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科学时代思的可能性-专访吴国盛

学者简介

吴国盛，1964年生于湖北武穴。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1983年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86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97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著有《自然本体化之误》《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科学的历程》《时间的观念》等。

首先祝贺您破格晋升为研究员，这使您成为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老研究机构里最年轻的研究员。我们注意到，《科学的历程》一书近几年影响颇大。1996年获评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前不久又获评第二届全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胡绳青年学术奖，人们因此把您视为一个出色的科普作家。我们可否把您的破格晋升归功于《科学的历程》一书的重大影响呢？

《科学的历程》确实给我带来了名声，因为它毕竟是普及读物，但评价一个学者的主要依据不应该是其社会名声，而应是他的那些也许鲜为人知的学术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一个学术机构，职称评定当然主要以学术研究工作为依据。

听说您本科是学物理的，研究生开始转学哲学，是什么促使您走上了哲学研究的道路？

主要原因是对思考基本问题或者叫哲学问题的强烈爱好，但现在看来，很长一段时间也许直到现在，我实际上还在哲学的大门外徘徊，还根本没有踏上哲学的道路。这有两方面的意思：表层的意思是说，这些年下功夫最多的是在科学思想史方面；从深一层看，研究的领域并不唯一地决定其工作的哲学性质，而更为要紧的是哲学标志着某种独特的思想方式，我必须承认我虽一直独自摸索，但始终未能找准一种哲学的运思方式。

在北大哲学系上研究生时，我念的是自然辩证法专业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方向。对我而言，这个良好的专业配置只是在日后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当时我依着自己的“哲学兴趣”继续“钻研”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特别是热情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理论界、哲学界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跟着讨论宇宙的有限无限问题、物质的可分性问题，等等，而对科学哲学文献阅读不够。那时我也试着把“分析”的利器引入哲学讨论中，在讨论问题时着力对哲学命题进行语义分析和逻辑分析。今天看来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尽管我对分析哲学的文献并不很熟悉，但我确实是自觉地将分析的精神贯彻运用于当时哲学界的学术争论中的。很自然，同所有逻辑实证主义者一样，我相信，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澄清命题和问题，澄清之后就可以交由自然科学来解决。问题是，这样的思路并不能推进多久。一个现实的情况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衍生出的“宇宙的有限无限问题”和“物质的可分性问题”“澄清”完了，它们都相应地交由自然科学家去解决了，我作为一个搞哲学的还能干些什么呢？

所幸的是，这个时候我正好受命翻译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的《自然的观念》，结果把我的视野引向了哲学史和科学思想史领域。我从阅读和翻译这本自然哲学史纲中，深入体会了“哲学史本质上就是哲学”这句从前只是听说过的黑格尔名言。我意识到，哲学尚有一个广阔而又深邃的天地，过去自己那种从事哲学的方式是太浅了。只有在哲学史和科学思想史方面下功夫，才有可能搞出一些像样的哲学工作来。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您做了哪些工作？

我主要在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史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写了《宇宙论的历史与哲学》《论宇宙的有限无限》《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时间的观念》《自然哲学的复兴》《自然的退隐——科学革命与世界图景的诞生》《科学的历程》等论著。

您刚才提到，研究工作的哲学性并不完全取决于其领域，那么您在思想史或者说概念史的研究过程中，您所谓的“哲学的运思”有什么长进吗？

说起这个方面，就得提到我这些年大力鼓吹的复兴“自然哲学”。翻译《自然的观念》这件事情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刚才讲到的对历史的重视，再就是促使我考虑重建“自然哲学”的可能性。

您把“自然哲学”建设成为一种“哲学”，有何进展？

我自以为取得的第一个进展是，把“重建自然哲学”与“维护哲学的自主性”联系起来，从而主张“超越科学”，明确地反对科学主义。经常听到说，哲学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要适应科学技术发展新形势，我认为这是哲学缺乏自主性的表现。为什么哲学就不能关注自己的问题，按照自己的发展逻辑走呢？缺乏自主性当然是因为中国当代哲学根本没有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发展逻辑，所以要跟着外部环境走。

如何在重建自然哲学中实现哲学的自主性呢？

我在《重建自然哲学》一文中提出“超越科学”和“诉诸历史”两大方案，在《自然本体化之误》一书中对这两个方案有更详细的实施。

超越科学，因为科学解决不了哲学问题，相反，科学的基础问题倒是要靠哲学去解决。这一想法，我在早期对宇宙有限无限问题的历史探讨中就已萌生。当时对科学的宇宙学很信任，认为宇宙的有限无限问题可以交给它去解决，但是回顾科学史会发现，科学家的各派意见经常不一致，即使公认的结论最后也常常发生倒转，这样科学在解决永恒的哲学问题时如何可信就成了问题。实际上，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本质上是相对和暂时的，不可能对永恒的哲学问题发表意见，倒是相反，自然科学作为“科学”的科学性需要来自哲学的辩护，比如康德关于“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解答，正是为自然科学奠基的工作。

为了详尽展示科学对于解决哲学问题的无能，我选了宇宙的有限无限问题和芝诺的运动悖论这两个古老的哲学难题作为案例。有许多科学哲学家相信，现代科学能够解决这两个哲学问题。他们相信，在现代宇宙学中，宇宙是有限还是无限取决于宇宙的物质密度，只要成功测定出宇宙的减速因子，就能彻底地回答这个古老的难题；他们还相信，芝诺悖论的根本症结在于不懂得无穷级数求和是一个有限值。我表明了，宇宙论的二律背反根源于宇宙概念本身即它既作为认识“对象”又作为存在“总体”的这种概念二重性，西方历史上出现的三种各在一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有限观或无界观，即希腊时代的球状宇宙的有限观、近代欧几里得宇宙的无限观和现代非欧宇宙的有限无界观，均没有解决而只是回避了这种二难。我特别表明，现代宇宙学基于黎曼几何和内禀空间概念，只取了宇宙作为认识对象的这种空间性意义，而忽视了宇宙作为“存在总体”的这种时间性意义，因而是片面的。我还证明了，在严密的无穷小算法中无穷级数求和为有限值并不能解决芝诺的问题，进而言之，即使“无穷问题”从数学逻辑上得到解决，芝诺的运动悖论依然存在。这就说明，在解决宇宙图景和运动的实在性这些哲学问题时，自然科学和数学逻辑至少是不充分的。

为了最终为超越自然科学的自然哲学的可能性辩护，我还提出了自然的图像说，指出自然科学由于活跃在主客二分之中，所提供的只是一种数学化的世界图景。由于概念图像只是对实在静态的、空间性的透视，放逐了实在的时间性，因而以图像为本体是本末倒置。囿于自然科学所给予的自然概念，自然哲学必定是不必要或不可能的，因此，首先需要打破自然科学对于自然概念的垄断，自然哲学须超越自然科学才有可能。在那本书中，我作了一个口号式的概括：哲学思维是无限思维，科学思维是有限思维，自然哲学必须从超越科学开始。

《自然本体化之误》所提出的问题比如对科学主义的评价，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敏感的，当时有什么反响吗？

当时学界更多的注意到了“超越科学”方案，关注其明确的反科学主义立场。这个立场首先受到了人文学界的欢迎，但也受到批评，比如象弘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文章，把我列为当代中国反科学主义的四个代表之一，说我从维护形而上学的角度反对科学主义，但他觉得科学主义也是一种形而上学，因而我的反科学主义就只是形而上学传统内部的一种颠覆，看不出有多大理由。我觉得他把握得很准，毛病也挑得很准。此外，李章印的文章也批评了本书依旧活跃在主客二分的格局中，并且特别质疑了本书对时间性的偏爱。

事实上，在他们的评论发表之际，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些致命的问题。在《自然本体化之误》中，为了与科学主义对立，我抬出人、抬出主体性作为哲学的根本，把误置于科学世界图景之上的本体重新置于人。但这里的“人”或者“主体性”是完全未加澄清的，所以才会陷于主体—客体、人文主义—科学主义这种二元对立的泥潭。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泥潭？

二元对立的格局一旦形成，在这个格局内进行的任何争斗都只是加强这种格局，使人们难以逃脱。争斗愈激烈，这种格局愈是坚固。坚固的二元格局遮蔽了这种格局所由以形成的更本原的东西，回避了基础批判，因而说它是一个泥潭，身陷其中拔不出来。事实上，过去的唯物唯心之争，不太久远的主体论—客体论之争，时下仍在进行着的人文主义—科学主义之争，都有它们相似的一面，都可能忽视了最要紧的哲学问题。比如说，深究一下，人们也许会发现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是完全一致的，人文主义提供“人”为价值目标，科学主义提供“科学”为实现这种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这不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吗？值得深思的倒是，将“人”定为价值目标这件事情是如何可能的？主体论—价值论是如何可能的？

我设想只有当您走出了这个泥潭，您才能说出这个泥潭来。那么，什么工作标志着这种由二元对立泥潭的走出，它是不是也可称作您为自然哲学辩护所取得的第二个进展？

我还不太能肯定这第二个进展是否真正发生了，因为从这个泥潭里走出来并不是很容易的，并不是简单地表明一个态度和立场就能了事的。如果说标志的话，那么《自然哲学的复兴》一文应该算作某种觉悟的开端。(www.xing528.com)

在《自然本体化之误》中，我强调了作为对象化、图像化的“自然”概念，以说明（图像化的）“自然”“本体化”有误，但没有深究，除了对象化、图像化外，“自然”还有没有另一种存在方式，或者说它本身是不是就意味着一种存在方式。因此，它依然在近代的认识论主—客二元框架之中活动，只是简单地将本体由客体转置于主体。在《自然哲学的复兴》一文中，我首先区别了“自然”与“自然物”，把“自然”从“自然物”的集合意义上分离开来，把探求这种“自然”的意义定为新自然哲学的主旨。同时，对《自然本体化之误》的“误”作了检讨。

能否请您对“自然哲学”作一些具体的解释？

新“自然哲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而是一种哲学倾向和态度。它的目的在于，概括出整个科学时代（从世界图景到方法论教条，从大众文化消费到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以显现作为生命之源的“自然”。这里的自然不再是作为知识对象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概念化的自然，不再是自然物；自然哲学也不再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体系，而是对现实的一种批判方式，这样理解，自然哲学就不是一门狭义的哲学学科，而应该是一种有着广阔视野的哲学学派。

我越来越意识到，追求“自然哲学”的工作正在远离分析传统而向现象学传统靠近，而我们搞自然辩证法出身的人对这一传统非常陌生。我们所谓的“西方”科学哲学，实际上是“英美”科学哲学，欧洲大陆的现象学传统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在视野之内。我在《自然哲学》（第2辑）里发表了一篇文章《第二种科学哲学》，意图借助现象学传统，把“科学存在论”突出出来。但整个来讲，这个意图在自然辩证法界没多大反响，只有董光璧先生提出了一些温和的赞同意见。因为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们自然辩证法界对“反思科学”的哲学路数太不熟悉、太不了解。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1995年我考上了叶秀山先生的在职博士生，试图在西方哲学史特别是现象学传统方面有更多的了解。今年，我将完成这段学业，但还要继续在这方面下功夫。

西方哲学史方面的训练对您有些什么帮助？

也许可以说，这方面的训练将使我能更加稳健地踏上哲学的道路。我希望自己能在现象学运思方面下功夫，将来在科学哲学的课题中搞出一件像样的现象学工作来。

我记得您刚才提到重建自然哲学有两个方案，前面谈到了“超越科学”方案及其后续进展，那么“诉诸历史”方案有什么进展？

我想这两个方案应该看成一个方案才比较准确。你可能注意到，在“超越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每一进展都是通过重述历史而取得的。

在我的以柯瓦雷为代表的历史研究工作中，介绍和吸纳科学“思想史学派”的成就是一条主线。我认为这个学派有三方面的重要性：第一，它是20世纪最有创造力、成就和影响最大的科学史编史纲领；第二，它对于理解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具有决定性意义；第三，它对于沟通分析传统与现象学传统能够起到桥梁作用。但可惜的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学派，自然辩证法界从来没有介绍过。

是否可以结合您的思想史研究具体谈一下“思”与“史”的融合？

可以举我的《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为例，这虽然是一本小书，但自己觉得在我所有的思想史工作中可能是最有意义的。

从宇宙论入手，我最先遭遇到“空间”问题。由于现代宇宙学把宇宙的有限无限问题又提了出来，在我们哲学界曾经引起过很长时间的争论。今天的人们非常容易接受无限论，因为我们总是可问，如果宇宙有限，宇宙之外是什么？但我发现，在希腊占统治地位的宇宙论却是有限论，难道那时的人们就不能像我们今天这样问这个问题？当然不是。那么，为何希腊人还能理直气壮地坚持宇宙有限论？这个思路把我引向了希腊空间概念的研究。

1994年出版的《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是一本文献考证型的观念史著作，主要澄清了一个问题，即希腊人并没有近代意义上被背景化和几何化的“空间”（space）概念，他们的topos应译成“处所”（place）而不是“空间”；早期原子论者的虚空（kenon）应该理解成原子与原子之间的空隙（diastema），将这个词译成“体积”是错误的；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中，只有几何图形的概念，尚无几何空间的概念。

我自己觉得这项研究使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哲学天地，它不仅是自觉进入柯瓦雷的思想史纲领所做的编史工作，也使我对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有了充分的认同。更有意义的是，我后来发现，我通过历史考证所得出的结论，恰恰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早就已经从他们各自的哲学角度得出的结论。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论的现象学》中、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均对希腊人的“空间”概念有深刻的说法。这一发现让我非常兴奋，大受鼓舞。海德格尔曾经称近代是一个“世界图景的时代”，“空间”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本质现象，它令我们的世界以图景的方式出现。这样，空间的问题就不是旧的意义上的一个自然哲学的题目，而是一个“现代性”的课题。通过这本书，我确实被引向了对“现代性”的研究，引向了对自然哲学的重新思考，也改变了我对时间问题的探索方向。

您刚才提到有人批评您在《自然本体化之误》中对时间性的偏爱，您在后来的时间哲学研究中是怎样回应这一批评的？

对这一批评我一直有所保留，因为我有一个顽固坚持了十多年的感觉，就是觉得“时间”主题开辟了人文与科学合流的可能性。所以坚持到1996年还是将《时间的观念》写出来出版了。不过今天看来，时间问题作为问题依旧保留着。

时间哲学也是一个传统课题，但人们总是不言而喻地把它等同于物理时间的哲学问题，关注的课题往往是绝对论与关系论之争如何由牛顿、莱布尼茨发端，经过马赫，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一个最终的解决。我原先也打算按照传统路子走，但我很快发现，这种做法第一忽略了以热力学第二定律和非线性科学为代表的物理时间箭头的发现这一大思路，第二忽略了古代世界的循环时间观向近代的线性时间观的转化对近代人塑造其生活方式的文化意义，第三忽略了哲学史上特别是20世纪时间作为一个重大哲学主题的事实。

总之，传统的做法重科学忽视哲学、忽视人文，这种做法的一个后果就是只谈“时空”不谈“时间”。中国出过许多时空哲学的书，时间哲学的书一本也没有。第二个后果是，学界在讲到时间哲学史，甚至不提奥古斯丁、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麦克塔加（McTaggart）这些最重要的名字。

就我目前所知，《时间的观念》可能是中国哲学界第一部关于时间观念史的研究专著，将科学史、哲学史和文化史融会贯通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作为分析哲学传统最重视的时间哲学家的麦克塔加也是在这本书中被第一次介绍过来的。在书的导论中，我提出了两类原型时间经验，即标度时间经验和时间之流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沟通科学意义上的时间与人文意义上的时间。在“技术时代的时间意识”一章里，“钟表”的支配性被作为最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就与现代性问题关联起来了。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迄今为止谈到的自然哲学的建设都是通过研究自然哲学基本概念的历史来进行的，您有没有把自然哲学的思路延伸到别的课题上去，比如您方才提到的现代性问题？

光关注历史是不够，况且关注历史也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现实问题。今天的科学技术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是科学内部比如非线性科学的出现所构成的理论范式转换，一是比如生态问题和资源问题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所构成的对科学的社会角色和功能的反省。这两个挑战都要求相应的哲学回答，但通常这两方面的应答互不相干，前者归于传统的自然哲学，后者归于新兴的生态哲学等领域。我认为，这两个方面的挑战具有共同的本质，而这个共同本质与现代性有关。因此，这几年我在讨论现代科学的前沿问题和现代文化现象时，均着眼于对现代性进行反思。这些问题包括现代化问题、方法论教条、技术时代的时间意识、大地的观念、旅游时尚、地外文明、气功问题、基因技术、绿色中国的道路、网络技术，等等。对这些现实性话题进行思考的过程可以具体展现，在这个科技支配一切的时代，思想如何还是可能的。

（原载《哲学动态》1998年第5期）

学者近况

吴国盛（1964.9— ），北京大学理学学士（1983）、哲学硕士（1986），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1998）。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99—2016），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97—1999），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七、第八届副理事长（2004—2015）。现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系主任，清华科学博物馆馆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科技史组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科学思想史、现象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科学传播与科学博物馆学。主要著作有：《由史入思》（2018）、《什么是科学》（2016）、《希腊空间概念》（2010）、《技术哲学讲演录》（2009）、《时间的观念》（2006）、《追思自然》（1998），另有“吴国盛科学人文系列”（《科学的历程》《现代化之忧思》《反思科学讲演录》《科学走向传播》，2013）、“吴国盛科学博物馆图志”（7种，2017）。曾获第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1998）、教育部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2002），博士论文《技术与形而上学》入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2001），著作《科学的历程》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1996）、北京市科学技术奖（2009），著作《时间的观念》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