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贵春访谈：科学实在论的进步及走向

学者简介

郭贵春，1952年生，山西沁县人。1981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时任山西大学常务副校长、哲学系教授。代表性专著有： 《当代科学实在论》《科学知识动力学》《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等，合著8部。发表论文近80篇。

从您的著述来看，您似乎对科学实在论（其中包括语言哲学和后现代科学哲学）情有独钟，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积累。您能否谈一谈在您自身的学术成长中这一特色或学术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我对于科学实在论确实是由衷地热爱，而且在将来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它仍将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至于我个人的这种研究趋向是如何形成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根源于我两次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和深造。1986—1988年，我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受到了英美科学哲学传统的强烈震撼；特别是接触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如M. Hesse教授、M. Redhead教授、M. Hoskin博士、N. Jardine教授和D. Parpineu教授，等等，尽管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基本上都是科学实在论者或倾向于科学实在论。因而，剑桥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里那些著名学者们的整体风格和研究趋势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此，我还是要深深地感谢他们。

那您当时是怎样看待科学哲学，特别是科学实在论的呢？

从总体上讲，我觉得，随着当代自然科学越来越远离经验的发展，科学理论的构造、解释和评价问题便在科学哲学研究中愈来愈具有了突出的地位。在这样一个总体框架中，科学实在论作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中的一种最有前途的哲学运动，已成为科学理性发展历程中自然而又必然地要加以面对的一种思潮。而且，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科学实在论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科学家、科学哲学家以及哲学家们的重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客观地去介绍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历史和现状，系统地评述它在科学发展中的理性地位，具体地分析它与其他科学哲学流派之间的相互批评和相互借鉴的趋势，内在地揭示它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在科学研究中的意义，合理地阐述它所具有的科学认识论的特征，深刻地批判它所存在的褊狭、缺陷和谬误，便成为我研究科学实在论的一个宗旨。

另外，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对科学哲学及科学实在论的研究，对促进整个民族的科学理性思维，加强自然科学家、科学哲学家和哲学家之间的联盟，激励我国科学哲学的研究走向世界，推动东西方科学文化思想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均是十分有益的工作。

的确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科学实在论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您又如何看待它的发展呢？请谈谈您的见解。

像许多西方科学哲学流派一样，科学实在论的产生与发展同样有着它孕育和生成、进步和曲折、批评和反批评的复杂而又生动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历程中，它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特征、形式和发展趋向，从而将坚持和弘扬科学理性作为其奋进的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

原子实在论作为19世纪科学哲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是继古希腊的素朴实在论、中世纪的经院实在论和近代以牛顿为代表的机械实在论之后，历史地产生出来的第一个真正的、科学的实在论形式。它一出现，便在19世纪的科学发展中显示了自身独特的意义和影响，并为尔后科学实在论的发展奠定了一种确定的方向。

但是，由于不同的科学实在论者研究、解释和评价科学理论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叙述各自立场和观点的体系之间的差异，以及科学实在论理论内容和层次结构的区别，导致了科学实在论自身在形式上的多样性，从而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与反实在论的长期惊心动魄的论争中，显现出科学实在论生长的生命力及其进步的丰富性，同时也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科学哲学运动的历史。

科学实在论的发展对其自身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历程深刻地表明，科学实在论的对象领域不是狭隘的，而是广阔的，从可直观的客体一直到现代科学、数学、逻辑学、语言学、社会学和精神哲学，都在拓展了的实体概念的基础上，构成了它的研究范围；科学实在论的表现特征不是单纯的，而是丰富多彩的，例如它包括本体实在论、认识实在论、目的实在论、方法实在论、指称实在论、语义实在论、关系实在论以及系统实在论等；科学实在论的本质不仅仅表现于可观察的物质实体，更重要的是它一方面表现于抽象的形式化体系，另一方面表现于远离经验的微观世界之中；科学实在论的理论不是纯粹地以归纳逻辑为方法的思想体系，而是一种容纳各种科学方法的、立体网状结构的科学哲学体系。一句话，朝着立体的、整体的和综合的方向发展，是科学实在论的时代特征。

根据您的见解，伴随着原子实在论的诞生开始了真正的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历史。那么，在科学实在论运动到目前为止的进程中，它的进步和曲折是不是共生的？或者说，是否也经历了某些不同的发展阶段呢？

的确如此。但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就我个人的拙见，到目前为止，科学实在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

一、 从原子实在论诞生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这一阶段，科学实在论以“不要怀疑实在”作为反对一切反实在论者的鲜明旗帜，在牛顿的经典理论框架内，将原子论作为一种有效的科学方法论运用于化学、物理学及其他学科之中。这一方面促进了化学、物理学及整个近代科学的进步，准备和酝酿了即将到来的物理学革命；另一方面拓展了科学理性思维的深度，为抛弃旧的理论框架，接受新的观念，既催化着科学武器的批判，又锻造着批判的哲学武器。

二、 从20世纪初期到逻辑经验主义的全面衰落。这一阶段，伴随着“语言学转向”，是以逻辑经验主义为核心的分析哲学运动如日中天的“统治”时期，科学实在论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它不得不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理论的全新基础上去改变自己原有的存在方式和形态，作出其发展趋向的新抉择。无论如何，“语言学转向”运动播下了科学实在论全面复兴的星火，激发了科学实在论者抛弃传统实在论的机械性和教条性的决心，促进他们从反实在论及其他哲学派别中汲取合理的方法论成分，从而不断地变更自身的理论形式。尤为重要的是，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反思以及对语义分析方法在实在论立场上的移植、运用和批判性借鉴，表明了科学实在论是在比较成熟的科学主义的理性基点上迈开了它全面复兴和发展的步伐。

三、 从20世纪中叶的“解释学转向”到90年代中后期。这一阶段，“解释学转向”的宗旨，就是要把人类的行为、科学、文化或整个历史时期作为文本来阅读，强调对话的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协调和互补，从而在一切文本的社会性意义上超越“语言学转向”的狭隘性和片面性。“解释学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更广阔的时间序列和社会空间上影响了科学实在论的进步。特别是科学实在论者们更自觉地意识到，在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哲学、语言分析与解释实践、科学技术与人类知识的社会化等之间存在着结构统一性和意义的一致性。因而，许多科学实在论者选择了知识整体化和自然主义的认识论趋向，强化了科学实在论与社会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相互融合的研究趋势。由此，科学实在论作为一种科学哲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论的形式，不断地扩张并越来越渗入人类知识的更为广阔的领域中。“解释学转向”深刻地表明，由逻辑经验主义“统治”的衰退而逐渐全面展开的科学实在论的“复兴时期”已经历史地结束，一个将从结构、功能和意义上对整个西方科学哲学的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后现代发展时期”已经自然而又必然地开始了。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实在论“全面复兴”的完成和逐步走向后现代发展的趋势是一体化的。(www.xing528.com)

在此，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以上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它只是相对地表明了在科学实在论发展历程中不同时期的几个总体发展趋向。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交错、相互渗透发展的状况。

近年来，您对科学实在论及整个科学哲学发展的后现代趋向尤为关注。对这一点，您能不能作些说明？

1992—1993年，我以访问学者身份第二次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我的导师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院长J.劳埃德教授对传统科学主义的批评和对后现代人文主义的热情，对我有某种程度的感染。

更主要的是，当我对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趋向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时，发现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20世纪哲学发展中的第三次转向——“修辞学转向”，酿就了科学哲学领域中的“科学修辞学转向”。这一转向的目的，是要把科学修辞学作为一种确定的科学研究方法，充分地揭示科学论述的修辞学特征，从而在科学论述的境遇、选择、分析、操作、发明和演讲中，给出战略性的心理定向和更广阔的语言创造的可能空间。这一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兴起，促使科学实在论者们更进一步排除存在于理性与非理性、语言的形式结构与心理的意向结构、逻辑的证明力与论述的说服力、静态的规范标准与动态的交流评价之间的僵化界限，进一步消解单纯本体论立场的独断性，强调心理重建与语言重建的统一。这深刻地表明，科学实在论在已经相当进步了的基底上，正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己，特别是在研究的视界上，正在更自觉地由外在走向内在，由宏观走向微观，由粗犷走向细腻，由狭隘走向广阔，显示了科学实在论自身所具有的创造性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科学实在论在反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表征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英美哲学和大陆哲学、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向。这一点，激发了我对科学实在论及整个科学哲学后现代发展趋向进行研究的愿望。

当前，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并众说纷纭的话题，那么，您认为它与科学实在论及科学哲学的后现代发展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呢？怎样理解后现代性呢？

这的确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简单地讲，要注意这样几点：

第一，从本质上讲，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一种新的“文化经验”，一种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后现代主义”一词就是表征文化领域中的这种后现代性运动及其现象，以区别于现代性的运动及其现象。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就是这种普遍的后现代运动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某种渗透和映射的结果，它与后现代主义是有联系的，但又不等同于后现代文化或艺术中的任何特殊的人文主义流派，它有着其自身独特的性质、形式和特征。

第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及后现代科学哲学意指科学实在论及科学哲学发展中的后现代趋向，而不是任何确定的“组织形态”或贴有标签的“理论模式”。事实上，它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倾向或方法论趋向，它的存在性恰恰就在这些倾向或趋向之中。

第三，评价当代科学实在论是否具有后现代趋向性的标尺，是看它在发展中是否产生或具有某种渗透着后现代性研究方法的转换、趋向的调整及认识论基点的重新定位。所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一种科学哲学的“研究战略”，而不是任何固定不变的教条或模型。

第四，提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及“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概念，是为了把科学实在论及科学哲学的发展放到整个后现代科学、文化和社会的大背景中去进行思考，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当代科学实在论进步的某些时代的本质特征，而不是其他。

当今，后现代主义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这除了其理论的歧误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科学所具有的时代特征。那么，您如何评价后现代主义的现状和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走向呢？

尽管后现代主义如日中天的辉煌时期已经消逝，但后现代主义的浪潮并未完全退去，它对人类理智运动所产生的那些时代的影响，将会继续发生它潜在的正负方向的效应。从我们所谈论的问题的视角看，后现代主义导致了这样几种倾向： （1）极端的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以朝向元叙述的怀疑为基底，在多维的和不稳定的空间中，将叙述与科学认识割裂开来，使任何事件都自主地运行，完全是一局没有规则的游戏。（2）具有某种古代诡辩论的特征，溢发着对哲学理性的嘲讽和亵渎。（3）反实在论的立场。后现代主义从否定中性存在的视角出发，认为一切表征、一致和指称都依赖于概念框架而生成和变动，而且这些变动本身并非朝向实在的收敛运动，而是根据文化发展的趋向而社会地发散的。

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发展具备“体系开放”、“本体弱化”和“意义建构”这三个最基本的趋向性。这既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所具有的“后现代性”的时代特征，又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途径。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各种弊病、特征及其有意义的前景，均体现在这些趋向的统一之中。尽管科学实在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需要加以分析和批评的时代缺陷，尤其是内在化的和片面自然主义的趋向，但在这一过程中，它没有导向狭隘的解构主义，也从未放弃对于真正科学理性的追求，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也从一个方面喻示我们，在泛文化主义盛行之时，仍然保持理性的头脑，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是一项多么必要而又必然的事业！

（原载《哲学动态》1998年第3期）

学者近况

郭贵春（1952.8— ），山西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曾任山西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中共山西省委第九届委员会委员，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任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技术哲学》杂志主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高级咨询机构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赴美、日、英、德、法、加、澳、瑞士等国和港台地区著名大学作高访研究。出版《当代科学实在论》《科学知识动力学》《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科学实在论教程》《语境与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等20余部著作。在国内权威杂志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软科学项目、国家教委“七五”重点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等30多项。曾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归国留学人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百年三晋人才”“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山西省优秀专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