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综合创新文化观研究：访方克立

学者简介

方克立，1938年生，湖南湘潭人。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任教，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88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哲学组成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文化概论》《现代新儒家学案》《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等。

一提起您，大家马上会联想起“现代新儒学”的研究，不过关于“新儒学”的话题您已经有过多次谈话，因此，这次我们希望进入您近年来比较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即文化问题。我们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您一直积极支持和大力阐扬“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我们认为这对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次，我们想主要就这个话题，听听您的看法。

“综合创新”文化观是由张岱年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它是20世纪文化论争的产物。我认为它也是20世纪文化讨论中，心态最健康、最有前瞻性，可以说是带有总结性的一种看法。20世纪30年代，张先生就明确表示既不赞成“全盘西化”论，也反对文化复古主义，而是主张兼综中西文化之长，创造一种新的中国文化。他把这种文化主张叫作“创造的综合”或“文化的创造主义”。他的有关思想集中表述于1933年发表的《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和1935年发表的《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西化与创造》三篇文章中。

《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是对曾经轰动一时的王新命等人发表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的回应和评论。张先生当时对中国本位文化论的“中体西用”和复古主义的实质并不是看得十分清楚，但是他明确地反对因袭和折中调和，而是主张辩证的综合和创造。在回应沈昌晔质疑的《西化与创造》一文中，又进一步提出了“文化中之对立”、文化的可析取性等方法论问题，提出对中西文化都要持“分别观”而不是“囫囵观”，并反对妄谈体用。张先生30年代倡导的“文化创造主义”与半个世纪后提出的“综合创新”文化观，在基本思路和精神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了解张先生的这个主张是在他的那本《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之中。

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所谓“文化热”，出现了类似“五四”时期各种文化主张众声喧哗的局面。张先生在各种会议发言和文章中多次讲文化问题，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走“综合创新”的道路。据刘鄂培先生说，张先生是1987年在山东济宁市召开的一次全国学术会议上正式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他说：“近几年，针对文化问题，我写了一些文章，自己撰了一个名词：‘文化综合创新论’。”这篇题为《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文章，最早发表在1987年7月10日的《北京日报》上。张先生与程宜山合著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对于宣传和阐释这种文化观起了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的“综合创新”论在内容上有新的发展：一是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是不仅讲中西文化之综合，而且也讲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三是明确指出“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综合”。这些都是过去没有讲过或没有着重强调的。

能不能说“综合创新”文化观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应该说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综合创新”文化观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相符合、相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由于它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认识人类前途和中国命运的最先进的思想工具。张先生青年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他研究文化问题的特点是坚持唯物辩证法（30年代他称为“对理”法），反对形而上学的全盘主义和折中主义。张先生30年代“创造的综合”的文化主张，与胡绳、张申府等“新启蒙运动”派的文化主张是很接近的，与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针是一致的。他在80年代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也是一致的。

文化“综合创新”论提出后，最初似乎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倒是出现了您所说的“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情况。

确实存在着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如一些人在概括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时，并没有把“综合创新”论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主张给予认识和评介。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把“文化热”中的主要观点分为四派：“儒学复兴”“彻底重建”“西体中用”“哲学启蒙”。还有一位学者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一书“序”中，将文化讨论中的各派观点，归纳为“反传统派”“五四运动派”“早期启蒙派”“现代儒学派”“回归原典派”。这些归纳和概括的共同之处是：“综合创新”论根本不在其视野之内，因此也就没有它的地位。我认为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那时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讲“创造的转化”很受青睐，杜维明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而张先生的“综合创新”论却不受重视，所以我曾经有过“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感慨。

方先生，您对“综合创新”文化观在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怎么看的？是从什么角度把它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联系在一起的？

我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中提出了“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观点，认为它贯穿于“五四”以后的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史。80年代的“文化热”是过去文化讨论的继续和延伸，所以我在考察其中的不同思想派别时，还是从“三大思潮”的角度去把握。1990年，我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派（可简称“综合创新”派），是80年代文化讨论中三个最主要的思想派别，它们之间的对立斗争和统一关系，仍然没有超出“五四”时期业已形成的思想格局。我之所以把“综合创新”与“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结合在一起，主要是想把这种文化观同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文化方针联系起来，就中国近现代文化论争的主题，给予一个比较完整、明确的回答。

您在发表这个看法后，特别是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大力宣传我们的文化主张——“综合创新”论》一文后，情况似乎有了很大的变化，“综合创新”论受到了学界较多的关注。而且您自己对“综合创新”论也作了许多具体的分析和阐发，我看到有的书中将张岱年先生和您视为“综合创新”派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

提出“综合创新”文化观主要是张岱年先生的贡献。这种文化观后来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成为我国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一种主流观点，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比较早的如张先生的弟子程宜山，在张先生指导下执笔写成《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系统而详细地论述了张先生关于文化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后来刘鄂培、羊涤生、李存山、王东、刘仲林、洪晓楠等同志也在阐释和宣传“综合创新”文化观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我曾表示，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的各种观点中，自己最能心契和赞同的是张先生倡导的“综合创新”之义，因此在一些文章、发言和访谈中也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我认为“综合创新”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对古今中西问题的一种比较全面、正确的回答，也表现出了健康的文化心态和开放的立场。这种主张明显优于极端的西化派和国粹派，也优于折中主义的“中体西用”派和“西体中用”派，不仅超越了“欧洲中心论”和“华夏中心论”的偏见，也超越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方式。同时它又是与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文化方针和文化政策相一致的，所以值得大力提倡。(www.xing528.com)

我在一篇文章中简略地谈到了“综合创新”论的四个要点，后来洪晓楠同志将其概括为开放性、主体性、辩证性和创新性“四性”，显示了这种文化观的一些显著优点。其实我只是从文化继承的目的、对象、方法，以及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论析还很不深入。要让“综合创新”文化观形成一系统学说，得到理论和历史的支持，又具有现实的方法论意义，真正为大家所认同，我认为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我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一本书中也曾经提到过“综合创新”的理论局限性，认为它有一种将文化建设过程理想化的倾向，原因是对于文化的优劣评价主要还是一种价值判断，所以要避免科学主义的“幻想”。您对此有何看法？您认为应该怎样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

有一次我在中国科技大学讲中国文化思潮问题，后来在网上就有学生提问：“到底怎样综合创新？”提问者显然对我讲的“四个要点”还不满足，觉得不解渴，他可能就是要求提供可操作的方法。这使我近来经常思考应该怎样从理论、历史和方法等不同层面去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总是停留在你所说的“理想化”的认识阶段是不行的。

对此我有几点初步的设想：首先是要研究“综合创新”文化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自从16世纪末叶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中西文化之间就既有交流也有冲突，四百年来古今中西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顽固派试图用“夷夏之防”来抵御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徐光启等人则提出了“会通以求超胜”的主张，以后又陆续出现了“西法中源”“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融会中西，兼容并包”等各种不同的文化观点，互相批评和争论不休。我认为很有必要对这四百年来的文化论争作一系统的清理。对各种不同的文化主张及其相互关系作具体的历史的考察，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综合创新”论与其中那些积极的、健康的、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的文化主张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有明显的历史继承关系。由此可见，“综合创新”文化观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于前人合理思想的批判继承和总结。

第二是要从理论上对“综合创新”文化观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证。文化是不可分的还是可析取的，这是30年代张先生同西化派沈昌烨争论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张先生的“综合创新”论正是建立在文化系统的可解析性与可重构性、文化要素之间的可离性与可相容性这两个理论前提之上。对于这样的基础理论问题，我们的研究必须深化。直到今天，有人还是强调文化的整全不可分性，反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提法，我们不在理论上讲清楚就不能说服人家。另外还要讲清楚辩证综合与折中调和、简单拼凑之间的原则性区别，“综合创新”与折中主义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之间的区别；要从理论和方法上研究文化的分析与综合、解构与重构的关系，特别要深刻阐明辩证的综合与创造、创新之间的关系，因为“综合”并非一定是创新。

第三是要用中外文化史、文明史的大量历史资料，说明“综合创新”是文化发展的规律。张先生说，康德综合了理性论和经验论，创立了先验唯心论；马克思、恩格斯综合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创立了辩证唯物论。两者都不是平庸的调和，而是“创造的综合”。我也曾以宋明理学为例，说明它是以中国的原始儒学为基础，在吸收了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家、道教思想之后，就改变了自己的形态，实现了儒学的一次“综合创新”。在中外文化史上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中国人早就认识到“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如果没有新的元素加入，只是保持原来的同一性，就不能产生新事物，就没有发展。文化也是这样，没有异质文化的加入，不改变原来的文化形态，就没有发展和创新。在一定意义上说，“杂以成家”正是反映了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规律，不“杂”不能开出新的一“家”，当然对这个“杂”还要作辩证综合与简单拼凑之辨析。

第四是要研究、探索怎样综合创新的方法，力求具有可操作性并考虑到方法的多样性。既然综合创新是文化发展的规律，通过对中外文化史的总结研究，就可以得到许多具体的方法论的启示。西方在知识创新时比较注重逻辑的方法，不外乎演绎、归纳和辩证法三大类，前人的创新方法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重视方法研究是西方哲学的传统，近来一些海外华裔学者也很注重方法研究，比如傅伟勋提出“创造的诠释学”，就归纳出了“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个诠释步骤，特别用心在可操作性上下功夫。中国也有自己的解释传统，包括“六经注我”；中国传统哲学也有自己的创新方法，包括“负的方法”。我们在探索综合创新的方法时自然也应该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综合”进去，在方法论上的中西结合和互补可能是一条比较好的创新思路。

总之，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需要多方面、多角度去做，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在有了比较多的扎实的研究成果之后，我想它就不会再被误解为“科学主义的幻想”了。

您所提出的“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观点，现在已经获得了多数学者的认同，那么用它来概括21世纪的中国文化格局是否依然合适呢？

我想在21世纪中叶以前，也就是在中国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之前，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格局大概不会有根本的变化，不过国际形势的动荡和国内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情况都会对三派力量的消长及其相互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自信心的提高，文化保守主义可能会有更大的市场；而在日趋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来迎接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那么也有可能会导致西化论的高涨。在这种文化态势下，我很担心，“综合创新”文化观是否会曲高和寡，难以找到其应和者，反而会被边缘化呢？

我倒没有这种担心，我对未来的估计还是比较乐观的。肯定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格局在新世纪还会继续存在，我们就要正视西化论和文化保守主义还有其存在的根据，还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甚至在特定条件下还可能有某种“高涨”这个现实。但是，这两种文化主张都有很明显的片面性，都不能把中国文化引向健康的发展道路，因此也不可能成为大多数人的文化选择。中国经济发展了，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因强调民族认同而倾向文化保守主义，但是当他们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何在时，就不会再唯“国粹”是尚了。同样，一些人因开放而学习西方，当他们对西方文化有了全面了解之后，大概也不会再盲目崇拜西方了。文化自觉非常重要，真正树立了文化主体意识的人，就会对中西文化采取一种比较平实的评判态度。西化论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存在，可能会使“综合创新”论因其理论上的合理性而更加显示出其优越性。因为各种文化只有在不断的接触、对话、交流、交锋之后，文化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补性才能充分呈现出来，这样就为“创造的综合”准备了前提条件。我们相信，真正符合人类理性和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选择是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和认同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不仅不会边缘化，而且将在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原载《哲学动态》2002年第4期）

学者近况

方克立（1938— ），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任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天津市社联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和召集人、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1984 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1988年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长期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是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和“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倡导者。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方克立文集》《方克立序跋集》，主撰《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马魂中体西用：当代中国文化的理论自觉》，主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大辞典》等，共同主编《中国文化概论》《现代新儒家学案》《湘学史》，以及马工程重点教材《中国哲学史》等。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