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历史哲学到经济哲学的跨越

学者简介

张雄，1953年生，安徽安庆人。先后获南京大学哲学硕士、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3至1995年在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是中国第一位以哲学博士身份从事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学者。时任空军政治学院哲学系主任、教授，上海市哲学学会常务理事兼经济哲学专业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 《历史转折论—一种实践主体发展哲学的思考》、《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文明：充满生死搏斗的神秘剧—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合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译丛》等刊物发表论文、译文近百篇。

您在学术研究方面有着比较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发表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引起了哲学界与经济学界的关注，能简要地介绍一下您的研究成果吗？

我的研究集中在两个领域：历史哲学和经济哲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基本方向是历史哲学。代表作有博士论文《历史转折论：一种实践主体发展哲学的思考》。这是一部以“历史闪光期”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哲学著作。我所做的工作可以归结为六点： （1） 提出了历史转折论这一研究课题； （2）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人类对历史转折的历史认识态度； （3） 揭示了历史转折的社会发展寓意，对历史转折范畴、历史转折意识作了探索性界定与诠释； （4） 提出了唯物史观实质乃是“实践—转变”的观点；（5） 对历史转折的相关认识论范畴作了考察，如历史转折与世界历史、交往、传统、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关系； （6） 提出了20世纪的“意义—伟大”的理性化社会转型的思想，并就社会转型范畴作了探索性的哲学思考。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您将研究视角投向历史转折时期，这对实践具有怎样的意义？

历史转折论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点，它对理解我国体制转换的时代内涵很有现实意义。首先，它有助于我们构造新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念。在看待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过去我们有理解上的偏误，认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进化的产物，它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历史的演化创新，而无需任何形式的转折，这样，社会主义的发展就不再是人的实践变革过程，而是一个先验模式的设定和实施问题。历史转折论的研究则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新的发展观念： （1）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个自身具有自动调节机制的协调体系，但要把社会主义社会协调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必须依靠历史主体能动地运作体制，并使它处在一个不断演化创新的发展过程中。因此，适时自觉地进行历史转折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2）社会形态的转折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而社会体制与结构的转换周期却随着世界范围交往空间的扩大和信息传递的加快而变化，因而，适时抓住历史转折的机遇，自觉架构变革过程，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节奏”。

其次，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通过对历史转折客观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有利于准确把握社会变革的主体、目标、价值和方位。通过历史转折期内社会行为主体的情感、意志、情绪、信念、价值观念、心理层面等变化状态的特征分析，也能为制定有利于稳定、健康和良性转型的政策提供依据。

历史转折时期被您喻为历史过程中含金量最多的地方，而且人类历史的每次重大提升都存在于这一时期。但以往对转折问题研究却非常薄弱，请您谈谈这一反差的原因。

历史转折期之所以是历史闪光期，主要是因为：历史转折表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已进入生产力质向飞跃的关键时刻。就人类精神文化革故鼎新而言，历史转折意味着人类的诗性智慧进入高峰创造的特殊时期，也是真理最能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认同的时期，又是人性、人的本质的提升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它最能凸显实践主体自觉创造历史活动的本质。学者们对历史闪光期之所以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其主要原因是他们认知历史发展的范式始终没有摆脱传统历史哲学的影响，崇奉历史的计划、历史的目标、历史必然性法则和历史总体性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历史转折这一非常时期进行个案分析的必要性。另外，历史转折的价值和意义也往往被一些具体事件所遮盖，被种种感性迷雾（如变革的“破坏性”）所笼罩。到了当代，人们逐步从一些民族和国家在大翻转中自觉奋起，积极对社会经济体制重新构造，从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事实中领悟到：对历史转折所采取的自觉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否发展、怎样发展。因此，“历史转折”是一个蕴含着深刻发展寓意的哲学问题。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正确理解当前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时代内涵。

那么，历史转折研究的理论价值又是什么呢？

它有助于我们对历史质变理论研究的深化。不少经典作家都曾指出：没有飞跃，没有质变，没有渐进过程的中断，一句话，没有“决定性的转折”，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国理论界诸多学者曾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行、阶级斗争的激化、所有制及政权的根本变易等角度，对历史质变理论有过系统的研究和论述。然而，20世纪所出现的人类最具创造力的改革实践——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运作，为传统的历史质变理论提出了新的思考点。对这些新老问题的研究，必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质变理论，也为理解21世纪人类自觉架构历史转折的新特点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工具。

近几年您的研究方向为什么又转向经济哲学呢？

1993年我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后，直接转向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经济哲学研究。从表面上看，我似乎中断了对历史哲学的研究，其实不然，研究主题的转变并不表明我对历史哲学研究兴趣的转移。从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来看，当时主要出于两点考虑：第一，对历史转折论的深度研究使我感到原有的成果和方法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在体例和内容的叙述方面由于受历史哲学方法的影响，过于思辨、抽象和概念化。而历史转折论的研究既要形而上的抽象，更需要形而下的实证分析。单凭历史哲学的方法，而不融入实证分析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很难把这一重大课题做深、做透、做实。第二，马克思说过，探寻社会变革的奥秘，要回到顽强的经济事实之中。因此，我本人必须实现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从历史哲学向经济哲学跨越。这种跨越，有助于寻找哲学与实践变革的真正结合点。从当下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寻找新的研究视点，也有助于借鉴与社会经济生活联系最密切的经济理论及方法，将历史转折论的研究奠定在顽强的经济事实的基础上。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的第二部个人专著（博士后课题）是《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我把它称为《历史转折论》的姊妹篇。这也是我从事经济哲学研究的开始。

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因素和行为究竟是指什么呢？(www.xing528.com)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消除人们对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行为所抱的偏见。人们常常不自觉地把“非理性”与“否定理性”和“丧失理性”等同起来，进而把经济活动中的所有非理性因素当作失去理智的狂妄意念，把非理性行为统统解释为不道德的交易活动或经济犯罪，其实这些并不是非理性。我所说的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因素，指的是市场的一种最本质的内生因素以及影响市场行为者抉择的某些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因素，如人们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的欲望、本能、意志、激情、无意识、习俗、直觉，等等。如果不对这些非理性因素所导致的经济行为给予充分的关注、阐释和评估，就很难对市场经济的非均衡性、市场的不确定性、市场信号的残缺性、市场竞争的风险性以及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等现象作出归属人之因素的动因揭示，经济学本身就不再仅仅是追求“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科学。当然，对上述非理性的界定，我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明的，经济学中的非理性概念大多是指对“最大化”的偏离和放弃（西蒙、贝克尔）。我个人认为，从两种角度来研究市场非理性行为都是必需的，但从哲学角度似乎对市场的理解和说明具有更大的研究空间，更贴近市场行为者的心理层面、精神系统以及认知、决策机制。

研究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因素与历史转折论又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两者有联系。对历史转折论的研究，需要回答今天中国现实历史转折的重大实践问题，而经济非理性现象是当前中国历史重大转折期一个十分突出而又重要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发展正处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期，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理性（市场规则和法制建设）尚不健全，这就客观上导致人们在市场运作过程中其行为的某些非理性泛化，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们种种非理性因素在利益的驱动下贯穿于市场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诸过程中，并成为影响市场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第二，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所呈现的积极效应和负面效应分析，非理性因素在目前阶段具有主导作用。况且，在新旧范式转换时期，市场发育存在着严重的非理性二律背反效应。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初始阶段，一定程度的非理性行为是合乎常理并且十分必要的。没有欲望和激情的驱动，要想冲破传统观念，改变落后、封闭、保守、怠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是难以想象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曾指出，社会发展的文明标志恰恰在于人类能自觉地创造出为满足自身多样化欲望和需要的多样化市场。人的欲望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内驱力，没有欲望就没有人的经济活动，没有市场行为，更没有市场交易机制。另一方面，鉴于中国市场经济尚未形成具有有效约束力的市场与政府的有序调控机制和规范，人们的非理性行为若不加以适当的引导，往往会泛化为一种盲目的、潜伏着对有序的市场经济产生分解和扰乱效果的破坏力量。这已经在今天市场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表现出来，如有些人物欲膨胀、道德沦丧，他们投机取巧、弄虚作假、追求个人短期效用的最大化，使得某些个人和经济单位达到或接近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这有可能是合乎个人理性或单位理性的行为），而整个经济却出现严重的非理性状态：资源配置不当、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市场经济中竞争参与者的心态受到严重的“恶欲”环境的污染，甚至作为市场经济调控主体的政府机构，也存在着背离公共目标和社会理性的各种非理性行为。若不加以正确引导，势必成为历史变革的严重阻力。因此，合理整合市场非理性因素，直接关系到当代中国历史转折能否成功。

您采用经济哲学的方法，研究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问题，其中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

感受最深的是，哲学对理论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迫切需要哲学理性和哲学的睿智。中国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要摆脱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偏颇与危机，消除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的长期影响，客观上需要哲学给予方法论的牵引。而哲学在工具主义批判、逻辑符号主义批判、实证主义批判、行为主义批判、人本主义批判等方面，充分显示出其牵动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张力。传统的经济理论过于偏重理性和经济变量的分析，忽略现实中经济单位的非理性因素与市场的共生关系，忽略非理性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当经济学家在为种种理想的经济模型绞尽脑汁时，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因素却似一匹脱缰的野马四处狂奔，使中国市场经济进程冷热失衡。根据传统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之教条，在社会与市场中人们总是理性地寻求利益最大化。在此教条的影响下，2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浩如烟海的文献中难以发现有关市场中经济人非理性因素和行为的全面叙述和评议。于是我尝试运用经济哲学的方法，将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现实人的经济实践，认为在经济学领域中应当有一门人本经济学，而这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把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把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看作是既有理性地谋求利益最大化的一面，又有非理性地偏离最大化的一面。用西蒙的话来说，就是具有“有限理性”的个人。从这一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单位出发，全面研究现实中经济人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及其互动机制对市场经济发生、发育和发展的影响。这是我对经济哲学用途感触较深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和哲学界对经济哲学研究的兴趣日益浓厚，队伍也在扩大，这有无特定的学术背景呢？

从学理上看，当代西方经济哲学的兴起，有其深刻的学术背景。它主要是对人类步入智能化时代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运行发展规律进行哲学层面的反思与批判的产物。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如J.鲁滨孙的《经济哲学》、M.霍利斯的《理性经济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哲学批判》、L.麦塞斯的《经济学认识论问题》、A.罗森布尔基的《微观经济规律：一种哲学的分析》等。就国内而言，中国哲学界提出了与经济学界结盟创建经济哲学，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度推进的实践呼唤。鲜活的改革实践，不断向学术界提出艰深的课题，并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创新，走向繁荣。改革的深度推进，越来越多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并日益表现出解决这些问题的艰巨性。然而，实践中涌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很多，而我们拥有的答案则太少。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或许更需要的是冷静、客观、全面、辩证地审视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市场的推进需要哲学的理性观照，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融智比融资更显重要。高科技知识转换为第一生产力，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加工、转换过程，而是一个高智慧的投入和运作过程，其间离不开哲学家的睿智。要寻求解决问题的“大智慧”，它客观上需要经济学和哲学之间的联姻，携手开展经济哲学的研究。众所周知，经济过程历来是经济因素同其他各种社会因素（制度的、文化的、地缘的、社会心理的，等等）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如果缺乏哲学发展理念的牵引，缺乏理性的设计和整合，缺乏哲学思想的贯穿与提升，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就不可避免。

说得对。如果说马克思当年正是自觉运用哲学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了全面而又深刻的解剖，为我们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律提供了钥匙，那么，我们今天面临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也应当像当年的马克思那样，自觉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资本论》的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并善于用之指导当前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这种研究既有利于全面地、准确地、前瞻性地解决改革实践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更有利于哲学与经济学两大学科的自身建设。

是啊，经济学与哲学是社会科学的两大基础学科，它自身建设的好坏，直接关联着改革的理论对改革实践前导作用的发挥。应当看到，中国的改革是一项多因子、多目标、多变量的系统工程，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应当走整体化、系统化和集约化的道路。况且，社会科学研究的资源本身也有一个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问题。以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存在着专门化、单一性、纯粹性的倾向，它已适应不了新形势的发展。现代经济哲学的兴起，也是经济学和哲学加强自身建设的迫切需要，为两大学科自身调整、变革与发展提供了良机。应当说，两大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走向联姻，意义深远。各自发挥自己优长，彼此交流与学习，共同磋商和论争，的确符合现代科学综合发展的趋势。

（原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6期）

学者近况

张雄（1953.12— ），曾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现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兼任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市哲学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 《历史转折论》《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文明：充满生死搏斗的神秘剧—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经济哲学》《创新：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刊物发表《习俗与市场》《货币幻象：马克思历史哲学解读》《财富幻象：金融危机的精神现象学解读》《政治经济学批判：追求经济和政治的哲学实现》《金融化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律背反》《现代性逻辑预设何以生成》《现代性后果：从主体性哲学到主体性资本》《历史进步的寓意：关于历史普遍性与历史特殊性的关系解读》等重要学术论文，《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5篇。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1项、重点课题1项。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2项，中国图书奖1项，教育部优秀学术成果三等奖1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