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吾伦思想演变：从生成论到知识论

学者简介

金吾伦，1937年生于浙江萧山。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师从于光远、龚育之攻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工作。1986年被聘为副研究员，1991年任研究员。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哲学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有： 《物质可分性新论》《科学变革论》《托马斯 · 库恩》《科学发现的哲学》《实在的双重结构》《现代化主体意识与全球整体意识》《生成哲学导论》《塑造未来——信息高速公路通向新社会》，主编《自然观与科学观》《跨学科研究引论》。

我读了您发表的一些专著，发现您知识面很宽。能否为我们简单勾勒出您思想发展的脉络？

我最初从事物质结构的哲学研究时接触到了物质可分性问题，发现我们的思维方式存在问题，是机械的还原论。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尤其是非线性科学、混沌理论等表明，还原论作为科学方法论存在明显的缺陷，作为世界观更有局限性。世界是个复杂系统，它无法说明。在这一点上，整体论优于还原论。通过整体论的研究，我萌生并提出了“潜存—显现”的物质观，后来发展为生成论，用以说明事物生成发展的机制。我们常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了解时代，不了解当代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不了解科技的新发展，科技哲学的研究也无法深入。出于这种考虑，我逐渐关心起科学和社会发展的一些新问题，诸如交叉科学的发展机制、信息高速公路的社会定义、知识经济的有关理论问题等。

物质无限可分，这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写入教科书，并且与中国古人的看法相吻合，又不违背常识，难道还需置疑吗？

这个问题我在《物质可分性新论》一书中讲明了。科学的发展总是冲破教条、远离常识的。一些貌似天经地义的东西，正是科学，尤其是哲学考察的对象。

首先，我的目的是要打破一种旧观念，使人们的思想从旧传统中解放出来。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有创新，不可能与科学的发展相适应。中国科学不能得到发展，与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有很大关系。许多人常常从老祖宗那里去找根据，再演绎出一些命题来，让人接受，让人顶礼膜拜，害人匪浅。“物质无限可分论”就是一例。正像我已经指出的，无限可分论是机械论和还原论。

其次，现代科学的新成就表明物质无限可分论难以成立：（1）微观领域有不同于宏观领域的规律，不能机械地将宏观领域内适用的规律搬到微观领域。例如，海森堡指出，基本粒子不能分成更小部分的原因在于分裂基本粒子的工具只能是基本粒子，基本粒子在碰撞过程中能够分裂，但碎片仍然是基本粒子，而不是它的任何更小的部分。（2）现代宇宙学表明，我们必须摒弃主张宇宙在广延上的恶无限和纵深方面（即分割上）的恶无限。（3）物质无限可分论以平面空间和绝对时空观为前提，它相信物质是均匀分布和各自同性的，但广义相对论指出，时空与物质质量分布有关，当质量和密度无限大时，时空弯曲也无限大，这时可分性问题就无从谈起。（4）物质无限可分论论证的粒子，既要有结构，也要有质量，而自然界有的粒子没有静止质量。（5）物质无限可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是粒子“可分”，而当前发展起来的超弦理论不是强调可分，而是相互作用，强调系统，强调整体。

再次，物质无限可分论是一种“构成主义”的物质结构观，这种观点的基本特点是认为世界一切物质是由已经存在、早就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独立的各部分组成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基本粒子的研究有了深入发展，从而孕育了一种与“构成主义”物质结构观不同的观念，我们可称之为“潜存—显现”物质结构观，物质粒子内部只是潜存着其他可能的物质粒子，它们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从潜存性转化为现实性。认识这一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潜存—显现”物质结构观的出现，推动了我们对物质结构认识的深化。“构成主义”结构观尽管在宏观层次乃至层子层次上具有普遍适用性，但在基本粒子层次上受到了限制，新的物质结构观并没有推翻“构成主义”，而是揭示出了它的局限性。 （2）新物质结构观表明，人类对物质结构的认识越来越依赖于认识主体。为了使基本粒子从潜在性转变为现实性，就要求我们创造一定的条件：对撞机。 （3）从潜存（可能性）到现实性的道路不像构成主义想象的那样只有必然性，而是还有偶然性。 （4）目前被不少人误以为是辩证法的“物质无限可分论”是以“构成主义”物质结构观为其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的。既然“构成主义”物质结构观有一定的局限性，“分割”或组成的概念在基本粒子层次上已失去了它们的意义，那么物质无限可分论似乎也难以继续成立。 （5）还原论作为科学方法论，存在明显缺陷，整体论是一个更好的研究纲领。

还原论与整体论之争是一个老问题，现代科学的发展对此理解提供了什么新思路？

近代科学伴以分析方法而出世，数百年来，科学中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假定：复杂的东西能够用简单的概念来解释。还原论者把这一假定贯彻到底，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包括生命机体和人类行为，最终都可以用物理学与化学的规律和术语解释。有的甚至认为，世界上除了物理化学定律，基本上再没有别的东西了。还原论把事物分成彼此孤立的片段再将其组合起来。这是还原论方法的特征。而还原论在本体论方面则是以客观世界的现象或过程的等级结构为特征。毫无疑问，还原论作为一种研究策略，它在科学研究中曾极富成效，但是，还原方法是不充分的，近几十年来，尤其是随着系统论的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还原方法已无法考察世界的基本方面，即大多数事物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以有组织的复合体或系统的组成部分存在着，构成这些系统的元素彼此相互作用，这些元素形成的整体所具有的特征并不存在于分离的部分中：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近年来，物理学发现了一些新特征： （1）作用量子的不可分性； （2）波粒二象性； （3）物质性质在统计上揭示的潜在性； （4）非因果关联（EPR佯谬）。卡普拉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范式转移： （1）从部分到整体的转移； （2）从结构到过程的转移； （3）从客观科学到认识科学的转移； （4）从把知识比作“建造”到把知识比作网络的转移； （5）从真理到近似描述的转移。科学观的转移，说到底，是实在观的转移，是本体论革命，其核心是抛弃构成论、还原方法，走向整体论。整体论有多种描述，如机体论、能体论、系统整体论、生态整体论、全息整体论、纠结整体论、关系整体论、辩证整体论等，但仔细分析以后发现，有的整体论仍然带有构成论的烙印，尤其是实体主义的烙印。而实体主义的局限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不摒弃实体观，就不能抛弃构成论，整体论仍将为旧的科学观念所束缚。我提出的生成论是整体观，但有别于建立在构成论基础上的整体观：宇宙是生成的，粒子也是生成的，万事万物都是生成的，甚至定律也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生成论最本质的特征是动态性和整体性，亦即： （1）潜在性； （2）显现性； （3）全域相关性； （4）随机性； （5）自我同一性。为此，我提出了生子论。生子论是生成论的精髓，生子即生成因子，它是瞬时持续的，空间是非定域的。生子不是物质，不是能量，不是精神，但它能转化成物质和能量。生子具有自主性和自组织性。这种自主性和自组织性是宇宙自身所具有的，且是演变的。

您的“生子”与拉普拉斯妖、麦克斯韦妖、哈肯妖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首先我要说明，生子论是一个大胆设想和假设，其目的是解释宇宙如何从无中生成的，万事万物又是如何生成的。我的“生子”被有人称为“金妖”，为生成妖。它是支配控制宇宙万物从无中生成的妖。拉普拉斯妖为严格决定论之妖，它设定自然界中有一个看不见的妖精，能够精确操纵系统的运行机制，支配力学运动的规律；麦克斯韦妖为从无序转变为有序之妖，能使高熵变为低熵，是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过程；哈肯妖在自组织系统中起支配结构模型的作用，它支配着动力系统在状态空间中趋向吸引子的合目的的演化行为。拉普拉斯妖有因果决定性，麦克斯韦妖有随机偶然性，哈肯妖有目的趋向性，金妖有生成突创性。在事物的生成、存在与演化中，四个妖是互为前提、互相预设、协同动作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生成机制来说，金妖依靠拉普拉斯妖而有因果决定性，即新事物的产生有它必然的可以预测的一面；依靠麦克斯韦妖而使新事物有它的随机性和有序性，使新事物能从低级向高级演化；依靠哈肯妖而使新事物有它的目的性和自组织性，赋予新事物以意义与价值。宇宙自身具有创造性，创造性是事物演化之源动力，因此，金妖比其他三妖更深层、更基础，并协调其他三妖的作用，使新事物层出不穷。生子也即协同生成子，用以表达新事物生成的机制，作为动力机制和生成机制的相互作用，应该区分为三种： （1）因果决定性作用； （2）随机决定性作用； （3）广义目的性作用。协同生成子正是这三种相互作用的协调统一。生成过程是整合的，即从潜存到显现过程中将相关因素都整合在其中，从而生成具有个体性的新事物。这项研究是我与中山大学张华夏教授合作进行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您研究交叉学科是研究自然问题通向研究社会问题的桥梁。

正是。我曾提出了一个蚕茧模型，以说明科学知识的增长，而交叉科学的知识增长规律则需要从蚕茧模型发展到网络模型。一方面，交叉学科往往是科学发展的新的生长点；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的重大研究项目也需要多学科的研究人员协同攻关。因此，重视交叉学科的研究不仅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趋势，也是社会现实之需。

信息高速公路的社会影响是您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您能否概述一下国际信息化的趋势？(www.xing528.com)

我们曾用“技术革命领先，基础设施加固，网络遍布全球，地缘政治削弱，文明对话有望”来概述当前国际信息化的基本格局。

发达国家正在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您能否说一说信息化的意义和特征？

应该肯定，信息化在知识经济崛起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但要概括信息化的特征很不容易。因为信息化推进速度很快，同时又渗透在各个领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几位学者指出，工业革命是由生产的变化驱动的，而这场革命又是由协调方式的变化造成的。起协调作用的主要是信息化。信息化推动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和变革。大体上，我们可以用“四化”与“四性”来表达。所谓“四化”是指智能化、电子化、全球化、非群体化，所谓“四性”是指综合性、竞争性、渗透性、开放性。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信息化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中谈到前信息时代、信息时代和后信息时代，我把它转换成人与机器关系转变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人是机器；第二阶段——人机界面；第三阶段——机器是人。第三阶段就是尼氏所说的后信息时代，机器有了智能，可以代替人做许多脑力工作，而人则可以从事更高级的精神劳动和文化活动。也许这就是今天我们热烈讨论的“知识经济时代”或“知识社会”。

最近一段时间，您已把主要精力转向对知识经济和广义“知识论”的研究，能谈一谈其中的缘由和研究体会吗？

研究重点的转移，与当今时代中知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尤其是知识经济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热点有直接关系。现今知识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一切经济制度、经济运作都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但不同的是，现在知识已经在经济增长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知识的含义是历史性地变化的。德鲁克曾指出，一百多年来，知识的意义曾发生过三次变化：第一次知识被应用于工业、产品和过程；第二次知识被应用于做事（doing）；第三次知识被应用于知识本身。现在，知识资源、人力资本是所有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托夫勒在《创造一个新文明》一书中说：“随着旧障碍的崩溃，人类知识的整个结构再次发生变革性的动摇……我们也正在彻底地重组知识的生产和分配，以及用于传播知识的符号。”他指出，“正是社会知识基础的巨变，不只是电脑热或纯粹的全能操纵——可以解释第三次浪潮超级符号性经济的兴起”。托夫勒这段话不但深刻阐明了知识经济崛起的时代背景和认识论根源，而且指明了知识经济的本质——不只是电脑热或全金融操纵。许多人把知识经济解释为单是高科技经济，显然，是对知识经济的误解，也容易产生误导。

第二，知识的社会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在美国将有50%以上的人从事知识劳动；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将成为全社会的事业；企业将成为创造知识的核心机构之一。科学研究从科学共同体扩大到整个社会。

第三，计算机、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尤其是1993年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行动计划付诸实施，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变革已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人们对信息和知识作用的认识产生了革命性的飞跃，对此我们可以用“范式转变”来表达。不管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报告中提出“发达国家GDP的50%以上是由知识提供的”数据是否准确，但毫无疑问，信息和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大超过了制造业的贡献率，由此导致了社会从以工业物品生产为主导转向以非物品生产为主导的服务、信息和知识业。

第四，经济学理论逐渐成熟，知识经济的理论基础正逐渐奠定。

此外，还伴随一系列的转变发生，例如大规模的生产方式被灵巧的分散的生产方式所取代，管理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创新成了企业成功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全球化进程大大加速，等等，从而使知识经济的出现成为必然。马克思在以资本为主要资源的工业化时代写下了《资本论》，而今，知识经济时代的标志是知识，如果有人能写出一本当代意义上的《知识论》，我相信定将成为新时代的光辉巨著。

（原载《哲学动态》1998年第10期）

学者近况

金吾伦（1937.11—2018.1），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64年从中国科技大学本科毕业后，攻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师从于光远、龚育之，毕业后留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工作。1986年被聘为副研究员，1991年起任研究员。20世纪80至90年代，在化学哲学、整体论、系统论、生成论、库恩等人的科学哲学思想、吴大猷的物理学哲学思想等领域的研究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生成哲学的思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在知识管理、跨学科研究、创新管理、创新文化、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国家创新体系、国家中长期规划等软科学领域展开了具有开创性和政策影响力的研究。主要著作有： 《物质可分性新论》（1988）、《科学变革论： 拉瓦锡化学革命探究》（1991）、《托马斯·库恩》（1994）、《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合著，1998）、《塑造未来—信息高速公路通向新社会》（1998）、《生成哲学》（2000）、《知识管理：知识社会的新管理模式》（2001）、《创新文化与文化创新》（2005）、《科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科学》（合著，2007）、《感悟科学：科学哲学探询》（2007）、《创新的哲学探索》（2010）等。主编 《自然观与科学观》（1985）、《跨学科研究引论》（1997）、《吴大猷文录》（199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