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明与思想史研究：解读生活的新视角

学者简介

陈少明，1958年生，广东汕头人。时任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著作有： 《儒学的现代转折》《都市墓志铭》《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合著有： 《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被解释的传统》等。

近几年来，您在学术界比较活跃，连续出版几种不同题材的著作，同时还有不少介入思想学术争议的评论，能否就您自己的工作及背景向读者作一概括的介绍？

我的学术训练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但“文化热”时我发表的文字较少，主要是个旁观者。90年代出版的书中，有些是80年代后期积累或准备了的。粗略地说，我的工作大致可以分几个方面的内容： （1） 关于中国思想史（包括哲学史）的研究，重点在近现代方面； （2） 对思想史与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分析； （3） 哲学方面特别是价值哲学的初步探讨。这些工作开始时并非预设好不同的框架，而是相互联系的。有些问题本是从另外的课题延伸出来，后来再下点功夫，便独立发展起来。这造成了我做不成“专家”的局面。

请您具体谈一下，在这些研究工作中，不同课题之间是如何联系的。

我得先把范围缩小一些，从思想史方面说起。我起步是阅读康有为、梁启超，顺延下来便做了有关现代新儒家的课题，成果以“儒学的现代转折”为题出版；考察新儒家时，又想回溯其所承接的传统，焦点又移到宋明理学；而要理解宋明理学在传统中的位置，则不能不提及汉宋学术的关系……这些延伸或转移是自然而然的，但随着范围的扩展及问题的深入，回过头来，便有一些整体性的看法形成。例如，受周予同的启发，我通过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分析，从经学史中区分出分别以政治、历史及哲学为主要特征的三种解经学。然后再运用这个概念框架，分析清末民初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的思想和学术意义，以及“五四”以后的后经学时代，现代史学（如古史辨）与哲学（现代新儒家）同汉宋学术传统的关系，使这段纷繁多变的思想学术史显出些脉络来。这些努力体现在《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及与友人合作的《被解释的传统—近代思想史新论》二书中。

《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中有不少与方法论有关的论文，从中也可以看出您对自己工作的说明。但有一个问题，方法热似乎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谈方法的少了。您为什么对此这么有兴趣？

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热是在科学哲学的领域煽起来的。但哲学史方法论方面的讨论，多纠缠在日丹诺夫式的话题上。不过，与50、60年代相比，80年代表现出的不是强化而是要挣脱框框的冲动。有些学者在研究的实践中打破框框，但方法论上实际建树不大。我的兴趣不是炒80年代的冷饭，而是源于研究对象的启发，以及对自己工作的思考。我把广义的思想史（包括哲学史）从功能上区分为两个类型，一是挖掘价值源泉，二是提供思想知识。前者是哲学家的使命，后者是史学家的事业，狭义的思想史指后者。对前一问题的探究是由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所引发的。解答的问题是：从方法上讲，现代新儒家为何能是“新”“儒家”？《思想史解释：逻辑与逻辑之外》是一种解答的尝试。文中结合语言哲学与解释学的方式，以中国经验为对象，对解释中规则与创新的关系作出分析。我自己认为它也可以看作对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法”的新论证，但拓展了原有问题的内涵。后来，我又把它运用到对宋学“六经注我”的思想方法的分析中。后一问题实质上也可以看作对自己工作的辩护，它是针对史学方法的实证主义倾向而提出的。我强调狭义的思想史不只是提供思想素材，而应重视其解释功能。如从经学史中提取三种类型，并用于解释思想史的变迁，在经学家看来肯定是“不通家法”，但它可以深化对思想史的理解。这是否“合法”，就关系到对解释框架同思想史经验的关系性质的分析。我从韦伯的“理想类型”中得到启发，对此提供自己的答案。方法当然不能代替具体的研究，但说一句也许不是武断的话，今日哲学史甚至思想史弄得十分单调、贫弱，与大多数研究者的方法意识不自觉有很大的关系。

韦伯的“理想类型”，只是一般社会科学方法，而且它是否具有普适性也是有争议的。这个问题不知您怎么看？

不错。我与张志林合作的《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一书也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该书的副题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扩展研究”。我不是治西学的，敢于“越轨”的原因主要是有张志林为我壮胆。他在分析哲学，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哲学上有独到的功夫。同时，我想“扩展”的内容，也非攀附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线索上不可。全书在方法上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通过引入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概念作本体论依据，从而证明“理想类型”在方法论上具有普适性。不过这种方法的功能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解释或启发性认识，而非形成有预测功能的“规律”性知识。后者存在于自然科学中，是理想类型的特例，而前者则是社会科学或人文学术知识的正常状况。这样，我们也就扩展了“理想类型”的原有含义，其对思想史的适用性也就不言而喻了。这也是我从思想史方法进入人文科学方法，最后竟变成对知识以至理性的探讨的学术路径。

理性可是个大问题，很想听听您的见解。(www.xing528.com)

我们在反本质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相对理性（或有限理性）的观念，它是相对于绝对理性（或无限理性）而言的。我还是用我们在该书余论中的概括来回答：“绝对理性主义，也是无限理性主义，它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上都是本质主义。相对理性主义，也是有限理性主义，则持反本质主义立场。但请注意，相对理性反对绝对理性，同时也拒斥非理性。它还有别于非理性主义的反本质主义。非理性失却秩序感，放逐确定性，对认知的功能及行为规范化没有能力予以解答，实际是否定文明的成果，也回避生活的现实性。相对理性或有限理性是以现象世界的家族类似特征为依据强调对象在总体上是无序的。有序只是其中局部的情形，这个局部正是理性的用武之地。同时，在有序与混沌的过渡领域，努力用有序的眼光加以把握，这就是对理想类型方法扩展运用的强调。相对理性主义要求更全面地理解生活与知识的相互关系。”我撰写的《价值图式》一文，正是这种观点在价值分析中的运用。

这样说，您的价值理论是以反本质主义为基础的。尽管您要同非理性主义划清界限。但我还是想问一下：这样做，是否会导致一种一切行为意向都无是非、无对错的结论？

不会。我的基本观点是，形形色色的价值现象总体上没有统一的本质，因此不同的价值形态有不同的规则或评价尺度。有些价值是自然统一的（如功利），有些价值是难以统一的（如审美），有些价值是非统一不可的（如伦理）。有限理性就是要求在必须统一的地方确立合理的统一标准，而在没法统一的地方任其自然。这也是自由与秩序的关系问题，用中国哲学的范畴表达，即“心”与“理”的关系问题。1995年8月，我在波士顿举行的第九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提交的论文《从性理到理性》，就借对“心”与“理”的分析，提出圣、凡这两种道德的区分，在伦理领域中对有限理性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除有专业性的学术论著外，最近两年，您还发表了不少介入社会、文化问题的评论文章，有的还引起了争论。您自己是如何看待这种工作的？

我先后参加讨论的问题有：人文精神、思想与学术、社会科学规范化、激进与保守、民族主义，等等。其中反响最大的是《对规范的疑虑—从90年的学术转向读起》，大概是同时触动了多种问题的缘故吧。《中华读书报》也对争论作过报道。我想，笼统地说，这种工作就是文化评论。文化评论很难归结为哪一个具体的专业，它是一种独立的思想或知识活动，但它与不同的专业学术研究有联系。我从事文化评论是自觉的行为。有两方面的理由使它有存在的必要：其一，任何社会文化现象的出现，总需要有人从不同角度对之加以分析、评论，以促使人们对其有一种自觉。而这种工作不能依赖单个学科的知识去完成。其二，许多专业学术成果一般只在同行中流传。但如果借助于对人们瞩目的社会现象的评析，部分思想成果可以由之传播到社会，从而扩大学术的社会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转型，新现象层出不穷。同时，由于商业化的影响，纯学术越来越变成大洋的孤岛。这种情况使文化评论更值得提倡。可惜我的评论还远未能触及更大众化的问题，但我坚信它的意义。

再提一个问题：在您的工作中，您如何摆好思想史、哲学及文化评论的关系？

思想史是我整个学术训练的基地，它训练我提出更有意义的问题以及用更合理的方式来解答问题。但我做学问的兴趣在于理解现代生活。思想史也可解释当代，但毕竟是间接的。而从哲学入手，便可减少历史的隔阂，对生活加以整体性的把握。但哲学的优点与缺点都在于抽象，一抽象，就没法处理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文化评论就有把抽象转化为对具体现象的把握的特点，同时，在具体的批评中又会有新问题的灵感。所以，问题都是互相转化的。不过，这纯粹是个人的经验，没有普遍性。

（原载《哲学动态》1997年第1期）

学者近况

陈少明（1958— ），哲学博士。从1986年起任教于中山大学哲学系，现为哲学系教授，兼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先后入选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2009.9—2014.8）、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5.1—2019.12）。兼任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组成员、第八届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曾为哈佛—燕京学社、台湾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访问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朱张客座教授，并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兼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中国的经典解释传统、人文科学方法论等。主要著作有： 《儒学的现代转折》（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被解释的传统—近代思想史新论》（合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扩展研究》（合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等待刺猬》（上海三联书店，2004）、《〈齐物论〉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上海三联书店，2008）、《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仁义之间》（孔学堂书局，201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