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交往实践观研究：任平访谈

学者简介

任平，1956年生，江苏高邮人。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时任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著作有《广义认识论原理》《交往实践与主体际》《全球发展：模式理论与选择》等10多部。发表论文110余篇。

最近几年，您的文章内容大多集中在“交往实践观”问题上，已引起学术界的较大反响。您为什么对交往实践问题如此钟情？

我是在国内学术界较早地关注与研究交往及交往实践观问题的学者之一。但是，这一问题之所以成为热门话题，与其说是个人主观上积极关注的结果，不如说是时代大潮与哲学改革催生的。

何以见得？

我们可以先从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说起。世纪之交，展望21世纪的哲学走向，学界无可回避地面临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什么将成为中国与世界多元哲学交汇的中心视界或主要趋向？尽管答案的选择可能是多元的，但是，我认为交往实践观必将是其中极其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答案。

请说一说根据。

其一，以新科技革命与知识经济为基础，全球正进入一个高度交往的社会，作为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论核心——交往实践观已成为时代精神的辐辏点。其二，当代哲学的主题也从单一的“主体—客体”问题发展到“主体—客体”与主体际双重关系问题。其中，主体际问题非用交往实践观不能科学解析；主体际思维又是后现代哲学的基本思绪，非用交往实践观不能超越和扬弃。其三，作为21世纪哲学的新视野，交往实践观将深刻而准确地把握当代全球发展变化的主脉，融会中（中国传统哲学）、西（当代西方哲学）、马（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理论范式。

全球化是一个热门话题。但是，全球化与您所说的交往实践观有何联系？

从根本上说，交往实践观是全球化时代的理论产物；反过来，也是把握全球化的本质、科学理解全球实践的共同指向的理论工具。马克思说过：真正的哲学总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交往实践观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首先在于它是全球化趋势的内在逻辑、全球问题的科学解答、全球主题的基本指向。一个半世纪以前，当资本主义用工业文明、商品交换和武力使世界普遍联系，使原本分裂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时，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敏锐地观察到这一转变，论述了“物质交往”即交往实践和由此产生的“精神交往”在人类历史上的巨大作用，认为资本生产与总体运行的实践结构也是“主—客”与“主—主”双重关系的统一。马克思还从世界普遍交往的高度来观察东西方社会发展进程，认为东方落后国家可以借助于世界性普遍交往所获得的资金、生产力、文化和经验，超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他的视野中，交往实践成为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核心、基础和动力，全球化是交往实践的宏观拓展的结果。

在当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交往实践观是否得到更为突出的表现？

的确如此。时至今日，随着全球高科技的发展，卫星通信、超音速飞机、信息高速公路和光纤通信技术正将地球变成一个村落，国际间的交往活动正以日新月异的方式加速着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各种对话、科技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已成为当代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存在的普遍方式，这是一个全球化信息时代，也是交往实践的时代。人类存在与发展方式上的这一重大改变，使人们在哲学上重新关注交往问题，将之突显到主题的地位。与此同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亦使交往实践与主体际向度上升为主要问题。人类绝对中心主义观念受到严重挑战，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任何主体都在多元文明交往中切切实实地遇到另一个主体，这一切启迪人们在全球交往中必须确立“多极主体”观念，进而将他们的实践看作是交往实践。

那么，在您看来，交往实践观作为表现全球化的总趋势的哲学理念，在哲学层面上实现了怎样的变革，又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呢？

交往实践观作为科学把握当代全球发展总趋势的基本范式，具有超越传统实践观与后现代实践观的双重意义。一方面，以往学界在理解马克思的“实践结构”时，将之归结为“主体—客体”两极模式，实际上忽略了多极主体或主体际存在的事实，忽略了交往活动。另一方面，后现代哲学的实践话语在解构“主—客”二分结构的同时强调主体际的存在，根本否弃客体底板，从而导致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交往实践观则在辩证的意义上扬弃或超越两者，认为人类实践结构是由“主体—客体—主体”三体构成，因而是内含“主—客”与主体际双重关系的。所谓交往实践，是指多极主体间通过改造或变革相互联系的客体的中介而结成网络关系的物质活动。而交往实践观，是通过交往实践来反思和把握人类社会的观念，认为当代社会的本质是全球化的交往社会，这一社会由多层次的交往活动即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话语交往等构成，人们的物质交往无疑是交往社会的基础。

与传统实践观及后现代实践观相比，交往实践观有哪些特征？

交往实践的特征表现在：以中介客体为基础的多极主体性、社会交往性、双向建构（如“世界一体化”和“多极化”两个相反相成的向度）、双重整合（如交往整合产生主体系列——参与全球交往的多极主体和整合生成交往关系系列——国际经济和政治的新秩序、新规则、新格局）、系统上升性（具有广延性、层次性和历史性）、三重结构（实体结构、意义结构、辩证结构）等，构成了全球性交往实践的系统。由此可见，交往实践观超越了传统实践观的狭隘眼界，为全球化的趋势提供了科学解释范式。

我还有一个疑惑：西方学界视“主体际或主体间性”概念研究为一个难题，您是怎样理解的？

“主体际何以可能？”这一难题可以说是当代哲学的哥德巴赫猜想。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哲学经历了两大世纪性转向：第一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界哲学的主题和主导性思维方式经历了从本体论、认识论阶段向实践论哲学阶段的转向。将实践观作为建构哲学体系的起始点、一以贯之的基础和总体性指导原则。第二次，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代哲学出现新转向：主体际问题。

当哲学转向主体性哲学或实践哲学之时，实践和主体性就成为新哲学的阿基米德点。但是，这里的实践哲学之主体，是单一主体。无论是胡塞尔的纯粹意识，还是海德格尔的“此在”，都是如此。即便是一般主体，都有超越自我、达彼他者之命。主体与客体不同。客体是一般的存在，而主体首先是自我，人首先是以个体方式存在的。以主体为基点，即以自我为基点；主体论的哲学逻辑，往往直接变成自我论的逻辑。于是，主体论就与哲学的本性和诠释发生冲突：自我论的个体话语何以可能直接就是共在主体或一般主体的话语—由此，晚年的胡塞尔就苦苦思索一个难题：如何使现象学不被众多的“他者”解读为一个叫作“胡塞尔”夫子的唯心主义唯我论？换言之，现象学的还原，如何能超越自我而达致他者？如何在哲学逻辑上证明现象学原则能超越自我论而在主体际是同样有效的？

对！这的确也是海德格尔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关注的难题。那么后现代哲学与主体际关系如何？

后现代哲学的诸公更主要是以主体际为主线而展开其基本理论的。只要看一看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的概念》就可以了然。他们一方面坚持主体际存在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另一方面强调交往、对话和理解是他们用来弥合主体际差异鸿沟的基本方式。关于后现代哲学的这一主体际转向的更详细内容待稍后再议。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主体际问题在后现代哲学中成为更突出的主题，而主体际框架则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要范式。(www.xing528.com)

从逻辑的层面上说，难题的关键何在？

从逻辑角度来看，关键在问题与解答之间，还横亘着一个“美杜莎之谜”。美杜莎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头上长满毒蛇的恶神，她的目光是可怖的，会使被见之人立刻变成石头。这一神话恰好预示着主体的单一或唯一性：我即主体，其余皆客体。自近代以来，主体性哲学中的核心范畴——主体的本性即自主性、自我意识性和自为性，是在与客体的相关中规定的。主体与客体的相关律表明：与主体面对的，只能是客体。主体就是美杜莎，因为在主体目光审视下，一切对象——不管是他人或物都将变成客体。既然如此，一个主体何以可能面对另一个主体呢？主体际关系，在逻辑上何以可能建立呢？

当代哲学怎样解答这一难题？类主体与交往的观念如何？

解答美杜莎之谜、破除单一主体性的魔咒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学术界也提出了许多学术实验方案：复主体性、类主体性、互主体性和交往等。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类主体性与交往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探讨“类主体”概念，认为这是深化研究主体问题的切入点。“类主体”概念强调主体的集约性、群体性和人类性，可以用来破除单一主体性的魔咒、解决交往的主体基础问题。作为主体际的结果形态，“类主体”当然包括主体际关系在内。但是，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类主体，而在于对这一类本质究竟作如何的理解和规定：是如费尔巴哈等人所设想的“许多单个人本质的抽象直观”即类的聚合，还是集各种交往关系于自身的整合形态？显然，前者不能克服单一主体性，而只有后者，才是类主体的恰当含义。那么类主体何以可能由主体际整合而成呢？——问题仍然回到原点。

自互主体观以来，交往作为解决主体际问题的一种重要或主要的媒介的设想被提了出来。但由于两种原因，交往范畴未能成为科学的范式。

哪两个原因？

一是用传统的“主—客”框架去规范和解释交往问题，进而去解释主体际问题，当然会陷入困境。在笔者提出交往实践观以来，学术界曾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些学者仍持“主—客”交往观，认为任何交往都包含主体和客体。主体是交往的主动者，客体是交往的对象。交往过程即是主体接触、作用于对象他者的活动过程。然而，“主—客”结构的哲学观念本质上是与交往的本性相对立的。因为交往，从语义学分析来看，即是“有来有往”、平等交互作用的过程，其前提是交往各方的主体地位的相互确认，并在上述基础上遵守“平等互利”的原则。而“主—客”交往观从一开始即破坏这一前提。从全球发展的早期阶段来看，西方国家早期殖民主义者在对外扩张、将世界各地松散的板块纳入统一版图时所信奉的“交往观”正是“主—客”式的。他们将西方基督教文明奉为唯一的文明，将西方现代化奉为唯一的现代化模式，这种西方中心论式的全球“交往观”曾盛行数百年，至今仍有余孽，然终究因其不合理性而正走向灭亡。交往，只有摆脱单一“主体—客体”的束缚，才能解答主体际之谜。

二是交往的唯心化问题。尽管当代西方哲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主体际转向”，但是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包括哈贝马斯在内，都将“主体际”和交往行动理解为一种“主观际”精神交往活动，而未能从交往实践、物质交往的角度对主体加以现实的、客观的、感性的规定。显然，这是一种主体际交往层面的唯心主义。它导出了一种新的唯心化的交往哲学。用这一模式去解析全球性当代问题和面对后工业文明，其弊利自见。

交往实践观是如何解答这一难题的？

交往实践观综合了当代哲学有关主体际和交往理论的积极成果，实现了问题的转换，提出了解答的新思路。主体之所以能够面对另一极主体，主体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存在着中介客体。中介客体向多极主体开放，与多极主体同时构成“主—客”关系，因此，它通过自身而建立起“主体—客体—主体”三极关系结构。其中，任何一方主体都有中介客体作为对应范畴，相互规定，因此符合“主—客”相关律的定义规则。同时，作为异质主体的主体际关系，是建立在“主—客”关系之上的，通过中介客体而相关和交往，并相互建立为主体的关系。

交往实践观对于后现代实践观超越的可能性何在？

到目前为止，交往实践观依然是一种超越传统实践观与后现代哲学缺陷的积极尝试。

与后现代哲学进行批判性对话，就是要“批判地克服传统的哲学形式，但是要拯救通过这一形式所获得的历史内容”（恩格斯语）。批判后现代哲学，不能采取回归工业文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主—客”模式，用低于历史水平的视野和方式来进行，而只能用高于历史时代的交往实践观的新理性来进行。较之于单一“主体—客体”框架的旧理性而言，交往实践观的新理性是一次更为深刻的变革。首先，理性主体从单一性走向多极性。在近代哲学中，任何以人类名义阐发的观念都将从主体的抽象性走向理性的绝对化；反之，交往理性的合法性取决于主体际的交往互动和协调。其次，这一新理性绝不是脱离交往共同体的语境而永恒的；相反，是交往实践共同体的公共整合的结果。它随着交往共同体的变化而转换，具有依赖于交往情境的相对性，即“场依存性”。它因而与近代哲学的绝对理性和大一统元叙事理性相区别。同时，作为交往理性，在交往实践共同体相对确定的前提下具有绝对性和合法性，成为构建交往共同体的规范，指导和评判交往共同体各成员行动的意义标准。因而它的理性规范具有确定性、可解释性及其辩护性，与后现代哲学非理性的相对主义直接对立。最后，交往实践理性观甚至与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之先就设定的“先验的交往合理性”观存在原则差异。它强调理性的创造性与后天性。交往理性的辩护向度与批判向度并不取决于先验的合理性，而归因于交往实践辩证法本身。

您认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是什么？

概略地说，交往实践观，或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将成为21世纪融会中、西、马哲学的新哲学视界。

（原载《哲学动态》2000年第5期）

学者近况

任平（1956.10—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江苏师范大学校长。现任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马恩哲学分会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第一至第四届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全国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江苏省哲学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江苏社科名家。主要著作有《广义认识论原理》《交往实践与主体际》《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等1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获省部级优秀科研一、二等奖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