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问题探讨：访谈张世英《他们的思与想》

学者简介

张世英，1921年生，湖北武汉人。1941年秋入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943年转入哲学系。曾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任教。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 《论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西方哲学史》（合著）、《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合著）、《黑格尔〈小逻辑〉译注》，80年代之后先后有《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北窗呓语——张世英随笔》等。主编《黑格尔辞典》《新黑格尔论著选集》等。在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100多篇。

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您一直从事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是国内黑格尔研究方面的专家。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您的研究兴趣又转移到了现当代西方哲学，如对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西方著名哲学家的研究。请问，这一转变的内在原因是什么？

你说得对。我的研究兴趣在80年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大学毕业论文是新黑格尔主义，同时我又对英美的分析哲学感兴趣。我的哲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50年代到60年代中，此间我比较集中地研究了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第二个时期是1976年以后，特别是80年代初期以后，此间我着重从中西古今的比较研究入手，试图梳理出中西哲学各自的发展线索及双方的结合点，为未来哲学及理想人格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向。80年代后，我之所以转向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研究，是与80年代初期“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密切相关的。当时，国内关于“主体性”的讨论令我感到，不少学者对“主体性”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一些误解与偏颇之处，偏离了西方哲学史上的主体性的原有含义。我这样讲，并不是否定80年代关于“主体性”讨论的意义。但是，讨论中的确涉及对“主体”、“客体”、“主观”、“客观”以及“主体性”和“客观性”的准确理解问题。需要搞清楚在西方哲学史中的“主体性”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讨论。在此思想的驱使下，我就转到了对狄尔泰、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西方著名哲学家的研究。

西方哲学家所谓的主体性哲学主要是指近代的笛卡尔—黑格尔这一时期，对处于主体与客体关系中主体的特性的探讨。对主体性的理解离不开“主体—客体”关系的模式。何谓“主体—客体”的关系模式？它不仅仅是一般地指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以“我”为“主”，以“物”为“对象”、为“客”的关系模式。在这一关系中，主客双方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而是“主动—被动”的关系，是“征服—被征服”的关系，是“客体”、“对象”为“我”所用的关系，有点像黑格尔所比喻的“主人—奴隶”关系一样。由于主体与客体的这一不平衡的关系，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人类中心论的观点。所以，西方哲学中主体性与人类中心论具有内在的联系。

在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只能说是开了主体性哲学的先河，而黑格尔则是主体性哲学的集大成者。现代以来，主体性哲学受到人们的批判。如狄尔泰、尼采和海德格尔等西方著名哲学家等都对主体性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认为“主体性”最终导致了抽象的普遍的概念，这种抽象的普遍概念世界使人脱离了现实世界，使人脱离了人本身。所以他们才提出恢复人的现实性，人的活生生的特性。中国哲学从总体上并不具备“主体性”的特征。那种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包含了许多关于人文和伦理的思想，因而就得出“中国哲学是主体性哲学思想”的观点，是对主体性概念的片面理解。讲“人”，并不等于讲主体性，并不一定是“人类中心论”。中国哲学讲“人”，一般是主张人与自然的融合，旨在提高人的境界，它并不是把“自然”当作客体和被征服的对象来看待。所以，我们说它不是“人类中心论”，如孟子、陆王的“天人合一”观点。当然，在中国哲学的思想中，也有“天人相分”的思想，如荀子的“以人制天”的思想，但这并不占主导地位。

因此，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近代的主体性哲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与西方现当代哲学却有某些相通之处。比如，海德格尔的哲学观与老子虽然有很多区别，但在强调人与万物的互相融通方面却有一致之处。尼采的“地球被人挖空”、海德格尔的“人是自然的牧羊人”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对近代以来主体性哲学的批判。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在80年代之后，我不但开始研读现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而且也开始重新探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如老子、程朱、陆王等。我研究的重点和兴趣不再是西方古代和近代的哲学思想，而是更专注于现当代的西方哲学和古代的中国哲学思想。

您的上述回顾对于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历程是有参考价值的。您能否把主体性、“主体—客体”“主观—客观”与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之间的关系再具体谈一下？

如上所言，这两者之间有着明显区别。海德格尔认为，主体性是与“主—客”关系模式分不开的。中国哲学中所谓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只能说是主体性思想的闪光，远未达到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主客体关系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割裂主客体。相反，近代哲学一直致力于主客体的“同一”，即“对立面的统一”；当然，这种“统一”是外在的，是主体对“客体”“对象”的征服，是把本来彼此外在的主体与客体通过认识而搭起一座桥梁，这种“统一”不同于海德格尔所讲的“此在与世界的关系”。海德格尔所主张的是有情感、有意志的活生生的人，与世界万物“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处于“主体—客体”的模式之中。我把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称为“前主体性的”，即没有经过“主体—客体”关系洗礼的天人合一，而把海德格尔的“此在与世界的关系”称为“后主体性的天人合一”。

1999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请您谈谈主体性问题与中国五四运动的内在联系。

上面我已经说过，中国哲学中是比较缺乏“主体性”思想的。但是自从鸦片战争前后以来，主体性思想逐渐开始渗透到中国哲学中，从反思“万物一体”逐渐过渡到主客体的关系。如近代思想家魏源就明确批判万物一体的思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和孙中山等革命者在面临救亡图存之时，实际上也大讲“主体—客体”的思想，如康有为的“我与非我”、孙中山的“精神和主体性精神物质”二元论。可以说，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主要是“主体—客体”思维模式和主体性精神。而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民主、科学”的口号，实际上还是源于西方的“主体—客体”思维模式和主体性精神。所谓“民主”就是发扬人的主体性，反对封建统治，而“科学”则是发扬人的主体性，征服自然。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人们才发现了人与自然。所以，有人把五四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民主、科学”的口号实际上是西方的“主体—客体”思维模式和主体性精神在中国所产生的果实。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中国人学习西方主体性的一次小结。

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中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就哲学来讲，在“文革”以前，对西方的主体性问题的介绍与研究太少，如我研究黑格尔哲学，就很少介绍他的主体性思想，然而，黑格尔实际上是主体性思想的集大成者。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掀起了对主体性研究的热潮，尽管存在对“主体性”的很多误解。但在20世纪80年代能够来讨论主体性问题，对中国来说，毕竟是一大进步。

的确，在中国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高扬人的主体性，仍然需要“科学与民主”。然而，与此同时，西方学术界却又在大谈所谓“后现代”等类问题。而国内学术界似乎也不甘落后，在追随着西方的这股热潮。但是，国内又有许多人反对盲目照搬西方的这股“后现代”热，认为它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请您从主体性与后现代这两个热点来谈谈您的看法。(www.xing528.com)

当前西方学术界对主体性的批判的确是与后现代紧密相连的。由于主体性的无限扩张而引起的人对自然的疯狂掠夺，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是自然对人的报复。但是，有一点必须清楚，我们并不能把这些问题归咎于科学本身，也不能说主体性本身就是所谓的万恶之源，应该大张挞伐，问题的根源在于不能过分夸大人的主体性。如果过分夸大了主体性的功能，就走向了反面，导致诸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恶果，从而危及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相反，如果我们能够超越主客体的思维方式，用“后主体性”的思维方式来“善待”这个世界，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会少受自然的报复。

关于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哲学，必须要对此概念做一澄清，避免概念上的歧义。首先，后现代哲学主要是批判传统哲学的弊病而产生的。在后现代哲学看来，“现代性”强调固定的概念，是一种重普遍性、确定性的思维方式。黑格尔的庞大的理念体系就是典型的代表。而后现代则反对抽象性，强调现实性，认为哲学应该与人生联系在一起，哲学应该现实化。例如，所谓的“诗化哲学”，就是反传统的抽象，重视人生、重视实践。后现代哲学的“实践”强调人们的“日常生活”，其范围比我们所了解的实践要宽泛。就共同反传统形而上学而言，后现代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站在一条线上，他们都反对重理论、轻实践。后现代哲学要把哲学从天上拉到人间，即要哲学“仙女下凡”，关注“人间烟火”，关注人世的事情，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从后现代哲学的观点看，哲学应当与经济学、伦理学等具体学科相结合。当然，对于后现代哲学所主张的一些过激和偏颇的论点，我也不能认同。如后现代哲学完全抹杀“主体—客体”的关系，完全否定普遍性，我是难以苟同的。对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而言，仍需要理性的思维方式，需要主体性。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的任务仍然是我们需要为之奋斗的目标。所以，我们绝不能把西方的后现代的东西简单照搬到中国来。但是，从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来说（注意，我在这里强调的是指导思想的角度），我们要超越主客关系，应该吸取后现代哲学中的合理成分，尽力避免过分夸大主体性的功能，避免由此造成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恶果，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要注意，超越主客关系并不是主张要抛弃主客关系。

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从主体性到后主体性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是否也就是您所提出的“后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它是否与您所倡导的“哲学问题”有关？

这个问题提得好。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从“主体性”思维到“后主体性”思维方式的转变实质就意味着哲学问题与视角的转变。它要求我们处理好两类关系。一是关注人与万物的一体、融合；二是在此基础上，并在此思想指导下注意到主客体的二分。由此，它必然带来哲学问题的转变。因为，人与万物一体，借用海德格尔的比喻，就是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像牧羊人与羊的关系一样，人应该精心地看管、守护“自然”这只“羊”。精心看管自然，就得按主客关系认识和尊重自然的必然性规律，这就叫作用“万物一体”的态度对待主客关系的思维方式。这里涉及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它与哲学的发展方向密切相关。

关于哲学发展的方向问题，我们必须结合哲学史来谈。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古典哲学家所强调的事物之“根”在概念，如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等概念世界，这一世界是超越感性的。西方的现当代哲学对古典的概念哲学基本上采取批判的态度，而对现实表现出强烈的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当代哲学只看到眼前的东西，没有境界。实际上，它们也是要超越当前的。但是这一超越与古典的超越有着本质的不同。古典哲学是超越到抽象的理念世界中去，而现当代哲学则是超越到当前的、背后的、具体的东西中去，这背后的东西仍是现实的，只不过不出场罢了。任何在场的东西都是隐藏在背后的无穷联系的一个“集合点”。正是由于不在场的东西造成了当前的在场的集合点。希腊文的“存在”，实际上就是“集合”起来的意思。正是无穷关联的集合才使一物成为它之所是。现当代西方哲学所要求的超越当前就是把背后的“未出场”的东西显现出来。所谓“真理”就在于背后隐蔽的东西的“显现”和“出场”。“在场”与“不在场”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如此，才能抓到现当代哲学的核心。在海德格尔看来，光明只有潜入黑暗中才能得以显现。由此，哲学就自然转到美学，也就是“诗化哲学”，所谓“美”也就是通过当前的“在场”的东西显现出“不在场”的东西。由此，就可以引申出哲学研究的新方向，那就是哲学不能仅仅局限在概念的抽象王国里，远离现实生活。相反，哲学应该贴近生活，贴近“人”。循此思路，结合国内的哲学研究现状，我认为，我们应当融合中西哲学的精华，吸取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当今的哲学研究不断提出一些新问题，更新一些哲学的范畴。

那么，就请您具体谈一下当前哲学面临的新问题以及有哪些新的范畴。

新的哲学方向应是由过去的“主体性哲学”，即由以人为主体，人通过认识而征服客体、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万物一体的哲学，这种哲学强调通过想象超越在场。放眼一切未出场的东西，从而就会展现出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这就是当今哲学所指引我们的新方向。

根据上述这些，结合中西哲学的历史和现状，我初步设想了一些新的哲学方向所需要着重研讨的范畴。如在场与不在场、显现与隐蔽、相同与相通、有穷与无穷、有与无、资始与资生、思维与想象、思与诗、古与今、理解与误解、言与无言、超越与限制、中心与边缘，等等。当然，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至于新的哲学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哪些范畴，是一个需要深入细致地长期探讨的问题。我的设想是极其粗糙的，抛砖引玉而已。

您在开头时曾谈到，您的学术生涯的第二个时期，着重从中西古今的比较研究入手，请您谈谈这方面的做法和体会。

国内这几年比较哲学的确盛行，它不仅限于哲学研究领域，其他社会科学，如文学、历史学科等也都盛行比较之风，甚至还有关于比较哲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的招生等。但是，我想澄清一下，我并不是专注于中西哲学的比较，更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假如我在研究中运用了中西哲学的比较，那也是围绕着哲学问题而展开的。我不过是在研究中不断探讨新的哲学问题，至于那些单纯的、静止的比较研究，我认为是一种浅层次的，而且我本人也不爱用“比较”一词。我个人的看法是，各个民族的哲学，都是对人类思想的不同侧面和方面的探讨。有的相对超前，有的相对滞后，我读中西古今哲学的著作都是想从中获得启发，不断深入地思考一些哲学问题。如果能由此而为未来哲学和理想的人格提供一条可供选择的方向，那就是我有生之年的最大荣幸。

（原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7期）

学者近况

张世英（1921— ），1941年秋入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943年转入哲学系。曾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任教至1991年退休。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外国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主编、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主要著作有： 《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张世英回忆录》、《中西文化与自我》、《美在自由》、《张世英讲演录》、《我的思想家园》、《归途：我的哲学生涯》、《张世英自选集》、《境界与文化》、《哲学导论》、《新哲学讲演录》、《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北窗呓语—张世英随笔》、《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张世英学术文化随笔》、《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论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小逻辑〉译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辞典》（主编）等。《哲学导论》一书获“第三届思勉原创奖”。在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100 余篇。2016年出版《张世英文集》（十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