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哲史研究的新境界,访张翼星

学者简介

张翼星，1933年生，湖南平江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论著有： 《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探索——改革之路的哲学沉思》（合著）、《理论视角的重大转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观》（主编）等，主要译著有： 《辩证法内部对话》（主译，［美］ 诺曼 · 莱文著）、《黑格尔——一种新解说》（［美］ 沃 · 考夫曼著）、《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匈］ 卢卡奇著）等。发表论文上百篇。

您长期在北大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近些年来出版了多种论著和译著，请谈谈您的专业主攻方向好吗？

我的主攻方向，可以说是一个重心两个辐射点。重心是列宁主义和列宁的哲学思想，由此向两个点上辐射：一是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当代中国哲学；二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列宁的哲学思想，我曾主持“七五”规划国家重点科研项目，1992年出版了专著《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在理论界引起了反响。与此同时，我一方面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国内学术界探讨改革、开放中哲学问题的热潮刚刚兴起时，就与王东、孙承叔合作，于1986年出版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探索——改革之路的哲学沉思》；另一方面，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积极参与了国内学术界有关“西马”的讨论和争议，我主张对“西马”作具体分析，并开展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

列宁主义在当今国际范围内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国内也遭遇了一定的冷漠，有些人说列宁主义已经过时了，您是怎样认识的？

的确，当今世界的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时代的主题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列宁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可能过时了。但是，从总体上看，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人类社会历史发生的重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列宁主义仍然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潮，因为它是时代本质与俄国民族特点的有机统一。20世纪以来，不仅列宁的著作曾经在世界上具有最广泛的影响，而且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也一直是国际社会思潮争议的焦点。不仅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与列宁主义的指导密切相关，而且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兴起的改革，如果追溯到源头，也正是列宁的思想。列宁在世时，曾坚决而明确地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新经济政策”，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列宁在他最后的“政治遗嘱”中又提出了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的比较完整的设想，这些珍贵的思想遗产，至今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列宁主义是向前发展的。从思想实质和总体趋势上看，列宁主义仍然关系着我们社会生活的命运。至于它所受到的挑战，应当说是正常的现象。任何一种重大的社会思潮，都要接受实践与历史发展的挑战。问题在于我们研究和对待列宁主义的态度。

据我们了解，《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一书在国内学术界获得了好评。您能谈谈这本著作的理论特色吗？

我想，它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不是平铺直叙地一般化地论述列宁的哲学思想，而是采取面向世界，在国际理论讲坛上发表自己见解的写法。它既是对列宁主义、列宁哲学思想的正面论述，又是与西方学者认真展开的对话。全书分正、附两篇，正篇部分共分十章，就国际上有关列宁思想发生重大分歧和争议的十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评论；附篇部分则是翻译、选编了西方学者有关列宁哲学思想的若干著述，可以供读者对照阅读，供研究者全面参考、比较研究。总之，在国际理论舞台上，作者采取了一种比较冷静、客观的态度，不强加于人，不作简单否定，而是容纳分歧，允许争辩，从容不迫，徐徐道来。这样做，也许更有说服力。

您觉得国内以往的列宁思想研究主要存在什么问题？您的研究中有什么突破吗？

我有些自己的看法，谈不上什么“突破”。我觉得以往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受斯大林的影响比较大，对列宁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存在着孤立、静止的观点。

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曾被看作是经典性的。一谈到列宁主义，就似乎只是讲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讲无产阶级专政。现在看来，斯大林的定义固然有正确的一面，但也有很大的局限和缺陷。他只讲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而不提列宁主义的民族特点；他的著作只反映了列宁主义中革命和专政的内容，而忽视了列宁主义中建设和发展的方面。

我认为列宁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自觉适应时代、历史发展的要求。列宁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探索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依据客观形势、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校正、完善原来提出的政策、策略和理论观点。随着时代、历史的前进，列宁主义和列宁的哲学思想，都有它自身的转变和发展的历程。在我看来，列宁的思想，主要经历了两个方面的重大转变和发展。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说，经历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从哲学的创建上说，经历了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到《哲学笔记》的转变。斯大林对待列宁的思想，不是历史地、动态地把握，他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的。他拘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中断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这就导致了后来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他拘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思想而忽视《哲学笔记》的创新探索，这就导致了后来某些哲学教科书的板块和条状结构的形成，这对于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都造成了重大影响和损失。

国内的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材或著作，往往把列宁思想的几个时期或几本主要著作并列起来，实际上是割裂开来，也表现了孤立、静止地对待列宁思想的倾向。比如，片面地评价和罗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许多方面的“贡献”，而看不出其与《哲学笔记》的关系，看不到列宁哲学思想的重要转变和升华。我则主张把列宁的主要著作和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历史地把握列宁哲学思想的逻辑进程。

您研究列宁哲学思想，结合中国现实得到的基本启示是什么？

我觉得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值得重视。在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里，中国人一般是通过两重透视或中介，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首先，在很大程度上是透过列宁主义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然后，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透过斯大林的思想来理解和把握列宁主义的。比如，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定义，几乎成了解读列宁主义的唯一准则。也正是“从斯大林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的胜利的途径”。这两层中介，可能是认识现当代中国历史的两个枢纽点，不少问题之“谜”可以从这里得到说明。这条走过来的道路包含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至今值得认真总结、清理和反思。(www.xing528.com)

与列宁主义相对照，您又怎样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特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或称“新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一种思潮，它与西欧的文化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对列宁主义的重大反响，表现了国际上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不同线索或某种分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有一个逐渐扩展和演变的过程，包含着复杂的思想成分和众多的理论派别。基本的派别是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其中人本主义派别显然占主导地位。这种思潮虽然没有统一的理论体系和规范，但也确有某些大致相同或相近的理论倾向。比如，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批评僵化社会主义模式的缺陷，追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注重考察当代社会生活的重大历史现象和现实问题，并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派别或成分相结合，试图重新诠释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等等。它的理论色彩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某种非正统观念的解释和探索。在这种解释和探索的过程中，对列宁主义或某些传统的流行的观念，不免发生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在某些具体观点或论述上，也有与“西方马克思学”、“西方列宁学”相似或吻合之处。但从基本的研究动因和理论倾向上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学”、“西方列宁学”仍然是有实质性区别的。

那么，您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如何？

应当看到，我们这里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思潮，它并不能代表西方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派别。但即使就这一种思潮来说，它与列宁主义的关系，也不是只有对立的一面，而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即既包含重大差别和原则分歧的一面，也包含互相补充、互相借鉴的一面。比如，在关于辩证法的理论观点上，与列宁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有重大分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凭借实践观的视角，主张一种回到主体、回到人的辩证法。这种观点固然有忽视辩证法的客观来源从而偏离唯物论的倾向，但他们转而加强对人本身、对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以及心理等领域的研究，却也正是针对或弥补了传统辩证法观念的薄弱或有所忽视的方面的。最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理论视角的重大转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观》，正是讨论这一问题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曾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高潮，八九十年代似已进入低谷，有人说它“已处于花叶飘零的境地”，是这样吗？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潮的问题是明显的，它的基本观点和主张，并没有在社会实践中获得富有成效的检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揭露资本主义弊端、批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时，既有触及深处而相当尖锐的一面，但也因缺乏历史分析而多有偏颇之处；在强调总体革命、倡导文化批判时，既有全面审视的深邃眼光，也有忽视经济基础的严重缺陷。与五六十年代的盛况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当前确已处于低潮，但低潮并不等于没落或消失。任何社会思潮的发展，都不是直线式的，总是呈现曲折起伏的波浪形。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派别和代表人物，进入更加深沉的思索和探讨，他们更加潜心于研究诸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性质等方面的问题，并已提出了各种见解。有的派别还把注视科学和社会的目光投向了全球性的问题，如生态危机、后工业社会、女权社会、现代家庭等，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哲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等新的派别。这种新的趋向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您认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潮是列宁主义，那么，如何展望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潮呢？

时代的主题已经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过去流行的社会主义观念也正在向新型的社会主义观念转变。21世纪将是一个科学技术空前快速发展的世纪，人类将进入一种知识信息化的时代。但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彻底解放生产力，最终解放全人类，拯救整个地球，这也许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达成的共识。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潮，必须是立足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并且更高地综合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综合现代东西方哲学和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的一种创新的形态。我们应当克服那种狭隘的“唯一正统”的观念，克服那种对待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单线性和直线性的思维模式，以更加积极而开放的心态注视和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迎接新的21世纪的到来。

听说您近来对北大校史和蔡元培的思想很有兴趣，是这样吗？

是的。蔡元培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教育家，他懂得教育发展和人才成长的规律。他在北大任校长期间，把学术研究提到首位，积极倡导并坚决实施“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并且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要求塑造健全的人格。由于他在北大厉行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改革，才使北大学术繁荣，人才荟萃，蜚声中外。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融合了中西文化成果，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并且在许多方面是超前性的。北大最近排演了话剧《蔡元培》，表现了一个主题思想：北大不能没有蔡元培。这使观众很受感动，不少人潸然泪下。我想，在校庆的热闹非凡的场面过去之后，人们应当冷静下来，深入研究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认真总结北大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不务虚名，脚踏实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弘扬传统、继往开来，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原载《哲学动态》1998年第7期）

学者近况

张翼星（1933.8—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94—1998年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实验班教学领导小组副组长和首届班主任。退休后，2001—2012年参加北京大学老教授教学调研组工作，任组长八年，主要研究方向调整为当代中国哲学和教育。主要著作有： 《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曾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大学之所以为大—高等教育纵横谈》、《难以消逝的思想烟云》、《理论风云中的思索》；主要译作有： 《黑格尔—一种新解说》（［美］ 沃尔特·考夫曼著）、《辩证法内部对话》（［美］ 诺曼·莱文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著）、《民主化的进程》（［匈］ 乔治·卢卡奇著）；编著有： 《人类精神的自由反思者》、《育才之路新足迹—北大首届文科综合实验班》、《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合编，曾被新浪网列为2012年最佳十书之首）。主要论文有《试论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大学之所以为大》、《50年前的那场哲学争鸣》等200余篇。曾主持国家“七五”规划社科基金重点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