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奎良：社会主义哲学视野

学者简介

张奎良，1937年生，辽宁新民人。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时任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从80年代末起，一直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东北地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黑龙江省哲学学会会长。著有《马克思的哲学历程》《跨世纪的回响》《张奎良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呼唤的哲学回响》等。

多年来，您曾对马克思早、中、晚期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表了多部专著和大量的论文。但从近期的成果看，您的研究方向似乎在发生转换，好像更加关注哲学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不是这样呢？

我并未放弃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是我终生研究的课题。不过近年来，在国际国内的新形势下，我确实更加关注社会主义问题，出版了一部专著《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科学》和《天津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了《马克思晚年的设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精髓论》等多篇论文，从哲学视野探讨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历史经验教训问题。

哲学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似乎是个新课题，请您首先说明，人们为什么会关注起这个问题来？

严格说来，哲学关注社会主义并非始自今日，过去人们也曾把哲学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用某些哲学原理来对社会主义实践作出说明和论证。如用矛盾规律来论证以阶级斗争为纲，用生产关系变革的原理来论证“穷过渡”和“一大二公”，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来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等等。但是，类似这种联系和论证实际上是扭曲了的，是把哲学庸俗化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体现。真正用科学的精神探究哲学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始自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初。当时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成型，并在实践中得到确证。为了完善这个理论，需要哲学的理解和认同，而苏联东欧的剧变又给人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索。出于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关切和对国家与人民未来前途的关心，哲学家们逐渐放下自己对现实的超然态度，也开始从哲学的视角来审视社会主义的本真内蕴，大约从这时起，哲学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越来越升温，并成为近年来许多哲学会议的主题。

请您说明一下哲学何以能关注社会主义，其内在根据是什么？

哲学对社会主义的关注首先源于哲学的本性，是哲学功能的体现。哲学虽然是一种形上之学，但是关注现实、面向生活也是它的根本特点。当代中国面对的最大现实就是千百万人正在努力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这是一项书本上没写过、经典作家没说过、前人没干过的全新事业，哲学关注这个事业义不容辞。因为，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哲学底蕴，只用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无法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只有深入哲学层面，运用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才能超越事物的表象，体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层意蕴和内在根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开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之先河，从此，它不再像近代思维方式那样，只追求抽象的终极和永恒，以对世界的说明为满足，而是以改变世界为己任，实现了向人和人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这个意义上，哲学面对现实、关注社会主义实践是理所当然的。

您刚才从哲学的功能上，说明了哲学关注社会主义的一般道理，能否换一个角度，单就哲学与社会主义两者的互动关系，作一简要说明？

按照列宁的说法，哲学与社会主义同属马克思主义的构成部分，都是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理论说明。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提供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指导，而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目标和实际进程，是哲学发挥自己功能和效用的基地。正确发挥哲学的反思和批判功能，有助于推进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而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也必然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和威力。社会主义搞不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丧失自己的制度基础，自身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它们的关系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出发，也必然十分关注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和前途命运。

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请问，哲学对社会主义的关注和思索与科学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同？

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角度和层次的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学说，主要是阐明无产阶级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理论和策略。诸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农联盟、国际主义、统一战线等等，就是其具体内容。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阐发无产阶级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侧重在具体实践上，表现为政策及其实施。虽然它也提出和回答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那样做的问题，但它涉及的都是具体的根据和道理。而哲学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则完全是另一种意味，它超越具体的实践，思考其背后更普遍、更深刻的逻辑和根据。比如，科学社会主义有一个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但在哲学看来，发展生产力是更根本的，所有制的变革必须服从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单纯变革生产关系，追求所有制上的“大”和“公”，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还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必须消灭资产阶级，但在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消灭资产阶级就是“左”的错误政策。科学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原理，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非劳动收入的存在，也是必要和有益的。所有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科学社会主义的各方面规定不具有绝对意义，它的贯彻和实施有赖于具体国情和条件，于是，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就成了更具普遍意义的深刻原理。哲学对社会主义的这种思考和研究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升华和提炼，它超越形形色色的具体差别，体现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共同特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既是唯物主义的哲学精神，也是一切社会主义实践必须遵守的准则。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都证明，对社会主义的这种哲学思考是沉重的、深刻的、必要的。在这里，哲学和社会主义已经交叉，汇成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这就更具深刻性和普遍适用性了。

根据您自己的研究体会，您认为哲学要卓有成效地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应该从哪几方面展开？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只能摘其要者而言之。

首先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入手，了解唯物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蕴关系，把握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和实践本质。具体来说，要读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段话包含一个深刻的命题，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它再清楚不过地揭示了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并突出实践，提出了一个公式：唯物主义+实践=共产主义。

马克思认为，唯物主义哲学，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的伦理思想和政治理念，先天就内蕴有“社会主义倾向”，这里不妨引证马克思的一段话：“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对人性、利益、环境这诸多推导所得出的结论和要求，显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所满足不了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达到。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法国唯物主义“直接导向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

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只是潜在的，是逻辑推导出来的，还不是现实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要想把唯物主义内蕴的社会主义基础变为社会主义的现实就必须使其实践化，从说明世界的层面提升到改变世界的层面，把唯物主义内蕴的社会主义意向变为改变世界的活动。唯物主义一旦走出书本，将其内涵的理想信念外化为千百万人的实践活动，它也就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www.xing528.com)

这里把唯物主义提升为共产主义的关键在于实践，实践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中坚和内核。马克思明确说过：“共产主义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过去我们往往用静态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么把它说成是一种理想信念，要么把它归为一种思想或世界观，或者理解为一种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有时还说成是一种精神或品格。这些都未见得错，但未抓住根本，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改变世界的活动，这就是哲学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深层理解。

您从哲学视角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破解和界定确实包含深刻的意蕴，但这在实践上有什么意义呢？

这里包含一个前提，即必须从实践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前提性论断意义重大，可以说是近一个世纪来全部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最终归结。按照马克思的本意，社会主义不应沉湎于理想和蓝图的设计，它也不是事先建构出来的理论框架的交付实施，更不是某种先验原则的外化。社会主义的首创性决定了它只能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创新，不是理论先定而是通过实践检验来不断确定和丰富社会主义的内涵，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因此，社会主义必须重在实践，重在创造，重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哲学对社会主义的特定理解。透过苏联和中国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社会主义实践的风雨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先验方案的实施造成了多大的失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功的秘密，正在于它开辟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创新的实践探索。就这一点来说，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

在对社会主义的沉思中，还有哪些重大课题需要从哲学的视野来揭示？或者说哲学还能够有所作为？

必须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的研究，这是哲学对社会主义的重大支持。邓小平哲学思想是全部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它对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起到一个基础或支撑的作用。换句话说，没有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具体决策。

邓小平未见得是个哲学家，但他同历史上一切提出过新思想新理论的伟大人物一样，他从实际需要出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沃土上，形成了一整套新的与传统不同的哲学思想或哲学观念，这一套变革了的哲学观念构成改革开放的实践基础，可以说，没有哲学视野，不理解邓小平的哲学观念变革，就不可能深刻把握邓小平理论。我初步梳理一下，起码邓小平在以下十个方面实现了哲学观念的巨大变革，确立了新的哲学观念： （1）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 （2） 对立面斗争及结合的矛盾统一观； （3） 摸石头过河的实践探索观； （4）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社会和谐发展观； （5） 三个有利于的彻底务实观； （6）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要矛盾观； （7） 强调人作为实践主体的新人学观； （8）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髓观； （9）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新时代观； （10） 坚持实践标准的真理观，等等。

上述这些新的哲学观念是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思想之根、观念之源。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告诉你社会主义是什么、怎么干、为什么，而哲学则深入观念和文化的层次，告诉你在新的思维方式的统摄下，社会主义理论和学说的变革是必然的，非变不可的。

您在这里谈到了“变”，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观念，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想就变的问题请您发表看法。

您说得很对，变化发展是辩证法的核心概念。没有“变”，万事万物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也不能发展，“变”的观念确实是改革开放的思想前提。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变”的意识比较淡薄，甚至被曲解，一谈“变”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有违正统，总是有人跟在你后边问你往哪儿变。中国人的正统观念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以不变应万变”，即使不得不变，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固守这种观念就不能进行改革了，改革就是要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改变原来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创新。所以，在改革开放中，确立“变”的观念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年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马克思主义如此，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如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反映世界和中国社会生活深刻变化的结晶，也是改革原有僵化社会主义模式的伟大成果。

您说到了变的观念的重要性，但是事物发展中还有不变的一面，变和不变是辩证的统一，如何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将变与不变统一起来？

您说得对，变表明事物发展中常规的断裂和中断，不变表明发展主导线索的连接和继承，两者的统一才体现事物发展过程的全貌。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说，重要的问题是区分哪些是可变的，哪些是不变的。所谓不变的就是指一脉相承的东西，如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四项基本原则，等等，这些都是不变的，要永远坚持，不能丢。除此之外，社会生活中的一切方面都是可变的，是必须发展前进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这个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带有根本性，带动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全方位的变化。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胜利正是在这些变化中取得的。

从您发表的论著来看，一段时间您曾致力于把马克思晚年的探索和邓小平理论联结起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史学支持和思想论证，这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哲学对社会主义的关注和思索？

也可以这么说。马克思晚年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马克思哲学发展中重大的反思和升华，它集中体现为马克思重新审视了原来五大社会形态的论断，认为广大东方落后国家在历史上是一种以土地公有制为主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未依次经历典型的奴隶、封建等社会形态，未来向共产主义发展中也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村社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设想在许多方面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吻合，特别是在初级阶段理论和实行开放政策，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等问题上，二者如出一辙。因为马克思跳越卡夫丁峡谷式的社会主义也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它也必须集中发展生产，也要借鉴资本主义的成就，等等，这里就不细讲了。我认为这项工作是有意义的，它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哲学上的论证，表明马克思和邓小平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曾经有过某种共鸣，这当然也是对那些怀疑和否定邓小平理论的极“左”思潮的一种批驳。现在，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余地，我还想继续研究下去。

［该访问得到了黑龙江大学李楠明教授的帮助］ （原载《哲学动态》2001年第2期）

学者近况

张奎良（1937—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同年被分配到黑龙江大学哲学系任教至今。1986年被评为教授，1996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2015年被评为资深教授。曾任历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的常务理事和顾问，同时任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哲学学会会长和名誉会长。长期以来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88年起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创建与教材的编写。出版专著《马克思的哲学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马克思的十大理论创新》（人民出版社，2018）等13部。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8篇，在《哲学研究》发表15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8篇，这些较高层次的研究成果集中收编在10卷本《张奎良文集》的精粹版中。曾3次获得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和三等奖，8次获得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和一等奖。还曾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被收入《20世纪中国知名哲学家学术成就概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