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回到马克思的思想

学者简介

段忠桥，1951年生，北京人。197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1984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7年获硕士学位；1991年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哲学系学习，199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8年9月至1999年3月被聘为英国牛津大学All Souls College客座研究员。时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安庆师范学院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英文，英国埃夫伯里出版社，1995）、《马克思主义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译著，新华出版社，2000）、《当代国外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近些年来您一直在从事历史唯物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据我所知，您还在国外出版了一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英文专著，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请您简单地介绍一下该书的主要观点。

1995年1月，英国埃夫伯里（Avebury）出版社出版了我在英国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这本书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后来分别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国内的《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与研究》等刊物上。这本书是我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领域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在这本书中，我针对国外学者阿尔都塞、梅洛蒂、科亨等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误解，以马克思的原著为依据，提出并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社会形态理论即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社会形态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整体，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三大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本书出版后受到国外一些同行关注。加拿大学者G.史密斯在美国的《科学与社会》杂志（1997年秋季号）上为该书撰写书评，他说道：“在其论证精练的六章中，作者对马克思著作中有关这些问题的最重要的段落作了给人印象深刻的解释。不管人们是否接受他对这些原文的全部说明，人们都不能不感到受惠于他对这些原文的发掘，并会感谢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反思这些原文的机会。在那么多的人洋洋得意于对雷蒙·阿隆曾称之为‘知识分子的鸦片’的历史唯物主义总是‘只说不’的时候，作者给了我们很多理由重申‘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严密科学的理论，而且……是当今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强大的武器’。”

您刚才只提到国外同行对该书的评价，但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内是一门“显学”，请问，相对于国内同行的研究而言，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哪里，或者说它有哪些创新之处？

首先，我在书中提出和论证的所有观点都是以马克思1845年以后的原著为依据的。在我看来，既然人们公认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之一，那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就应以马克思本人的论述为出发点和可靠根据。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外学者中存在两种错误做法。一种是不依据马克思本人的论述，而是依据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斯大林的论述，来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另一种是只依据马克思早期的论述，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无视他成熟时期的论述，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及受他们影响的中国少数学者中。根据马克思本人的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他在1845年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并在后来的著作中逐步加以完善和发展的。因此，只有马克思以及恩格斯1845年以后的著作，才能作为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可靠依据。基于这种认识，我把自己的观点全都建立在对马克思成熟时期著作的研究基础之上。

其次，我深入挖掘了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量论述。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虽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但他却从来没写过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专著。他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大都散见于他在各个时期针对各种不同问题的论著中，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论著中。例如，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最经典的表述，就出现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然而，我国从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学者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特别是对他的两部包含历史唯物主义大量论述的著名手稿，即《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研究得却很少。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马克思的几部经济学手稿为基础的，其中一些重要的见解及论据均来自它们。

再次，我明确提出了一些与我国流行的哲学教科书（如肖前等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赵家祥等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同的新见解。在《对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的再考察》一文中，我针对流行的哲学教科书虽然强调生产力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但在说明生产力的构成时又把它解释为劳动过程的逻辑矛盾，论证了生产力指的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它是由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构成的；针对它们把生产方式定义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论证了生产方式指的是从物质方面来看的特定的生产过程；针对它们将人们在共同劳动中的分工和协作都包括在生产关系中的解释，论证了并不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所有关系都是生产关系，只有那些反映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属性的关系，即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和直接生产者的关系，才是生产关系。在《论经济基础的构成》一文中，我针对流行的哲学教科书把经济基础概念定义为不包括生产力在内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论证了经济基础指的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包括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整体结构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层次构成。在《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概念的再考察》中，我通过对马克思原著的历史考察，澄清了“社会形态”与“社会形式”、“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含义，论证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社会形态概念指的是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整体。在《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我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及相关论述的考察和分析，提出并论证了马克思从未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而只提出过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对我的这一论证，《中国社会科学》原编审何祚榕先生曾有过中肯的评价。

最后，我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逻辑分析方法，即他们运用的那些使概念更为清晰、逻辑更为严谨的语义分析法、语境分析法、逻辑排除法等。我们知道，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虽然很多，但它们之中有些只是粗线条的勾画，缺少细节的说明；有些只是一带而过，没有展开解释；有些只是对具体问题的说明，而没有展现其普遍的意义；有些对概念的使用过于灵活，缺少对其含义的严格界定。简言之，他的论述还不能直接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个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而我们要做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要再现这样一个理论体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掌握马克思的全部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深入的逻辑分析，以确定构成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有哪些，它们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如何对马克思的论述进行逻辑分析这一问题上，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英国牛津大学的G. A.科恩教授，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我在英国读博士期间，曾同科恩教授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他运用的分析哲学的方法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在写作《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一书时，在不少方面应用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逻辑分析的方法。对此，G.史密斯说道：“段的说明方法在许多方面使我们想起G. A.科恩、罗默和埃尔斯特这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的确，他常常表现出首先关注的是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关键的概念，如‘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上层建筑’等等，提供经过分析的严格的定义，并同时力图在他自己对马克思原文的独特理解的基础上确立马克思的各个命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

您说您的研究借鉴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逻辑分析方法，这是否意味着在您看来，当前国内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也需借鉴这些方法，因而这些方法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是的。只要翻阅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我们就不难发现，人们在很多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主要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的不同理解，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对马克思的相关论述的严格的逻辑分析。以经济基础概念为例，在国内学者中目前至少存在四种以上的理解，而且每种理解都是以马克思的某些论述为依据的。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那就必须承认构成这一理论的每一基本概念都有其确定的含义。我在前边指出，由于马克思生前没有写过一本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专著，他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只是散见于他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的论著中，因而，只有通过对他的全部相关论述作严格的逻辑分析，我们才能确定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要素的每一概念的确切含义，并进而再现一个概念清晰、逻辑严谨的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国很多学者在研究中恰恰缺少这种严格的逻辑分析。他们在研究中往往只是抓住马克思的某些论述，而不管马克思的其他相关论述就轻率地下结论，其结果就是你用马克思的某些论述证明你的理解，他用马克思的另一些论述证明他的理解。如果我们借鉴一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逻辑分析方法，那将有益于我们克服这方面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只要应用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逻辑分析方法，我们就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应用这些方法的问题。(www.xing528.com)

从您所讲的内容来看，您似乎也在致力于“回到马克思”的工作。据我了解，不久前南京大学的张一兵教授出版了一本重要的学术专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与人们通常从哲学视角来阐发马克思的精神实质不同，张教授是从经济学的语境出发来解读马克思，并且他在书中明确地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对于“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张一兵的那本书实际上是一本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历程的书，“回到马克思”在那里指的是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原著，以“努力呈现马克思文本和其思想发展历程的原像”。在我看来，他的解读应当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尤其表现在他对一些较少为人们所注意的马克思在经济学方面的读书摘录、笔记、手稿作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的见解。但我认为，他的解读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他的解读带有浓重的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痕迹。

您说张教授的著作带有浓重的阿尔都塞痕迹有什么根据？您能再具体谈谈吗？

首先，他的解读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的仿效。他认为“以不同的解读方式面对马克思的文本，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理论图景”。那他采用的是什么样的解读方式呢？他说：“本书采用的解读方法显然不是简单借用哪一种现代科学或哲学中的模式。……事实上，我自己也无法估算，到底有多少科学认知模式和理论方法以及我们民族的文化个性溶解在自己理论逻辑中了。”这种说法显然是在回避问题，而且让人无从把握。实际上，他的解读方法主要是仿效了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尽管也借鉴了当代西方哲学其他流派的一些东西。对此，他自己不是没有说明，只不过在说明这一问题时把“解读方法”更名为“写作方式”罢了。他说道：“本书在写作方式上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有同构的方面，即我始终追问马克思文本表层语句之后更深一层的构境意义，即话语的隐性逻辑。巴什拉曾说：‘唯有关于隐匿事物的知识才是科学’。我挺迷这一断言。”这显然讲的是他的解读方法而不是写作方式。我们知道，阿尔都塞一再强调，马克思的著作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分，前者是白纸黑字的原文，后者是隐藏在原文中的理论结构或理论框架。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不能只满足于字面上的理解，而应深入到原文的背后，挖掘出其深层的结构。为此，他提出了所谓的“症候阅读法”。张一兵的“写作方式”无非是把阿尔都塞所说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换成了“文本表层语句”和“话语的隐性逻辑”，他所追问的“文本表层语句”之后更深一层的“话语的隐性逻辑”，实际上也就是阿尔都塞所挖掘的“表层结构”之下的“深层结构”。

其次，他的“非连续性”说基本上接受了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说。阿尔都塞认为，任何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都有其独特的理论框架或问题体系，这种理论框架决定了它所能提出的问题、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阿尔都塞强调指出，在马克思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认识论断裂”，此前的马克思的著作是“意识形态”，此后的马克思著作开始成为科学。这一存在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框架和科学的理论框架之间的“断裂”发生在1845年，其标志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张一兵提出，他在书中“格外关注了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的非连续性”。他所说的“非连续性”指的是什么？从他的相关论述来看，指的是“话语的隐性逻辑”的转变。具体说来就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表现为三个时期的逻辑公式的转变，或者说，表现为“三大话语转变和认识飞跃”。第一个时期的逻辑公式是“S应该是P”，第二个时期的逻辑公式是“S现实地可能是P”，第三个时期的逻辑公式是“过去的S₁，发展为今天的S₂，并正在走向S₃，……S_n”。不难看出，张一兵所说的逻辑公式实际上也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理论框架，他所说的“非连续性”即“转变”也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认识论断裂”。所不同的是，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著作中只存在“一个”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断裂，而张一兵讲的非连续性的转变则有两次。不过，张一兵又补充说，第一次转变是异质性的，第二次转变是同质性的。但尽管如此，他的“非连续性”说到底还是阿尔都塞“认识论断裂”说的翻版。

再次，他解读马克思原著的新发现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著作的看法大体相同。所采用的解读方法与所获得的解读结论之间无疑有着内在的联系，张一兵教授对阿尔都塞的效仿决定了他的解读必然会得出与阿尔都塞大体相同的结论。阿尔都塞认为，可以把马克思的著作分为三个时期：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1840—1844年）；断裂时期的著作（1845年）；成长时期的著作（1845— 1857年）。张一兵提出，他发现了马克思的哲学建构历时性地存在着三个理论创造高峰期：一是1844年，其最重要的文本是青年马克思建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的《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二是1845年1月到1846年12月，其最重要的文本是马克思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即创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马克思致安年柯夫》；三是1847年到1858年，其最重要的文本是马克思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历史认识论之上的历史现象学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将阿尔都塞的看法与张一兵的新发现加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两者大体相同。张一兵说的第一个高峰期，也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第一个时期的最后一年；张一兵说的第二个高峰期，也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第二个时期，所不同的是前者把后者的第二个时期延长了一年；张一兵说的第三个高峰期，也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第三个时期，所不同的是前者把后者的第三个时期提前了一年。

当然，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当面与张一兵教授讨论这一问题。对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得失，国内外学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里我就不再展开谈了。

（原载《哲学动态》2002年第9期）

学者近况

段忠桥（1951— ），197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198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94年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哲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客座研究员（1998—1999）。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哲学院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唯物主义、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哲学。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其中代表性著作有《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英文，英国 Avebury Ashgate 出版社，1995）、《当代国外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理性的反思与正义的追求》（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为社会主义平等主义辩护—G. A.科恩的政治哲学追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马克思的分配正义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在国内的《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月刊》及美国的《自然、社会与思想》（Nature, Society, and Thought）、英国的《批判》（Critique: a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和《政治学》（Politics）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