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钧：周易&他们的思与想

学者简介

刘大钧，1943年生，山东邹平人。60年代曾师从外祖父王恭甫先生治汉《易》，从此确立起学术上的专攻方向。时任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周易研究》学刊主编，北京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太极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多年从事易学的研究，尤着力于象数易学的研究。专著有《周易概论》《易经全译》《周易讲座》《周易经传白话解》等。主编《大易集成》、《大易集要》、《象数易学研究》（第一、二辑）等。

周易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界极为关注的热点。您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易学家，对国内易学研究的状况也比较了解，请您先简要介绍一下国内易学研究的状况。

国内的易学研究，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之前，国内易学研究的成就，集中体现在李镜池、高亨诸先生的相关著述上。以李镜池、高亨为代表的老一辈易学研究者，冲破传统经学的樊篱，以新的研究视野，剥去蒙在《周易》经传之上的层层历史积尘，为揭示《周易》经传的异同与关联，还《周易》经传各自的“本来面目”，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老一辈易学研究者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周易》经传，他们对易学发展的历史，对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独特学术品格，却很少触及，因而局限性是相当明显的。这一时期，学界虽曾一度就《周易》的思想内涵及学术定性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但不久即因“文革”的开始而中断。“文革”中，《周易》的学术价值基本上被否定，动辄被戴上“封建迷信”之类的帽子，象数易学更是成了学术研究的“禁区”。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禁区”的打破，学界以现代文化和现代知识体系为背景，对围绕《周易》及易学的一系列课题，展开了全面的探讨。从《周易》传统到历代易学，从象数易学到义理易学，从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到易学的现代价值及未来意义，都有专人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近年来，由于考古新发现，尤其是帛书《易经》、帛书《系辞》、帛书其他释《易》论《易》之文的出土，以及大量数字卦符和类似通行易卦符的出土，使人们对八卦与六十四卦的起源与演变、三《易》之说、《周易》古经的成书年代、卦序、《易传》的成书年代及今本《易传》的形成过程等重大问题，形成了全新的认识，解决了许多长期萦绕人们心怀的聚讼不休的公案。

就易学研究的进程而言，应当说，1987年由山东大学主办的“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周易热”。“周易热”形成后，易学的学术研究迅速向前推进，同时还出现了两个令人关注的热点：一是个“算卦热”，一个是“科学《易》研究”。在“算卦热”下，一些江湖术士为适应经济大潮而纷纷改头换面，将自己的卜卦算命之术美其名曰“预测学”；一些粗制滥造的占卜之书大量充斥图书市场，更有人假借《周易》之名而行其骗财之实。这种人为数不少，破坏力极大，严重破坏了《周易》的声誉，妨碍了正常的易学学术研究。而在“科学《易》研究”的热点下，许多学者对易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进行了严肃、深入的学术探讨，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以现代自然科学对《周易》、易学进行无端比附，号称破译了这个或那个“千古之谜”，这种做法，不利于为易学找到新的理论生长点，不利于易学的新发展。

请再谈谈《周易》这一部书的性质和它在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

《周易》一书由《周易》古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古经成书于西周时期，《易传》各篇则相继问世于战国中后期。古经本系一部卜筮之书，《易传》则将其改铸成了“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哲学宝典。可以说，《周易》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古也是地位最显要的一部典籍。因为它最古，自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源头活水”的作用；因为它地位显要，所以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都受到它的影响而与之交融会通。在《周易》思想的启迪、促发下，形成了一股蔚为大观的易学的活水长流，这股活水长流“致广大而尽精微”，几乎渗透到了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评价的那样：“《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周易》的阴阳之道与生生之理，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象数模式，作为一种在《否》《泰》《剥》《复》中不断追求开放平衡与发展的高层次动态智慧，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展示了传统文化迁衍变化的过程。它那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及由此所激发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学、道学、佛学……皆程度不同地打上了《易》的印记。什么“魏晋风度”，什么“宋人气象”，皆得泽于《易》。因此，自汉代始，《周易》即当之无愧地被誉为“大道之源”。

您是象数易学专家，尤精于汉《易》。您在1986年出版的《周易概论》，是新中国成立37年来第一部正面介绍并肯定象数易学的专著，当年许多人正是因为拜读了这部专著才走上了易学研究之路。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以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的？

在《周易》古经原有学说框架的基础上，《易传》最终建立起了《周易》的独特理论模式，即象数、义理合一模式。在此模式中，象数为根基，义理为归宿。本乎象数而引发义理，着眼义理而解读、阐衍象数之所蕴。此一理论模式为历代易学家奉为圭臬，成为易学的基本理论模式。象数学派持象数优先的观念，偏重于象数学的建构或《易》之象数学内涵的诠释，发展了象数易学；义理学派持义理优先的观念，偏重于《易》的义理学内涵的诠释与阐扬，发展了义理易学。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皆有其丰富的哲理内涵和文化内涵，都值得我们研究。正是由于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间相反相成式的互动，才促成了易学的繁荣与发展。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象数易学的研究，尤其是汉代象数易学的研究，主要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象数是易学之根，不通象数即难以精通易学这一专门之学。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才在《周易研究》中专门开辟了“象数易学研究”专栏，并着手编辑出版《象数易学研究》专辑。因而，我之研究象数易学，并不意味着偏爱象数易学而轻视义理易学，我并不带有传统象数学派的狭隘门户之见。对于义理易学，我同样是十分重视的。(www.xing528.com)

《周易》本系一部卜筮之书，与《易》有关的占筮之术已流传了几千年。请您谈一下对占筮之术的看法。

《周易》古经是古代占筮活动的产物，是一部内蕴丰富哲理的筮书。但《易传》问世后，它已不仅是一部筮书，而成了“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哲学典籍。易学从此有了“学”与“术”的划分。从高层学理的角度解读、阐发《易》的归于“学”，专于占筮的则归于“术”。占筮之术，属于象数易学之末流，与“学”自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与《易》相关的占筮之术，作为一种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的文化现象，也应从学术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正如冯友兰先生在给1987年济南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所曾说过的那样：“我有个建议，研究《周易》当然以《周易》哲学为主，但《周易》本来是一部筮书，《周易》的哲学思想有些与筮法有关，因此对筮法也要做调查研究工作。”况且古代举凡易学大家，亦皆精于筮法；占筮之术中，也含藏有一些精妙可取的智慧因子。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也对纳甲筮法进行了专门研究，并撰写了《纳甲筮法》一书。但易学研究中，应以“学”为主，“学”“术”兼顾。那种只研究“学”而不准研究“术”的态度固然不足取，但目前民间所出现的以“术”取代“学”的倾向，则更是错误的，确应引起人们的注意。在现代文明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大肆宣扬占筮之术的“灵验性”，无疑是一种现代愚昧。

较长时期以来，您一直试图以义理与象数结合的方式研究周易，并形成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可否择要作一些介绍？

我虽对易学研究多年，但还说不上有什么独到见解，只是有一些自己不很成熟的看法。归纳起来，约有以下数点：其一，本人认为，《周易》古经中据象系辞的现象到处可见，其中，古经的作者肯定使用了《易》象中的“反对之象”，因此，今天讲解经文，应以训诂为主，又要兼顾一些从经文自身中仍可看出的取象。其二，在《易传》各篇的成书及其学术思想的归属问题上，本人受张岱年、侯外庐等先生的启发，认为《文言》早于《系辞》，《彖》又早于《文言》，《大象》更早于《彖》，《说卦》早于《系辞》，各篇基本是战国初期至中期写成的；《易传》中的《彖》《象》《文言》为思孟学派所整理、润色，《系辞》中亦有思孟学派的内容，当是比较清楚的事实。其三，据“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释《说卦》“参天两地而倚数”，本人认为，“参”即三，三中有一、二，一阳而二阴，天道有阴阳也。其四，在卦序问题上，本人认为，京房八宫卦次，2 000年来对人们一直是个大谜，马王堆帛书《易经》的出土，终于帮助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底：原来京氏八宫横向的八组卦（由“本宫”八个卦至“归魂”八个卦），都是由四对互“变”的卦组成，而这些互“变”的卦，在帛本卦序中有着完全相同的卦序差数，这就揭示了京氏八宫的特殊卦变方式与卦次排列，乃是由帛本卦序演变而出，从而证明了帛《易》在汉初并非一种上有所承而下无所传的孤本；而今本卦序的构成，亦与帛本有关，确曾受过帛本的影响。其五，本人认为，汉代盛极一时的“卦气说”，实非汉人所首创，“卦气说”产生较早。今本卦序即与“卦气说”有关，甚至“卦气说”在前，今本卦序在后。《易传》曾受“卦气说”的影响，对比《礼记·月令》，尤以《大象》最为明显。其六，通过点校《周易折中》一书，本人发现，精通宋代义理易学的李光地，对象数易学亦甚精通，其解《易》亦使用了汉易中的连互之象。其七，对“中医”一词，本人有新的看法。本人认为，“中医”并非“中国医学”的简称，“中医”的基本内涵乃是以《周易》的“中”这一思想来医疗、平衡人体，以恢复健康，它是一个医、《易》结合的概念，是对中华医学理论最高度、最简洁的概括。其八，针对今天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因人类无节制的索取而遭到破坏的严重局面，本人认为，《周易》中天、地、人互应的“三才”思想可供今人借鉴。过去人们使用“环境”一词，总是把它看成人类周围赖以生存的条件与背景，把人看成舞台的主人，似乎环境只是周围的布景。其实，人与环境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人也是环境的一部分，只有用《周易》中的“三才”思想重新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宏观决策、规划，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原载《哲学动态》1997年第11期）

学者近况

刘大钧（1943— ），著名易学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山东大学终身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周易研究》学刊创办人、主编，中国周易学会会长，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易学研究，以弘扬大易文化为己任，于20世纪80年代率先倡导并开展了传统象数易学研究，是山东大学易学学科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中国易学研究的领军人物。30多年来，筹备召开了十余届国际易学与海峡两岸易学及儒学学术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易学与两岸易学及儒学的交流与发展；主编“大易”系列历届易学儒学研讨会论文集十余部，主编跨越百年的大型文献《百年易学菁华集成》（30册，精装），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著作有： 《周易概论》《周易经传白话解》《今、帛、竹书〈周易〉综考》等。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文史哲》《周易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经部易类专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等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