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到哲学：探访王路

学者简介

王路，1955年生于北京，山西定襄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逻辑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北京书生公司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1991）、《弗雷格思想研究》（1995）、《走进分析哲学》（1999）、《逻辑的观念》（2000）、《理性与智慧》（2000），主要译著有： 《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1994）、《亚里士多德》（1997）、《算术基础》（1998）、《真之追求》（1999）、《经院辩证法》（2000）等。

您一直研究逻辑，不过最近几年好像转到哲学研究方面来了，尤其是研究形而上学。您能谈一谈这种转变吗？

我上研究生时学的是逻辑，做毕业论文时研究亚里士多德逻辑，因此也就学习并研究了他的《形而上学》。此后，无论是研究中世纪逻辑，还是研究弗雷格逻辑，形而上学一直是我关注和研究的课题，而且近10年来，几乎成为我研究的主要重点之一。因此就我个人而言，好像也没有什么转变的问题。不过发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确实是近几年的事情。

那么这方面的成果为什么问世这么晚呢？

这也许与我的老师对我的教导有关，也许与难易程度有关。作为专家学者，没有比较可靠的把握，是不大会轻易出手的。我想，学逻辑出身的人，除了兴趣所致，大概总是对比较有确定性的东西放心一些。与逻辑研究的课题相比，形而上学研究显然是不那么确定的。

您的意思是说，形而上学是不太容易把握的吗？还有，您的老师教导的是什么呢？

关于形而上学的理解，我自以为大约是在1994年到1995年的时候有了比较成熟的想法。记得1995年周礼全先生回国，我曾与他比较系统而详细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当时没有说什么，回美国后却给我来了一封信，劝我还是抓紧时间，把《中世纪逻辑》一书写出来，他认为这是可行的而且是有意义的。至于形而上学这种比较“玄”的东西，他认为闲来把玩一下即可，不必当真。其实周先生和我讨论过许多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且他自己就一直在研究元哲学，但是他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研究成果。我想，他说的“玄”，大概比较形象地说明了形而上学的特征。结果也确实如此。本来《中世纪逻辑》一书已经准备好材料，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个字也没有写。而形而上学方面，倾注了许多精力，也仅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写出几篇论文。今天回想起来，也许确实应该遵从尊师的教导。

我们倒是对您的哲学文章更感兴趣，而且我们发表的您那篇关于“是”的研究的文章，反响确实很大。您的主要观点是：应该用“是”来翻译西方的“be”。这种翻译和解释与传统差别较大。您觉得您的观点会被大家接受吗？

其实关于用“是”来翻译“be”的问题，既不是我首先提出来的，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做法。陈康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这个问题。近年来王太庆、汪子嵩等老一辈专家学者，赵敦华、俞宣孟等一些中青年专家学者也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此外，还有更多的人在翻译中以注释的方式谈到这个问题，比如苗力田先生翻译的《形而上学》，陈嘉映先生翻译的《存在与时间》。至于实际中的翻译，就更多了。当然除了少数人直接用“是”来翻译外，更多的人则是在个别地方在“存在”的后面加上“是”，并用括号括起来；或者翻译出“是”，然后以同样的方式加上“存在”。应该说，我的观点与这些前辈和同人基本是一致的或部分是一致的。因此，我想我的观点被接受应该是有基础的。

如果说我的工作有什么独到之处，我想，大概主要有两点。一是我认为应该以“是”来翻译“be”，并且把这一理解贯穿西方形而上学研究始终，这样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形而上学在“be”这个问题上一脉相传的思想。近来我发表的关于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海德格尔等人的论著是我这一观点的具体体现。二是我认为应该以“真”来翻译和理解“truth”，并且联系“真”来理解“是”。我想，如果我的观点不被接受，或者人们接受起来有困难，除了传统习惯以外，大概主要是在这两点上。在学术观点上，我比较赞同达米特的话：我不指望别人同意我的观点，只是希望别人会觉得我的观点有意思，从中会得到启发。

关于“是”与“真”，您能不能再多说几句？

表面上说，英文“be”无疑是系词。与它相应的希腊文是“einai”。根据专家考证，这个希腊文的主要用法（80%到85%以上）是系词，其余两种用法表示“存在”和“断定真”。也就是说，“einai”的主要用法也是系词。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无论我们怎样理解，至少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保留这种系词特征。保留了这种特征，我们依然可以对它做“存在”或与“存在”有关的理解，但是失去了这种特征，我们至少从字面上失去了与这种特征有关的种种可能的理解。引申一步，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这里不是体现得非常充分吗？非常保守地说，我们是丢失这样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特征，满足于以好像是可以理解的“存在”来解释西方形而上学好呢，还是保留这样一种语言特征，以好像不那样自然的“是”来解释，从而为理解西方形而上学留下更大的空间好呢？我赞成后一种态度。举一个例子，近几年一些人用“实存”来翻译existence，以此与“存在”（be）相区别。这种做法对于理解西方哲学是不利的。因为“存在”（existence）这一概念是从关于“是”（be）的讨论中产生并形成的，并且确实涉及“是”的用法和表达。

综观西方哲学史，至少自巴门尼德以来，是与真几乎总是联系在一起谈的。求是，求真，乃是形而上学的一个主要特征。这样一种形而上学不是单纯的谈天说地，而是体现了一种知识论的性质。从探讨世界的本原，到不同学科的区分与建立，形而上学的问题从混沌到凸显，始终没有离开“是什么”和“是不是真的”的发问。因此，是与真，不仅有字面上的联系，而且有探究方式上的联系。如果把这样一种西方的哲学与传统仅仅理解为关于“存在”和“真理”的探讨，非常保守地说，至少对其相互联系的理解是要大打折扣的。

此外，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是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保留对“是”与“真”的理解，至少从字面上就保留了理解逻辑与形而上学关系的空间。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亚里士多德不仅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基础，而且也是逻辑的创始人。离开了他的逻辑去理解他的形而上学是比较成问题的。推广开来，一些哲学大师在其哲学论述中，对逻辑都有专门的或相应的论述，只要看看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等人的著作就可以了。因此在对这些哲学家著作的研究中，如果忽略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大概是会有问题的。(www.xing528.com)

您终于又谈到了逻辑的重要性。在中国，强调和宣传现代逻辑重要性，尤其是对哲学的重要性的人不多，而您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您能说说为什么一直这样做吗？

阐述逻辑的作用和意义，其实早就有人做过。翻一翻金岳霖先生的文集，就会发现许多这样的论述。此外，梁存秀、叶秀山先生等一些前辈早就建议我研究哲学，在他们的建议中，也含有向国内学界阐述逻辑对哲学重要性的意味。当然，这里也有许多自己切身的感受和体会。亚里士多德认为逻辑是从事哲学研究首先要具备的修养，康德说逻辑是哲学的基础。这些思想无疑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除了学术理论本身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促使我这样做。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逻辑传统。我不是说中国人没有逻辑思维，而是说过去中国人没有形成逻辑理论，因而缺乏有意识地应用逻辑理论和工具来进行哲学研究的自觉。西方逻辑传入中国以后，逻辑的发展也是非常曲折的。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逻辑多次受到各种各样不恰当的批评和批判，其结果就是中国逻辑研究和发展的水平非常落后。我认为，由于逻辑与哲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逻辑水平的低下也影响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水平与发展。中国哲学系培养的学生往往在知识结构上缺乏现代逻辑这一块，由此造成相应的结果就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也有大致相同的缺陷。面对这样一种现状，作为一个逻辑工作者，自然会感到有一种责任感。值得欣慰的是，我有许多同仁和朋友，他们大都在中国高校从事逻辑教学和研究。努力使现代逻辑，主要是一阶逻辑，尽早成为中国哲学系学生的基础课和必修课，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因此，如果可以说这是一项“事业”，那么这是我们一个群体的共同工作。

您觉得这项工作困难吗？如果有困难，最主要的困难是什么呢？

困难肯定是有的。最主要的困难大概是对逻辑的认识。一般人认为逻辑是一种工具。这种看法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仅仅看到这一点是很不够的。若是仅从这一点来认识和看待逻辑的性质，则是错误的。我认为，可应用性是逻辑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特征。逻辑的应用也确实非常广泛，如在哲学、语言学、人工智能等领域到处可见。但是逻辑只有在应用时才成为工具。任何一种应用只是根据本领域的需要对逻辑的某一部分作出取舍，以达到自身需要的目的为准，这是可以的，但是决不应该以此来确定逻辑的性质和作用。逻辑是一门科学，它有自己的内在机制，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也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领域，产生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逻辑与数、理、化、天、地、生等并列为基础学科是非常有道理的。作为教学，毫无疑问不应该从逻辑的可应用性出发，而应该把逻辑作为一个整体教给学生。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教给学生完整的逻辑理论，比如一阶逻辑、模态逻辑，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强调应该使现代逻辑成为我们哲学系学生的必修课，使逻辑知识成为哲学系学生知识结构的一部分的原因。这是基础教育、素质教育的需要。

我注意到您几次谈到哲学系学生。而且您在近两年出版的《走进分析哲学》和《逻辑的观念》中也明确这样说。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您不认为文科院系的学生都应该学逻辑吗？

我一直主张在教学中用现代逻辑取代传统逻辑。我在许多文章以及在去年出版的《逻辑的观念》中也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逻辑与哲学的关系以及逻辑对哲学的重要性。坦白地讲，强调对哲学系学生这样做，这是一种比较保守的要求，也是一种起码的、迫切的要求。这主要也是从逻辑与哲学的关系考虑的。这里我想强调的是，逻辑虽然有广泛的应用性，但是它的可应用性在哲学领域表现得最为充分。如今在哲学领域，逻辑的应用非常普遍，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一种媒介、一种手段。缺少它，我们常常确实感到不太容易交流。看不到这一点，大概是不应该的。能像你所说的那样，大面积地普及逻辑固然很好，但是从实际出发，如果在哲学领域尚不能把逻辑摆到它应有的地位，在其他领域又怎么可能做到呢？此外，由于自身的局限，我认为，对于逻辑与哲学的关系我可以谈得比较清楚，而对于逻辑与其他领域的关系，我却无法说得十分充分而清楚。因此，虽然我相信学逻辑肯定非常有好处，但是我确实不敢超出自己研究的范围多说些什么，更不敢提出什么要求。

逻辑与形而上学差别比较大，您却同时在研究这两方面的问题，这里有没有什么矛盾呢？顺便我想问一下，前面您说的“难易程度”是什么意思呢？

我认为逻辑和形而上学之间没有什么矛盾。一方面，我把逻辑作为一种理论来研究。同样，我对形而上学也这样研究。另一方面，我在形而上学的研究中应用逻辑。逻辑和形而上学确实非常不同。简单地说，逻辑是说得清楚的东西，形而上学却往往不太容易说清楚。逻辑的方式是分析的，形而上学的方式是思辨的。逻辑是以自身的科学体系和成果作基础，形而上学则以整个西方文化背景和传统为依托。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它们进行研究，也不妨碍我在形而上学的研究中应用逻辑。从理论的层面上说，研究者应该认识到分析和思辨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应该能够在研究中使这两种方式相辅相成。

所谓难易程度，我也仅仅是在说一种感觉。技术性的东西似乎总是比非技术性的东西容易一些吧！比如指挥交响乐。指挥的技术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训练，一般是可以学会的。但是一流指挥家除了需要掌握指挥的技术以外，大概还需要有对作品本身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就需要有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底蕴。就哲学研究而言，逻辑总是相对比较容易掌握的东西。从应用技术的角度说，学上两年，掌握一阶逻辑和模态逻辑，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而研究和理解西方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显然需要有更多的东西，包括语言、文化、历史等。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理解，许多人确实认为学逻辑更难。

您在《走进分析哲学》和《逻辑的观念》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逻辑在语言哲学中的应用和逻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这里您能说一说逻辑在形而上学中的应用吗？

我认为，可以在两种意义上谈逻辑的应用。一种是使用逻辑的符号、技术、定理和结果等去处理一些具体问题，另一种是以逻辑的眼界和修养为背景来探讨问题。前一种情况在分析哲学中很多，后一种情况在当今哲学中则比较普遍。比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以及他的其他著作。这次到哈佛访问，我听说他的著作都是与奎因和德雷本反复讨论和修改过的。至于形而上学研究本身，也会有这两种情况。比如探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不可能不探讨他的逻辑，也不可能不与他的逻辑相联系。而自卢卡西维奇以来，应用现代逻辑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逻辑史又已经成为常识，而且成果很多。这大概可以属于第一种情况。关于第二种情况就不必说了吧。这里我倒是想把它推广一下。我们常说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想请你考虑一下：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有没有区别？有什么区别？这样的区别在应用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回到我们的话题，请你想一想，金岳霖先生与冯友兰先生的哲学著作有很大不同，而这种不同有多少是以逻辑符号显示出来的呢？

（原载《哲学动态》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