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真善美之统一：访汪信砚

学者简介

汪信砚，1961年生，湖北麻城人。198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时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 《认知的两极性及其张力》（合著）、《科学美学》、《科学价值论》、《科学真理的困惑与解读》（合著）、《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副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主编之一）、《新校园文化素养丛书》（主编）等。另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

我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您在国内哲学界首倡并较系统地开展了关于认识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得到了广泛响应，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站在今天的角度，您觉得当时关于认识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有何重要意义？

今天看来，当时我和大家一起进行的关于认识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对于尔后十多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推进作用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它使人们突破了过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中沿袭多年的客体至上论的研究传统和认知主义倾向，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应有的和本有的研究范式。客体至上论曾行时很久，其缺陷今天已人所共知：它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退回到了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水平，并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只能在认知主义的视界中兜圈子，即撇开主体而谈论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把认识活动仅仅归结为“知”的活动——单纯的知识或真理的获取过程。在当时，正是关于认识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帮助人们突破了这一研究传统，把人们探寻的目光引向了主体自身，在扬弃那种非批判的实证的思维方式、恢复认识论应有的反思性质的同时，使人们注意到人的认识活动不仅仅只有一个求真的维度，而是同时存在着求真、趋善、臻美三个不同的维度，并使人们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中重新确立了着重探讨以选择、建构、理解、解释等为内容的主体对客体的观念改造以及真善美的统一的研究范式。之所以说是“重新确立”，乃是因为马克思早已阐发了“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的思想，也早已提出过人的类特性之一就在于其活动能够同时按照真、善、美等不同尺度展开的看法。因此，虽然当时关于认识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直接缘起于对非经典自然科学之认识论意义的思考，但它所导向的这种研究范式实际上是在更高的认识水平上重新回到了马克思。可以说，近十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中几乎所有实质性的新进展都是与上述研究范式的重新确立密不可分的。其次，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当时关于认识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对于近十多年来中国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虽然认识的主体性只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但认识论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领头地位使得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对其他领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和辐射作用，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引发了更具一般意义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而主体性问题之所以备受人们重视，其深层缘由仍在于人们对于真善美统一问题的关注。近十多年来，正是通过对主体性问题的深入研究，价值论和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日渐凸显出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价值论和历史观研究的结合愈益紧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问题，包括实践唯物主义问题的讨论也越来越深入。

我注意到，后来的几年时间中您的主要精力好像是放在科学认识论的研究上，这从您相继出版的《科学美学》、《科学价值论》和《科学真理的困惑与解读》等专著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您能否结合这一时期学术研究工作的主旨及其与前一个时期的联系，谈谈您的这三部著作？

好的。如果说对认识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和对科学认识论的研究可以看作是我的学术研究工作的两个不同时期的话，那么，这两个时期之间确实是有内在联系的。其中，前一个时期主要是在“破”（即“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中那种客观至上论的研究传统和认知主义倾向），并在“破”的过程中达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应有的和本有的研究范式的自觉，特别是明确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应以探寻真善美的统一为己任的自觉意识；后一个时期则主要是在“立”，即立足于过去为人们所忽视甚至贬斥的认识的主体性，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应有的和本有的研究范式，以科学认识为范本，具体深入地探析人类认识活动中真善美的统一是否可能、为何可能以及怎样实现等问题。

我之所以选择以科学或科学认识作为范本来探析人类认识中真善美的统一问题，也是有其方法论上的考虑的。我对真善美统一问题的自觉意识是在探讨认识的主体性的过程中形成和明确起来的，因而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自然也就首先在认识论领域中展开。人类的认识有多种不同的形式，诸如常识的、神话的、艺术的、宗教的、科学的、哲学的等等。其中，科学认识不仅仅是人类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是人类认识最典型、最精致的形式，它在时间上最为晚出，但在形态上最为高级。研究人类认识中真善美的统一问题，我们当然可以以任何一种认识形式为基点和参照，但这里明显存在着一个优选的问题。正如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一样，科学认识这种高级的认识形式也是我们研究人类认识中真善美统一的最好范本。通过研究科学认识中真善美的统一问题去透视人类认识的其他形式并进而把握人类认识总体，这是从制高点上看问题，因而是一种优越的研究方式。上述特殊的研究主题和方法论上的自觉，使我这一时期撰写的《科学美学》《科学价值论》《科学真理的困惑与解读》与其他书名近似的著作很不相同，对于它们的内容和写作意旨也不能仅仅从名称上去理解。这三部著作分别从科学认识的真、善、美三个不同的维度立论，因而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但它们又相互衔接，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或具有内在联系的系列，其共同的主题就是透过科学认识这个范本去探寻人类认识中真善美的统一。

从《科学美学》到《科学价值论》再到《科学真理的困惑与解读》，也就是我对科学认识中真善美统一的探寻渐次展开的过程。其中，《科学美学》一书着重研究了科学美，并由此研究了科学认识中美与真的统一问题。该书虽然广泛地涉猎了科学美学中诸多繁难而重要的问题，但其核心命题是“美是真理的光辉”。就该书的论题来说，这一拉丁语格言的真实哲学意蕴在于：在科学认识中，人们可以也应该由美求真、以美审真和用美启真，但美与真并不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只有那些富有辩证思维的人才能真正达致美与真的统一。《科学价值论》着重研究了科学价值即科学的善，并由此研究了科学认识中善与真的统一问题，但它实际上也是对科学认识中真善美统一的较全面的探寻。该书所谓的科学的“价值”即广义的“善”，不仅包括科学的道德价值（狭义的“趋善”）、审美价值（“臻美”）、功利价值（“致用”），而且也包括科学的认识价值（“求真”）。通过对这诸多方面的科学价值及其相互关系的考察，特别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科学价值的分裂及其根源的探讨，该书认为，科学认识中的善（广义的“善”）与真或我们通常所说的真、善、美的统一，既受制于一定的认识条件，也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因而它只能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科学真理的困惑与解读》则循着与上述两部著作反向的思路，着重研究了科学认识的真，并通过考察科学真理的本质、发现过程、检验策略和发展机理，阐述了科学真理何以善、何以美，从而也对科学认识中真善美的统一及其基础作出了统一的说明。

近年来，您的学术兴趣好像发生了某些变化。您新近发表的论著中有许多是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当代全球问题的，这与您以前的研究工作是否也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近年来，我的学术兴趣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以往的许多年间，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认识论领域中进行的。近几年中，我研究的问题域在不断扩展，特别是在自觉地研究当代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既然只是问题域扩展了，对新的问题的研究与我以往的研究工作也就自然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主题依然如故，只不过现在是在更广泛的领域中探寻真善美的统一。其次，指导我进行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也没有改变。以往，我注意在认识论、价值论和历史观的结合中来把握认识论问题。而在问题域扩展以后，特别是在研究当代人与世界关系的过程中，新的问题更是只有在认识论、价值论和历史观的结合中才能加以把握，因而我也更加自觉地注意用这一方法论原则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

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各种全球问题的凸显。今天，关注和研究全球问题的人很多，但不少人在全球问题的成因及其克服途径问题上陷入了观念决定论的泥沼，如把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归因于人类中心论。在我看来，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实际上是历史上人类长期的不合理实践，特别是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片面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当运用造成的恶果。这种不合理实践的形成，有认识不完善方面的原因，也有价值观念不健全方面的原因，还有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不合理方面的原因，这诸多的原因可概括为在求真、趋善和臻美三方面出了问题。这种“不合理实践”的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实践方式上，即它不是同时按照真、善、美的尺度来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因此，对我而言，研究当代的全球问题，就是要探寻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实践层面上如何实现真善美的统一，用通常的话说，也就是要探寻在人类实践中如何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www.xing528.com)

看来，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您的科研工作中始终都自觉地贯穿着探寻真善美的统一这样一个主题。那么，您最近主编的“新校园文化素养丛书”是否属于游离于这一主题之外的应时之作？

我主编这套丛书，目的是为了配合当前对大学生进行的素质教育，它熔铸着我对教育哲学的思考，可以说是我对教育实践中真善美的统一的探寻，或者说是我为培养和提高青年学生自觉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和探寻真善美的能力所作的努力，因而它同样也是服务于我的学术研究工作的主题的。

这套丛书名为“新校园文化素养丛书”，丛书名称中用了一个“新”字，这是为了把它与别的大学素质教育读物和素质教育形式区别开来。与目前整个社会在对何为素质教育问题的理解上的混乱状态相应，现有的大学素质教育读物和素质教育形式也是五花八门的。有的高校显然是把强化素质教育理解为在现有的课程体系之外增设一些公关、礼仪、演讲之类的课程；有的理工院校则把它理解为多举办一些人文讲座，而且是尽量从全国各地邀请不同领域的人来讲一些前沿热点问题，好像是搞得愈热闹、愈有轰动效应就表明其效果愈好。依我之见，素质教育是严格相对于和区别于应试教育的，它的目的不在于仅仅告诉学生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或这是好的、那是不好的，并让学生记住，而在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这里所说的文化素养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思维能力，包括思维的开拓创新能力、是非判断能力、善恶辨识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二是精神境界，它是人的理想、信念、德行、意志、情感等精神要素的总体发展状态和水平。概言之，素质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和提高学生自觉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和探寻真善美的能力。这样看来，各高校现有课程体系中的任何一门课程都是既可以用来进行应试教育，也可以用来进行素质教育的，问题的关键是要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学方法。当然，在目前的条件下，为了顺利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过渡，也可以并且也有必要先就强化素质教育问题开创一些示范性的形式，编写一些示范性的读物。这是我对大学素质问题所作的教育哲学思考，也是我主编这套丛书的基本意图。

认识论向来是您的科研活动的主要领域之一，在这一领域中，我心中一直存有这样一个疑问：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关于反映论的火热讨论到90年代好像突然沉寂了，这是否意味着后来人们不再关心这一问题？另外，您认为中国认识论研究今后的突破口在哪里？

进入90年代后，直接讨论反映论问题的论著的确并不多见，但如果说人们不再关心这一问题，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上，90年代反映论的研究不仅仍然在以不同的方式继续进行，而且应该说是更加深入了。说它仍然在以不同的方式继续进行，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认识论研究都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属于反映论的研究，但随着我在前面讲到过的认识论中新的研究范式的确立，90年代人们更加注重对反映活动过程及其生产性、创造性特别是对反映过程中真善美的统一问题的探讨。而说它更加深入了，则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第一，80年代以前反映论的研究基本上是以自然科学认识为范本进行的，90年代反映论研究的重心明显移向了理解和解释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认识，在这里人们发现反映活动及其过程具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特点；第二，如果说80年代中后期关于反映论的讨论使得我们对反映论的理解恢复到了马克思早已达到的水平，那么，90年代通过对人文社会科学认识的理解和解释性的反映过程以及其中真善美的统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对反映论的理解又进一步提升到了时代应有的水平。对人文社会科学认识的关注和探讨，不仅使得90年代反映论的研究大大深化了，而且也使得我们整个的认识论研究与当代世界哲学的发展之间逐渐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合拍。

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人类社会中地位的上升并基于人文社会科学自身学科建设的需要，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已成为当代世界哲学研究的前沿热点领域。不过，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目前人们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认识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人文社会科学认识所特有的理解和解释性，使得在这里探寻真善美的统一尤其具有挑战性。就是说，它既特别困难又特别重要。深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认识特别是其真善美的统一问题，可能会使我们的认识论理论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姑且算作是对中国认识论研究今后的突破口的一个预测吧。

（原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2期）

学者近况

汪信砚（1961.9— ），198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并获博士学位，2001—2007年先后任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学院副院长。现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应用哲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哲学学会会长等。在海内外出版《认知的两极性及其张力》、《科学美学》、《科学价值论》、《科学真理的困惑与解读》、《当代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真善美的统一》、《全球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追寻—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与创新》、《李达全集》（主编）等著作和教材20多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5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多项。获全国 “五个一工程”奖、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奖励40多项。先后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