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贵仁的思与想：敏求于知，鞠躬于行

学者简介

袁贵仁，1950年生，安徽固镇人。1984年底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并留系任教。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兼任国家教委高等学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组成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等。专著有《价值学引论》《人的素质论》《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邓小平著作中的哲学思想》等，主编《人的哲学》《管理哲学》《对人的哲学理解》等8部，合著多部。

您从事哲学工作以来，敏求于知，鞠躬于行，是国内第一个获霍英东研究基金（哲学）的青年学者，也是较早以哲学著作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的大学教授。请您谈谈从事哲学工作的体会。

我概括地谈一下。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一个民族要想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刻也不能脱离哲学思维。当今世界许多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哲学观念的转变，以及正确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我1968年高中毕业，十年后考进北京师范大学，自觉选择了哲学专业。这么多年我一直坚守这样一个信念：学好哲学，终身受益；选择哲学专业，终生不悔。我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人喜欢哲学，研究哲学，善于从哲学层面、哲学角度思考问题。

您的哲学研究是从认识论开始的，您从认识论转向价值学的动机是什么？

认识论是哲学原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期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我在读本科时就开始对认识论发生兴趣，思考认识论问题，发表了数篇论文。研究生时，我以认识论为研究方向。1984年完成了硕士论文《价值与认识》，这既是我自己认识论研究视野的拓展，也是我转向价值学这一新领域的开端。应该说，从认识论转向价值学是学术思路的转变，这种转变是自觉进行的。我正是在对认识论问题的思考中确立了价值学的新方向。究其动机，主要是意识到，在当时，价值与评价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被长期忽略的问题。而事实上，价值理论既是一个重大的哲学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人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人化的世界、文化的世界、价值的世界。人类对任何事物的完整认识，都包括客体本身“是什么”和客体对人“怎么样”这样两部分内容。没有价值意识，人类就根本不可能给自己提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务。

您在1992年第2期《哲学研究》的一篇文章中说过，摆在理论界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如何选取一个新的问题，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把中国价值理论研究推上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在目前价值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果的情况下，您认为应选取什么样的角度深入下去呢？

我还坚持我以往的观点，即价值学研究的价值在于建构正确的价值观念体系。从1991年开始，我把研究重点由价值学基本理论转到对价值观念的进一步讨论上。其理由有三： （1） 从价值学的角度看，价值观念是价值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也是价值学理论体系的中心。从价值的本质、作用到价值的创造、认识、实现，其中每一个部分都离不开价值观念。也可以说，价值学的每一个部分都在阐述和表达一种价值观念。价值观念为确定人与世界的价值关系提供尺度，为人的实践、认识活动提供导向，为人的社会生活、文化选择提供依据。研究价值观念，有助于明确价值学研究的目的，强化价值学的社会功能，从整体上推动价值学向前发展。（2） 从哲学的角度看，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统一，而价值观念就属于世界观，属于意识形态。这就决定了价值观念是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哲学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哲学理论转向社会实践的主要环节之一。（3） 从社会需要看，价值观念的研究具有现实性，它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谓现代化，最根本的是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现从传统价值观念向现代价值观念的转化。研究价值观念，建构并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帮助中国公民特别是青年一代以崭新的、正确的价值观念走向21世纪，这是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然，价值学理论远不止一个价值观念问题，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经过努力能够在此问题上取得较大进展，我相信它将会有力地促进中国价值理论的发展并由此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您近几年的哲学研究中，您更注重从人学角度阐释各种哲学问题，可否这样说，您的价值学理论是“人学的价值学”，您的文化学观点是“人学的文化学”？

这样说也许不是很精确。但我确实在经过从认识论到价值学的转变后，又进一步转向对人学的研究。

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哲学研究都有自己的热点。我认为中国新时期哲学研究的热点是人、文化和价值三个方面。它们相互影响，其中又以人为中心。文化理论和价值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的理论的扩展和深化。这个看法哲学界未必人人都同意，但我是这么认识的，也就照着这个认识去做。十几年来，我从价值学的角度研究认识，从人学的角度研究价值，从历史观的角度研究人，大致经历了从认识论经过价值学到人学，然后达到历史观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回顾走过的道路，我的哲学研究虽然涉及较多领域，但到目前为止，最主要的还是人学和价值学，归根到底是人学。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一书主要是从基本理论出发来分析问题的。在当前哲学基本理论不断被解构、淹没的情形下，您为什么对此仍很关注？

确实是这样。人学研究，包括基本理论、现实问题和历史考察三个层次。它们相互制约，其中又以基本理论为基础。基本理论是观点也是方法，观点、方法不同，对现实和历史的认识与理解也不同。这些年，我比较关心当代人类，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阶段中人的现实问题，也比较重视学习和吸收历史上优秀的人学思想遗产，但这些始终都是围绕深化基本理论研究进行的，重点仍然放在人学基本理论方面。

研究人学基本理论，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三个思路。它们相互作用，其中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当代中国人学理论的发展，要高度重视不同人学思想之间的继承积累、开放交流，不断融合会通。但无论对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的解读和评析，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研究、掌握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中的人学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学思想，是当代中国人学研究者的基本功。

以上您谈了人学基本理论和历史考察两个层次的问题，关于现实问题层次，您是怎样理解的？

人学的现实问题也很重要。在我看来，这个现实问题就是研究“现实的人”。当前研究“现实的人”的一个关节点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人的素质”问题。它既是基本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一个结合点，也是深化人学思想的一个生长点。因为人的素质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很复杂。它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乃至某些自然科学的观点、材料的支持，也时时处处涉及对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人格、个性，以及人的能力、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等许多人学理论基本问题的理解。研究人的素质，是人学发展的理论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https://www.xing528.com)

您是从事高校教育和管理的，能否从教育的角度谈谈提高人的素质的重要性和途径？

好的。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到人的素质问题的重要性。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国民素质的竞争；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中国现代化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劳动者素质低；而且，资金、技术、管理经验都可以从国外引进，唯有国民素质不能引进。因此，加强素质教育，在提高人的素质上下功夫，已是不容置疑。

在提高和改善人的素质的过程中，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事实说明，教育对于人的发展比生理遗传的作用大得多。而且，社会对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的渠道进行的。教育过程，实质上是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人的素质的提高和改善，从根本上取决于教育。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未来的事业。现在教育所培养的主要是21世纪的人才，教育改革和发展应当主动适应21世纪人才素质的要求，“素质教育”正是适应了这个时代发展的要求。我认为，素质教育要突出以下特点：第一，教育内容：从专才到通才。通才并不是全才，它是一种复合型人才，即“一专多能”，富有创造性；通才也不仅是个知识面宽窄、文理科渗透的问题，它实际蕴含着一种以人为主体的教育思想，使人具有更高更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性。第二，教育时限：从职前到终身。也就是摆脱那种把人的一生分为学习和工作两个独立阶段的传统观念，把教育贯穿于人的整个一生。第三，教育空间：从学校到社会。学校教育是一种有限的教育力量，必须有意识地把社会文化机构纳入教育系统，以满足学生走向社会、了解社会、参与社会变革的需要，巩固、扩大学校教育成果，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您在治学方法上同别人有所不同，主张建立一种贴近大众的哲学，您在这方面是怎么考虑的？

我是专门研究哲学原理的，我自己有志于对一些哲学基本理论作深层次的探讨，写出一点有一定深度的东西。近年来我也同时深感人民群众需要哲学、呼唤哲学。当今人们读书有两个热点，一是散文热。散文是人生的感悟与体验，好的散文已达到哲学的层次，散文热其实就是哲学热。二是宗教热。宗教也是一种人生观、世界观。它的整体是不科学的——从根本上说没有上帝存在。但一些宗教故事讲述人生，强调修行，评点善恶，背后蕴含着哲理。散文可亲，宗教可近，占据着广大的阅读空间。这说明我们缺少那种以喜闻乐见、深入浅出的形式，为人们提供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贴近大众的哲学读本。哲学工作者有义务做点这方面的事，普及哲学知识。对整个民族来说，哲学需要提高，也需要普及，两者不可或缺。

那么，您的《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邓小平著作中的哲学思想》一书，五次印刷仍供不应求，是否就是您这种方法的具体体现？是否昭示着广大群众迫切需要这种不是端起“哲学架子”的著作？

可以这么说。这本书是我应北京市委宣传部、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之约，作为北京市干部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参考读物而写的。具体地说，就是想把邓小平著作中散见的哲学观点集中起来，使之更有条理；把邓小平著作中新颖的哲学思想凸显出来，使之更加鲜明；把邓小平著作中蕴含的哲学方法揭示出来，使之更为突出。书出版后，社会反响较好。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我为一本哲学著作受到社会欢迎感到欣慰。

说到普及哲学，您平时直接接触更多的是青年学生，您是否打算给青年在哲学修养方面提供一点帮助？

我现在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认为，哲学教育，主要对象是干部和青少年。对青年人讲哲学是当前重要的课题，问题在于以什么形式、以什么方法才能使他们容易接受。在这个充满了物质诱惑的时代里，为了净化青年的精神生活，提高他们辨别善恶、美丑的能力，需要进行必要的哲学启蒙。

目前，我正在组织编写一套适合中学生阅读的哲学书籍。我国的基础教育，在学生能力、方法、智慧和品德的培养与训练方面还有欠缺。学生虽然学了不少现成的书本知识，但其适应力、创造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束缚。因此，在这套书中，我们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个方面，深入浅出地谈世界、谈人生、谈理想，引导他们从通俗中寻求深刻。

另外，我还准备结合自己现在所担负的学校管理工作，给大学生写一套人生哲学丛书。我的目的在于使大学生能够顺利地度过四年大学生活，并在毕业后能够迅速地适应社会、改造社会，以健康的人生观面对现实生活。

（原载《哲学动态》1997年第10期）

学者近况

袁贵仁（1950.11— ），198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分党组书记、主任。曾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北京市市长助理兼教委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审议专家； 《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教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首席专家。著有《价值学引论》《人的素质论》《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邓小平著作中的哲学思想》《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教育—哲学片论》《袁贵仁自选集》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的哲学》《管理哲学》《对人的哲学理解》《邓小平理论概论》等。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1996）、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02）、北京市社科成果一等奖（2000）等。曾被评为“安徽省优秀教师”（1977年12月）、“北京市优秀教师”（1989、1991）、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学位获得者”（1991）、“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200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