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震：在历史和理想中保持张力

学者简介

韩震，1958年生，山东阳谷人。哲学博士。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系主任，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出版有《西方历史哲学导论》《生成的存在》《重建理性主义信念》《教育管理者的知识视野》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140多篇。

您是国内比较年轻的哲学工作者，能不能谈谈您的成长道路以及与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变化之间的联系？

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因此，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是以改革开放的进程为大背景的，离开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无法理解我的学术活动。在这种意义上，没有20年前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感受。

您的学术研究与您所处的时代以及您的生活之间是否存在某些明显的联系？

联系肯定存在。哲学无非是在思想中把握时代，我的研究虽然还比较粗，但它也必定是我对时代的某种反思。青少年时期，我也曾对当时的状况有过忧虑甚至“不满”。但因自己太年轻，再加上在当时的条件下读书范围极其有限，因而对当时中国所走的道路从没有真正的反思和怀疑，自己也相信这或许就是前进道路上的小插曲，是暂时的困难，甚至也曾相信过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都不如我们。

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也是我个人成长史上的转折点。鉴于改革开放主要是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青年人自然把目光投向欧美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潮。我也不可避免地受这个倾向的影响，因而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研读西方哲学特别是历史哲学方面。最初的动机是要发现西方社会之所以自近代以来突飞猛进的文化基因和思想因素，力图以他山之石来攻中国之玉，找到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文化改造之路。我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思想僵化，缺乏创新精神。1986年，我曾提出，如果说经典作家是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成果之后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我们只有批判地吸收现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成果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1987年我在《未定稿》上发表《模写反映论批判》一文，对机械理解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倡导历史的、辩证的和发展的认识观。而后，我又逐渐认识到，文化并无优劣之分，问题在于曾经成功的文化会因成功本身的缘故而因循守旧，变得僵化而病弱。针对这个问题，我曾写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开放》《创造性地对待历史传统》《爱国主义与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文章，提出我们“应对自身历史传统和外来文化因素进行创造性重构，使各种因素成为相互激励、相互补充的富有生命力的积极力量”。我认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不是只看到自己长处，时刻想用“儒教孔说”指导全人类的人。爱国主义不是自吹自擂，这种唱高调的“爱国主义”，不是激励人们的开放与进取心态，反而容易使人故步自封，因而会误国误民。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应当敢于正视自己文化中的缺陷，善于看到其他文化中的长处，勇于学习和吸取其他文明的文化成果。1993—1994年，我曾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并进行合作研究；1998年获“欧洲—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项目基金会”的邀请，作为访问研究员到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研究欧洲一体化问题。通过对欧美社会和文化的实地考察，我进一步深化了对改革开放正确性的认识。没有改革开放，我国就不可能有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就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贫穷的“社会主义”，别说解放全人类，恐怕连自己也救不了。

您的主要研究领域在什么方面？您的研究活动的方法论特色表现在什么地方，有哪些重要观点？

经过20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使我把主要的兴趣逐渐集中在历史发展经验教训的哲学思考方面。所发表的约130篇论文，以及《西方历史哲学导论》（1992）、《生成的存在：关于人和社会的哲学思考》（1996）、《重建理性主义信念》（1998）等专著，或多或少都与这个问题有关联。一句话，我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社会历史哲学方面，而这些领域都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密切相关。

就方法论而言，我认为，改革开放不只是为摆脱一时的困难而不得不采用的策略，而是一个民族健康发展的生存方式。在这里，我们必须在历史与理想、传统与创新之间保持某种张力。我们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但是我们的传统应该是开放的和不断创新的；我们有自己的历史，但是我们的历史应该是面向理想而不断进取的。我把历史看作现实进程的基础和前提，又把理想看作历史进程的引导力量。通过历史性与理想性的辩证法，我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反对故步自封的历史保守主义。在我看来，我们必须使用历史性的概念避免先验理性的绝对主义，但是我们也要动用理想的追求摧毁历史相对主义。这个研究策略成为我一贯的方法论原则，我这样看待历史和文化传统，也这样去观察人权、正义、公平等其他社会问题。我要求哲学和整个人文科学都要有一个历史学转向，但是我也呼吁历史学和历史主义方法应该有一个更加理性的普遍视野和理想的维度。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没有这个起点，我们就没有现实文明和进步的基础。人生活于历史境遇之中，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只有借助于历史，人才能走向未来。我们比我们的祖辈更有力量，就在于我们拥有更丰富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谁忘记了历史，谁就失去了未来；谁拥有了传统，谁就拥有了希望。然而，在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停顿与固守就意味着退步，因而故步自封不仅不能维持现有成果，而且还可能导致文化的衰退与解体。因此，我们绝不能拘泥于传统，而应开放地对待历史传统，使传统更具有融合力。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如果失掉了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的能力，就无法得到发展和壮大。勇于学习是民族自信和文化健康的表现，闭关锁国反映的心态，如果不是缺乏自信心，就是夜郎自大，故步自封。满足于现有的成果和传统，并不是历史的态度，因为历史的本质就是生成和发展。没有生成的历史，是停滞不前的历史；没有发展的历史，是毫无生气的历史。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本质上就应表现了勇于吸取和消化外来文明的文化成果，从而丰富和发展自身。

您强调历史传统的重要性，同时认为活的、有生命力的传统应该是保持开放和自我更新，那么文化更新的动力来自何处？

一般说来，文化发展的动力来自经济基础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生产力的组成结构中，人的智能创造力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人类形成之际，原始人在自然本性上，并不占有多少优势。比力气，人不如牛；比奔跑，人不如马；比搏杀，人不如虎。人类之所以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靠的是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可是，人人都有智慧，为什么不同的人创造力有差别，不同的民族的创造力也不尽相同，甚至同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也大相径庭？这说明，运用智慧的社会环境和行为方式也在起着作用，有些文化环境有利于激发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但是另外一些文化环境时常抑制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一个很有创造力和活力的民族却又在时间的长河中消沉了。有时，甚至初步的理智成功也成了理智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历史来考察。

为了保持我们勇于开放和不断进取的精神状态，不仅要从理论的高度认清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而且也要探索人们何以经常作茧自缚、停滞不前的机理。本来人们的理性认识，无非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具体社会环境中的人，对客观现象所形成的具体的、带有历史性质的看法，但人们经常忘记这一点，自认为发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往后不过是使这种普遍真理同具体的实例相适应而已。这样，人们就把暂时的认识当成了真理本身，而任何违背这种认识的看法就成为“谬误”。因而，探索的理性经常变成维护已有认识的权力话语，智慧的产物却成了扼杀智慧的枷锁。我最近出版的《重建理性主义信念》一书，就是为了说明理性作茧自缚的原因。书中提出的“历史理性主义”概念则是为了探索避免理性作茧自缚的可能性：理性应在自己的历史性中认识到自己的相对性和暂时性，为此就要清醒地牢记自身必须不断地伴随历史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形式和内容。历史理性应通过自我建构和自我解构的统一，灵活地引导和适应历史的进步。历史视野的地平线总是随着历史认识的深入而往前延伸。因此，只有创造性地对待历史，我们才能进入历史性的历史，我们不能放弃创造历史的理性责任。(www.xing528.com)

看来您是力图在历史与理性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我这种理解对吗？

很正确。历史是我们生存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如果我们不用理性引导历史发展，我们就无法超越历史和现实，为人类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空间；同样地，理性是人类在实践活动和思维活动中表现出的某些特征，理性以追求普遍性为己任，可是人们往往把自己在历史境域中获得的理性结果当成普遍的东西，从而造成作茧自缚的效果，这样认识到理性的历史性就成为解构僵死理性的必要一环。对自称具有普遍性的理性，我强调它的历史性和生成性；而对历史和现实，我则强调理性引导的必要性。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实践的理性主义，即历史的理性主义和理性的历史主义的统一。

那么怎样才能保持历史性与理想性之间的平衡呢？

我认为，理性活动并非只是一种观念性的内在心理的或精神的过程，本质上它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现实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思维和行为特征的总和。因此，理性既表现于内在观念层次之中，也表现在人们的外在活动之中。正因如此，理性一方面把根基深扎于人类特殊的实践活动的沃土之中，另一方面又朝向普遍适应的理想性的广阔天空。显然，理性活动的矛盾性质就决定了它自身发展的动力和平衡机制：理性的活动是一种不断自我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内在的观念性思考，注意的是观念、思想和理论内部的逻辑连贯性，从而把理性引向了理想和普遍的追求；外部的行为活动又使理性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之中活动，从而把理性活动拉回到现实的特殊情景之中。内在的理想给理性活动以价值目标，但是，只有在一定的历史境遇和实践活动之中，理想才能体现出方向感和目标感。理性在历史与现实之中吸取力量和营养，又根据理想的追求调适自己的方向。实际上，理性的发展史就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情景不断自我调适、自我平衡的过程。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一切理论、观念、学说，无论多么有价值，在形态上都不是绝对的和永恒的，而是相对的和暂时的。越是彻底的理论，就越是具有伴随历史发展进行自我调适的功能。

如果理性的东西都成为不断自我解构和自我重构的过程，那么我们是否会对理性失去信念呢？

恰恰相反。理性的自我解构和重构并非只造成消极的后果，这种过程更体现人类理性活动的韧性和活力。人类理性一方面通过改变自己的形态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也通过这种变化促使自身走向更加具有普遍性的形式。如果没有历史性与理想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张力，如果没有理性的自我解构和重构，理性就会变成抽象统一的僵死规定，从而丧失伴随历史步伐不断进行自我调整的灵活性。一种理论，作为理性活动的成果，如果失去了自我调整的能力就会丧失生命力，失去自己的存在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必为在普遍性和特殊性、历史性和理想性之间摇摆而难为情，我们完全可以说：“我摇摆，故我存在。”

您所说的实践理性主义或历史理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实践的理性主义或历史理性主义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的一种哲学体系，它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观。实践的历史理性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内部的一种学说，前者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

您所说的实践理性主义或历史理性主义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与旧理性主义相比，历史理性主义的显著特征表现为：第一，历史理性主义不是从理性原则出发，而是把理性看作人类实践活动的某种行为和思维特性，因此理性源于人类的历史和现实活动；第二，历史理性主义不迷信理性，它在对理性功能充满信任的同时，也认识到其暂时性和相对性；第三，历史理性主义并不排斥非理性的因素，而是给予恰当的评价和地位，并将它们容纳下来转变为推动理性活动的建设性力量；最后，历史理性主义是不断自我解构和自我重构的理性主义，它通过不断地自我否定达到持续完善的目的。一句话，这种理性通过自我解构和不断重构的过程，灵活地伴随和引导历史的进步。我们的时代需要一种理性信念，但是，我们需要符合时代要求的理性。

（原载《哲学动态》2001年第4期）

学者近况

韩震（1958.5— ），哲学博士。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第十届国家督学，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报》《哲学动态》《世界哲学》《外国哲学》《哲学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等报刊编委会委员。曾入选北京市“跨世纪青年理论工作者百人工程”培养计划、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国家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00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西方历史哲学导论》《生成的存在》《重建理性主义信念》《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思考的痕迹》《教育的价值与价值的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大国话语》等。译著有《自我的根源》《历史与转义》等。发表论文、译文600余篇。多次获教育部、北京市等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