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与趋同：探访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路向

学者简介

杨寿堪，1933年生，广东紫金人。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有： 《亚里士多德范畴学说简论》《冲突与选择——现代哲学转向问题研究》《西方哲学十大名著导读》等，译著有《新黑格尔主义者论黑格尔》，主编有《新编哲学大辞典》等。

您以往主要从事古典哲学的研究，近些年，又把研究视角转向现代西方哲学。您出于怎样的考虑来完成这种研究重点的变化？

以往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古典哲学的问题上。学习古典哲学，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理解，锻炼和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是别的学科无法取代的。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哲学作为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交流的主要方面。这一方面为了解和吸收西方世界的哲学与文化的优秀成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向哲学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任务：如何以科学态度分析和看待现代西方哲学？如何做到“洋为中用”？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加之学校教学工作的需要，这几种因素促使我近年来注意和重视现代西方哲学问题的研究。

西方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相比，从形态到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您认为这其中的主要脉络怎样？

对这个问题我的基本想法是，对现代西方哲学及其发展应从总体上加以认识和把握，概括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主编的《哲学主要趋向》一书，对我很有启发。我认为，从19世纪中叶，特别是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哲学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可以归结为五个转向：反形而上学转向，非理性主义的转向，语言的转向，实践的转向，反主体主义（反人类中心论）的转向。这可被视为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古典哲学不同的基本特征，也是我们了解西方诸多哲学流派思潮的一个“纲”，把握住这个“纲”，就能理出一个头绪，切中其思想理论的要义。

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作这样的把握，确实有新意。其中与国内流行的观点最大的不同就是把“实践的转向”同其他四个转向并列起来，对此，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你提出的问题，是我当时写作中进行认真仔细考虑的一个问题。1886年恩格斯发表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标志着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那么，哲学的出路何在？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以实践为主要特征的一种新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它最充分地反映了“实践的转向”的精神实质。实践的转向，唯物主义的能动反映论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古典哲学区分开来；实践的转向，唯物史观的创立，是社会历史观的伟大革命。作为新的世界观，实践的唯物主义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它的深刻性与真理性，是传统哲学无法达到的，也是现代西方的其他哲学流派无法比拟的，它代表现代哲学的最高成就。所以，把实践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放到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加以考察，这既符合历史事实，同时又通过对实践转向的论述，并同其他转向加以分析和比较，更为有力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历史地位与意义，说明它是哲学中的伟大变革。

那么您认为这五个哲学的转向对传统哲学是一种否定、消解，还是一种继承？

这确实是应当说明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的转向”，正确地解决了“哲学的终结”与继承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既是对传统哲学的否定，又是对传统哲学的继承与超越。这已为哲学史所证明。除此之外，现代哲学各种流派对传统哲学都具有否定一切、“一棍子打死”的倾向。他们在批判传统哲学的同时，往往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反对理性主义，走向非理性主义；反对绝对主义，走向相对主义；反对哲学“专制主义”，走向“无政府主义”；宣扬特殊性、多样性，否认普遍性、统一性；宣扬个体性，否认整体性，等等。且不说尼采在“重估一切价值”支配下，把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的哲学通通都列为“颓废哲学”，也且不论反传统形而上学的“急先锋”——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把传统哲学当作一种“赘物”，要用奥康的“剃刀”加以铲除；就是存在主义、现象学，似乎也不例外。他们虽然不是全盘否定以往的哲学，但他们对以往的形而上学强烈不满。海德格尔说传统哲学是“无根本体论”，宣称哲学的终结意味着西欧世界文明的开始，现在留下的只是思的任务。当然，他说的哲学的终结，主要是针对传统形而上学而发的。现代许多人本主义哲学家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形而上学追求抽象的、先验的实体，用普遍性、整体性压制个体性、多样性甚为反感。他们认为现象世界是多样的，现实的人是具体的人；哲学应研究现实的人，寻找失去的自我。他们针对主客体分离的二元论、主体起决定作用的人类中心论，强调反对主体主义，宣扬主客融合。但是，他们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否认理性，否认主体性，否认普遍性，这种倾向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至少是片面的。

哲学的转向代表哲学仍然停留在一种过程中，那么，您能否谈谈现代西方哲学的前景？

可以。总体来说，现代西方哲学既体现了一种多元化，又趋向于统一。这里就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两种哲学思潮的发展趋势而论，可以说有这几种情况：

第一，语言转向与哲学趋同论。语言哲学在现代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贯穿于人本主义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基本内容。语言转向、语言哲学在现代哲学中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般来说，逻辑实证主义、英美分析哲学、科学哲学和语言学派等朝着逻辑化、精确化和符号化发展；欧陆人文哲学家和后维特根斯坦则要淡化和消解语言的逻辑功能，去寻找一种先于逻辑的东西。但是我们又应该看到这两者又具有彼此融合与趋同的倾向，从7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当代德国哲学家卡尔·阿佩尔1973年出版的《哲学的改造》，从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视角，企图“综合”“融合”逻辑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存在主义、解释学；瑞士发生认识论创立者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一书，使我们大体领略到了语言学结构主义作为现代哲学不同学派的融合点。

第二，实用主义与哲学综合论。美国实用主义试图以其综合论，把现代不同的哲学流派，甚至似乎是势不两立的哲学融合为一体，使哲学走向统一。莫道顿·怀特在《分析的时代——20世纪的哲学家》和《走向哲学的重新统一》等著作中就表达了这种观点。(www.xing528.com)

第三，后形而上学与哲学改造论。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十分熟悉各派的哲学学说，并能在整体上从广度和深度进行分析与概括，创立新的哲学理论。他关于后形而上学和哲学改造的论述，试图在传统形而上学与“哲学终结”论之间，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对峙之间，探索现代哲学融合、贯通的新路。

第四，后哲学文化与哲学终结论。美国当代哲学家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和《后哲学文化》等著作中宣告了始于柏拉图，至近代由笛卡尔发展的，经过洛克、康德到罗素、胡塞尔以“认识论为主导、以奠定知识为基础作为主要任务”的哲学的终结，提出了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后哲学文化”的理论，大力倡导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的融合、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融合，典型地代表了现代西方哲学从70年代以后出现的合流与融合的趋势。

第五，人本主义心理学与科学整体论。美国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马斯洛，从科学与人学的视角探讨了科学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这一理论代表一种以心理学为内容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新趋势，即把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相互结合、融合起来的科学的人本主义。

当前，关于两种或多种哲学的结合的方法问题说法很多，您认为现代西方哲学家关于趋同与融合的理论将会在这方面提供哪些启示？请举例说明。

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启示是应推动哲学方法论的变革。现代西方哲学反对方法论上的教条主义、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反对以绝对不变的一元论去观察和认识多样的世界，提供了多元、全方位的方法论，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费耶阿本德提出的“无政府主义”“什么都行”的方法原则，似有相对主义之嫌，其实他是讲在科学研究中，方法要以效果为准绳，就是说，只要你在研究中能够取得成绩，获得成功，你采用哪一种方法都行，反对那种认为只有一种固定的、绝对的方法的观点。事实上，如果我们以科学分析的态度认真研究现代哲学理论，诸如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结构主义、诠释学等，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学派主张的方法论的合理因素。这里不妨以诠释学为例。诠释学有各种流派，彼此观点不尽相同，有的甚至相反，但从总体来说，诠释学为人们如何看待解释者与文本、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方法。无论是施莱尔马赫强调的“移情作用”说，还是伽达默尔主张的“视界融合”论，都是为了寻找解释者与文本的中介，使主体与客体沟通起来。好好研究他们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对待传统不无益处。

另外，关于不同哲学的融合、结合的方法问题，我认为关键在于找出他们的融合点、结合点。这里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个问题，所谓融合、结合不是把不同哲学流派、不同观点合而为一，而是指通过一种理论或思想把他们贯通起来（我国老一辈哲学家用“会通”一词，是很贴切的）。例如，结构主义，从瑞士哲学家索绪尔提出语言共时性的有机系统的概念以后，逐步形成语言结构主义，并被应用到逻辑学、哲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皮亚杰《结构主义》一书对此作了具体阐述，他试图把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流派、观点，通过语言结构主义加以整合，寻找一条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协调发展的新路。所以他说，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开放性的。

再如，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反对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传统哲学，提倡一种“非哲学”。他所谓“非哲学”是指作为“科学皇后”的大写的哲学消失了，“非哲学”不是作为一门学科、一种专业技术知识，而是作为谈话的“一种声音”。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与其他学科、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界线不见了；“非哲学”不是要寻找和提供“公度性”的真理，它的任务是履行杜威所说的击破旧习惯的“外壳”这一社会功能。可见，罗蒂是试图以“后哲学文化”作为融合、贯通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哲学流派的联结点。

以上两例，他们的观点虽然有不科学和片面之处，但是他们提出的方法与思路，在人们呼唤“时代需要哲学，哲学需要改革”的今天，我们或许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迪呢！

参照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与趋同的基本倾向，您认为我国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在哪里？应在哪些方面加强研究力度？

我个人认为语言哲学问题是其中之一。语言哲学几乎覆盖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著作，哲学家对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学派之繁多，令人惊叹！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例如他们中有人把哲学研究对象归结为语言问题，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但也确有许多著作是很有价值的，例如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语言与神话》等著作，就很值得我们认真研读，其中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很有创造性。我国对语言哲学的研究近年来虽然有一些著作问世，但毕竟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应该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对语言哲学进行深入研究，吸收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方面的有益的东西，同我国传统哲学、语言结合起来，我认为这是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原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10期）

学者近况

杨寿堪（1933—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1987—1994）。主要著作有：《亚里士多德范畴学说简论》、《黑格尔哲学概论》、《冲突与选择—现代哲学转向问题研究》（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西方哲学十大名著导读》、《实用主义在中国》、《20世纪西方哲学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爱智之思—西方哲学趣谈与启迪》、《哲学何为—杨寿堪学术论丛》（共6册）等。译著有《新黑格尔主义者论黑格尔》，主编《新编哲学大辞典》等。在《人民日报》《哲学研究》《学术研究》等30多种报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多篇为《新华文摘》转载。其中，《思辨的哲学与哲学的思辨》《问题的哲学》《论“逻辑在先”》《论哲学发展的两种表现形式》《哲学与时代》等论文提出的独到见解，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