的“二元论”的观点。

本来，所谓科学和技术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在逻辑上是以承认“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对象”为前提的，因为如果二者不是两个不同的对象而是“混同为一”的“一个对象”，那么，所谓科学和技术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可是，在理论上和现实生活中，我们又常常看到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的现象。很显然，这种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的现象恰是关于科学和技术的“一元论”的反映和表现。

应该承认，在中国是流行着某种关于科学和技术的“一元论”观点的。大概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陈昌曙教授才自1982年起大声疾呼地强调科学与技术的根本区别。对于陈昌曙教授在这方面的基本观点，我是十分赞同的。

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和应该把科学和技术的“二元论”发展成为关于科学、技术和工程的“三元论”。所谓科学、技术和工程的“三元论”的基本观点就是承认和主张：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和工程活动是三种不同的社会活动，科学“成果”、技术“成果”和工程“成果”是三种不同的社会成果，作为“科学活动主角”（社会学意义的“角色”）的科学家、作为“技术活动主角”的发明家和作为“工程活动主角”的企业家、工程师、工人是三类不同的社会角色，科学制度、技术制度和工程制度是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institutions）。总之，科学、技术和工程是三种不同的对象。应该强调指出，承认科学、技术和工程是三种不同的社会活动绝不意味着在理论上否认和在实践上削弱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相反，由于在“一元论”和“二元论”的框架中实际上是取消了从科学和技术向工程的“转化过程”这个最“要害”的问题，而在“三元论”的框架中可以突出三者之间的“转化”关系，所以，“三元论”不但是一个可以突出和强调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各自的特点和特性的理论框架，而且是一个可以具体、深入地研究科学、技术和工程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问题的理论框架。

如果我们承认科学、技术和工程是三个不同的对象，承认科学、技术和工程的“三元论”观点，那么，从理论和逻辑上看，关于可以分别进行科学哲学研究、技术哲学研究和工程哲学研究的理论前提或基础的问题也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目前的实际状况是：科学哲学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成果十分丰硕的哲学分支；技术哲学虽然在许多方面与科学哲学相比稍有逊色，但如果从1877年卡普出版《技术哲学纲要》算起，则“现代技术哲学”比“现代科学哲学”的历史还要更长久一些；而工程哲学目前则还只是一个待娩的“婴儿”而已。

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说科学哲学是一个有伟大过去的学科，我认为，他的看法太“灰色”了，我们应该乐观地看到科学哲学的未来仍然是充满光明的。吴国盛教授说技术哲学是一个有伟大未来的学科，我以为不仅如此，工程哲学也是一个有伟大未来的学科，其未来的发展将是非常迅猛的和不可限量的。

《工程哲学引论》一书是您经过大约20年的潜心研究才写成的，在中国学术界浮躁之风颇盛的情况下，您能20年静心研究，不急功近利，不怕坐“冷板凳”，这是很不容易的。您能谈谈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历程吗？

我大约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行工程哲学的思考和研究的。我在这方面写的最早的两篇文章是《论实践理性》和《论“工程论”及其在哲学中的地位》，这两篇文章都是学术会议的交流论文，没有公开发表。1988年我出版了《人工论提纲》一书，虽然这只是一本提纲性的小册子，仅有五六万字，但得到学界好评。《人工论提纲》在1988年出版后我就想把这个“提纲”扩展成为一本内容更具体、分析更深入的著作，但直到2002年我才写成了《工程哲学引论》这本书。大约20年来，虽然我所发表的关于工程哲学的文章很少，但我的注意力和思考的焦点却一直是集中在工程哲学这个领域中的。

您的这本书我曾经浏览一遍，感到您主要是以范畴分析的方法进行论述和展开工程哲学的体系的。您为什么这么重视和突出范畴分析的方法呢？

哲学范畴是“哲学理论网络”的“网结”，是“哲学理论大厦”的“砖瓦”和“基石”。虽然应该承认只有一些凌乱的“砖瓦”绝不意味着已经有了一栋“理论大厦”，但我们可以肯定，如果连“砖瓦”和“基石”也没有，那就只剩下一个“空场”了。范畴研究方法是哲学研究最重要、最基本的“路数”，所以，我把范畴研究方法作为写作《工程哲学引论》一书的基本方法。在《工程哲学引论》一书中，我希望通过对大约50个范畴的分析和阐述，使人们看到工程哲学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哲学学科，而绝不是一个空洞、浮泛的徒有虚名的“学科”——对于形形色色的内容空洞、徒有虚名的“学科”人们已是屡见不鲜。我想指出，在该书所论述的大约50个范畴中，有“三组”范畴是最重要的：目的、计划、决策这三个范畴是第一组，运作（operation，又译为操作）、制度、微观生产模式是第二组，价值、异化、生活是第三组。大体上它们分别“相应”于工程过程的三个阶段。

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我造物故我在”，您说它就是工程哲学的基本哲学箴言。这个哲学箴言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有何关联又有何区别呢？

在“我思故我在”这个哲学箴言中，人仅仅被看成一个思维主体、认识主体；而在“我造物故我在”这个哲学箴言中，人主要被看作造物主体、生产主体。由于“我造物故我在”中还包含着“我用物故我在”的含义，所以它同时也包含了把人看作生活主体的含义。在“我思故我在”的理论中，人是没有历史性和历史发展的抽象的思维主体；可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在“我造物故我在”这个哲学箴言中，人的本性是在“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即生产活动（工程活动）和生产的历史发展中展开的，从而工程哲学也就成了从生产和生活的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中来考察和把握人的本性和人的存在的哲学理论。(www.xing528.com)

许多人都说，康德哲学好像一个蓄水池，在康德之前的哲学都流向康德，而在其后的哲学要从康德流出。您能谈谈您对康德哲学的看法吗？

在此我想介绍一下德国技术哲学家德索尔对康德哲学的一个看法。德索尔认为，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之后还应该再增加一个“第四批判”——“技术制造批判”（a critique of technological making）。我很赞赏德索尔的这个看法。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工程哲学就是类似于德索尔所说的“第四批判”的哲学。我认为，康德哲学体系是存在着严重缺陷的，那就是康德哲学只重视了人的道德实践而几乎完全“忘记”和“遗漏”了人的生产实践和工程实践，从而使工程哲学成了康德哲学体系中的一个“巨大缺失”。康德哲学特别注意的是关于“如何可能”的问题，而在工程哲学中，更加突出和更加关键的乃是“怎样实现”和“实施过程”的问题。

您于1993年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2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首次谈到了您关于“四个世界”的看法，本书中对此又有了新的阐述，您对波普尔的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有何评论呢？

波普尔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有重大创新同时又有严重缺陷的。他只承认人的精神创造活动的成果形成了一个世界3，而完全无视人的物质创造活动的成果形成了一个世界4——人造物或人工物品的世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看，我们不但要看到人是精神创造活动的主体，而且更要看到人是物质创造活动的主体。在现代社会中，人“主要地”是生活在世界4之中而不是“主要地”生活在世界1之中的（当然我们也完全承认世界4绝不是可以脱离世界1而“凭空”创造出来的）。工程哲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主题就是要研究世界4的创造问题。另外，波普尔所说的世界2仅限于指人的精神世界，于是，波普尔的世界2便成了类似于普特南所说的“缸中之脑”而不是一个有“心”又有“身”的“活人”了；而在“四个世界”的理论中，所谓世界2不但是指作为身心统一体的个人，而且尤其是指由个人组成的制度化的集体或组织。在工程哲学的四个世界的理论中，关于工程活动的组织、制度、管理的问题和关于“本位人”“岗位人”“异化人”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三个世界”的理论框架中是无从提出的。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我国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理论”和“计划方案”都属于同样的“理性认识”。而实际上，理论是认识过程的结果，它是对“共相”的认识和把握，它的指称是“有”；而“方案”则是工程活动的第一阶段（计划阶段）的结果，它是对“殊相”的设计，它的指称是“无”。进行理论研究需要的是“爱因斯坦式”的智慧，而制定工程活动的计划需要的是“诸葛亮式”的智慧，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智慧。

您能简单谈谈工程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关系吗？

这是一个大问题。在此，我只想简单地指出：在人类的多种方式的实践活动（生产和工程实践、政治实践、伦理实践、军事实践等）中，生产实践（工程实践）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实践方式，所以哲学家理所当然地应该把工程哲学领域的开拓和建设当作对整个“实践哲学”大厦的“第一支柱”的建设—以往的哲学家忽视了这项建设“实践哲学大厦”“第一支柱”的工作，现在我们再也不能忽视这项工作了。工程哲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为一片“宝藏”万千的“哲学处女地”，以往有许多人在这片“处女地”前“感慨”一番其“丰饶”之后，便“绕过”这片“处女地”“远行”了，现在是我们作为开垦者进入这片“哲学的新边疆”，深入地发掘其万千“宝藏”的时候了。

有些年轻人在看了您的这本书后，对工程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也想从事工程哲学方向和工程哲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对于这些年轻人您有什么话要说吗？

工程哲学是一个新开拓的、前途无限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有一种错觉认为：理论性太强就难免远离甚至脱离实际，实际性太强就难免要淡化甚至脱离理论；而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中，理论的探索性和面向工程的实践性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工程哲学的研究可以而且必须同时在理论的深度上和在面向现实的广度与密切程度上都有新的突破和新的建树。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这里有许多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是一个可以充分发挥年轻人的创造力的方向和领域。年轻人关键要有好的知识结构，不仅懂技术，而且懂管理、经济、法律。

《工程哲学引论》一书已经出版了，对这本书您有什么不满足和遗憾之处吗？

由于工程哲学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许多问题必须放在工程哲学的“整体框架”或“整体环境”中才能真正看清楚，所以我不得不把这本书写成一本“体系性”的著作，于是这本书就不得不涉及了过多的问题，其中不少问题都是“大问题”，尤其是我的水平的限制，使书中对许多问题的分析难以避免地成了浅尝辄止的分析和阐述。我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对这类问题进行一些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我认为《工程哲学引论》这本书的首要价值在于它是一本系统性地提出问题或提出系统性的问题的著作，而不在于它是一本对一个新的领域进行了某种“体系性”的阐述的著作。我希望年轻人能够在我书中浅尝辄止的地方找到感兴趣的问题，创造性地进行自己的新探索和新开拓。

您能谈谈今后有何研究和写作计划吗？

“工程”一语现在有更“普遍”地使用的趋势，尤其是人们常常谈到属于“社会工程”的问题。《工程哲学引论》一书主要是以“物质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虽然书中的许多分析对于“社会工程”也是适用的，但我们毕竟不能把“物质工程”和“社会工程”混为一谈。我希望将来能对“社会工程”方面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思考，写一些文章，有可能的话就再写一本书。

（原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4期）

学者近况

李伯聪（1941.1— ），自1959年起分别在郑州市和新郑县的中等专业学校、中等学校任教。1962年入读河南大学。1978年入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今中国科学院大学），1981年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自然辩证法教学部副主任、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自然辩证法通讯》副主编、《自然辩证法研究》常务副主编、《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主编。现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工程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社会学会工业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工程哲学，2002年出版了国内外第一本工程哲学专著《工程哲学引论》；其后又把研究领域扩展到工程社会学和工程史领域，出版了国内外第一本工程社会学专著。主要著作有： 《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工程哲学引论》、《高科技时代的符号世界》、《选择与建构》、《工程共同体研究—工程社会学导论》（第一作者）、《工程哲学》（合著）、《工程方法论》（合著）、《中国近现代工程史纲》（第一作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