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聿：前提批判与崇高思想

学者简介

孙正聿，1946年生，吉林省吉林市人。哲学博士。时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 《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现代教养》《哲学通论》《崇高的位置：世纪之交的哲学理性》等。

20世纪90年代初，您在自己的学术论著中提出，哲学是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近年来，您又从许多方面发挥了这种理解。请您首先简要地解释一下这种哲学观。

在所有的哲学问题当中，我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对哲学本身的追问。这种追问，可以说是我的哲学研究的主旋律。在20世纪80年代末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过程中，我以重新理解辩证法的批判本性为突破口，以深入反思辩证法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为主要内容，比较系统地探索和阐释了哲学的批判本质，从而提出了哲学是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的基本认识。

这种认识直接源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恩格斯曾经提出，思维和存在“服从于同样的规律”，这是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这个“前提”蕴含于人类的全部活动之中，并以“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方式规范人们的全部思想与行为。由此我提出：人类运用理论思维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从而创造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哲学则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批判地反思理论思维的“前提”，追究全部知识的基础，沉思生活信念的根据，探索历史进步的尺度，审视评价真善美的标准，从而变革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为人们提供历史地发展的世界观理论。

在1992年出版的《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一书中，我以这种哲学观比较系统地考察了辩证法对形式逻辑、常识、科学和哲学的前提批判，并以辩证法的批判本质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论述了本体论追究的辩证法、认识论反省的辩证法、逻辑学反思的辩证法、实践论批判的辩证法以及现代文化批判的辩证法，从而系统地提出和形成了前提批判的哲学理论。

这种前提批判的哲学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在我看来，提出哲学是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首先是揭示了人类思想的哲学维度。人们经常用“反思”来说明哲学的特性，然而，哲学反思的根据、对象、方式、特性与功能到底是什么？我认为，人类的任何思想都隐含着构成其具体内容从而也是超越其具体内容的根据和原则。这种思想构成其自身的根据和原则，是思想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以文化传统、思维模式、价值尺度、审美标准、生活信念、行为准则和终极关怀等方式构成思想的逻辑支点，规范着人们想什么和不想什么、怎么想和不怎么想、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怎么做和不怎么做，也就是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行为内容和行为方式。哲学的“反思”，则是以构成思想的根据和原则为对象，历史地揭示“隐匿”在思想当中的“前提”，进而“解除”这些“前提”对思想构成自己的逻辑强制性，修正或者转换构成思想的前提，并以新的逻辑支点去建构新的思维模式、价值尺度、审美标准、生活信念和终极关怀，永远敞开人类思想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空间。这就是人类思想的“反思”的维度，也就是我所说的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

根据您对人类思想哲学维度的解释，能否说哲学反思的对象就是“思想”？

我有一个比较通俗的比喻：当着哲学企图坚守自己的固有领地的时候，它越来越感到自己“无家可归”；当着哲学被“驱逐”出全部世袭领地之后，它却真正实现了“四海为家”。这是因为，“思想”是关于世界的思想，人们正是在思想中才能达到对世界的把握、理解和解释。通常说“哲学是理论化的世界观”的时候，不也是强调这种“理论化的世界观”是对各门知识“思想”（或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吗？这不同样是肯定哲学是以知识（或科学）为直接对象吗？提出哲学是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在于强调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哲学的“反思”是批判地揭示隐含于思想之中的“前提”；其二，“反思”的目的是历史地重构思想的“前提”，也就是历史地重构思想的逻辑支撑点；其三，“反思”的社会功能在于它的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以及它的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的作用。

您主要在哪些方面展开了这种哲学的前提批判？

90年代以来，我主要是展开了对哲学的终极关怀、哲学的生活价值、哲学的表征意义、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辩证法的当代理论形态以及哲学的常识化等问题的前提反思。这些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我的哲学前提批判的主旋律的多重变奏。

对本体论的诘难与辩护、拒斥与重建，是现代哲学进程中的旨趣迥异的两种倾向。我从哲学的前提批判的视角对本体观念和本体论作出了新的阐释。在我看来，哲学本体论的产生与发展，首先是与人类独特的存在方式密不可分的。人类作为改造世界的实践主体，其全部活动的指向与价值，在于使世界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把世界变成对人来说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具有历史展开性的实践活动是人类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基于人类实践本性的理论思维，总是渴求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或最彻底的意义上把握世界、解释世界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价值。理论思维的这种渴求，是一种指向终极性的渴求，它的理论表达构成贯穿古今的哲学本体论。

然而，哲学的本体论追求，本身就具有悖论的性质。哲学作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它所承诺的“本体”及其对“本体”的理解和解释，都只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而哲学本体论却总是要求最高的权威性和最终的确定性。因此，本体论作为一种对人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终极关怀，它可能达到的目标，并不是它所追求的“本”或“源”；它的真实的意义，也不在于它能否达到它所指向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本体论追求的合理性在于，人类作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统一的存在，总是悬设某种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理想目标，否定自己的现实存在，把现实变成更加理想的现实；本体论追求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它启发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终极的指向性与历史的确定性之间，既永远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又不断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使人类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永远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审美意识，促使人类走向更加理想的崇高的境界。

按照您的说法，能否认为哲学的前提批判就是为了推进人类对崇高的追求？

这正是我的基本意识。在我看来，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一向以阐扬崇高和贬抑渺小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和理论使命。然而，哲学史告诉我们，哲学对崇高的追求，又总是让自己所确认的崇高异化为某种超历史的存在，这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超历史的“神圣形象”以及形形色色的超历史的“非神圣形象”。正因如此，哲学又总以哲学前提的自我批判去实现对崇高的新的追求。哲学对崇高的追求和哲学对崇高的异化形态的前提批判，构成了哲学的艰难曲折的发展史。盛行于当代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根本上说，是对各种超历史的“非神圣形象”的消解运动。它在哲学层面上挺立了个人的独立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也在哲学层面上破坏了人类存在的崇高感和终极关怀，它在消解种种被异化了的崇高的过程中，又造成失落了崇高的种种精神困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需要当代哲学进行深沉的哲学前提的自我批判。因此我提出，世纪之交的哲学理性，正在工具主义的泛滥与存在主义的焦虑中徘徊，寻找意义和重建崇高成为当代的哲学的主题。(www.xing528.com)

前不久您提出，哲学是“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寻找“意义”是哲学的真正的生活价值，这是否也是您的哲学前提批判的重要内容？

我在建构前提批判的哲学理论的过程中，不断地深化了对哲学自身的理解。我在1996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寻找“意义”：哲学的生活价值》一文中提出，追问“哲学究竟是什么”，合理的提问方式应当是：在人类创造自己的“生活世界”并实现人的自我发展的诸种基本方式中，哲学的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和独特价值是什么？正是从这种提问方式出发，我具体地考察了哲学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基本方式的关系，“意义”的个体自我意识与“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的关系，时代精神与哲学作为其“精华”的关系。通过对这三种基本关系的反思，我得出如下基本认识：其一，人类以其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和世世代代的“生活活动”去创造自己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哲学则以前提批判的方式去反思渗透于人的全部生活并贯穿于人类生活始终的“意义”；其二，个体性的关于生活“意义”的自我意识不可逃避地具有“意义”的社会内容、社会性质和社会形式，哲学就是既超越于个体自我意识之外又内在于个体自我意识之中的“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其三，所谓“时代精神”就是标志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则是时代“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也就是对时代性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的理论把握。

由此我进一步提出：真正的哲学并非仅仅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和表达”、“总结和概括”，更重要的是时代精神的“反思和表征”、“塑造和引导”；它以自己提出的新的问题、新的提问方式以及对新问题的新的求索，批判性地反思人类生活的时代意义，理论性地表征人类生活的矛盾与困惑、理想与选择，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哲学作为“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和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义之所在，也是哲学在人类把握世界的全部方式中的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生活价值之所在。

您对自己的上述思想是否作出了系统的论证？

近年来我完成了四部著作，从不同的侧面论证和深化了这些思想。

为了发挥哲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以哲学的方式去激励人们对真善美的渴望与追求，我在《现代教养》一书中探索了现代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具体地分析了现代人的求真意识、理论意识、创新意识、批判意识和主体意识，考察了现代人的人类之美、真情之美、崇高之美、逻辑之美与自然之美。

《哲学通论》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哲学的自我追问、哲学的自我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的生活基础、哲学的主要问题、哲学的派别斗争、哲学的历史演进以及哲学的修养与创造，从而对哲学的对象、性质、内容、变革与功能等问题作出了比较全面的论证。

我以自己所承担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八五”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基础，撰写了《崇高的位置：世纪之交的哲学理性》一书。这部著作比较深入地分析了现当代哲学对超历史的“非神圣形象”的“消解”，并对这种“消解”的前提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思考，从而提出了关于寻求“意义”和重建“崇高”的当代哲学主题。

辩证法理论一向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作为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八五”项目的研究成果，我完成了《辩证法理论的当代阐释》一书。这部著作以重新阐述辩证法与哲学基本问题、辩证法与辩证思维方式、辩证法与认识论、辩证法与本体论、辩证法与人的存在方式等关系为基础，集中地研究了辩证法理论的当代社会生活基础和辩证法的当代理论内容，其中特别探索了对语言、科学、文化、意义、价值的辩证理解问题。这种探索使哲学的前提批判获得了当代的理论内容。

最后，请您谈一下对哲学未来的展望。

我觉得，在现代哲学的自我理解中，在未来哲学的自我展望中，我们都需要不断地重温和思索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未来的哲学是世界的哲学，未来的世界是哲学的世界。这句名言所蕴含的哲学智慧告诉我们：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活世界，也就是“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获得人类性自觉的世界。在人类追求崇高和实现自身崇高的过程中，哲学家需要以高举远慕的心态、慎思明辨的理性、体会真切的情感、执着专注的意志和洒脱通达的境界，去批判性地思索诸种前提性的问题，这样才能真诚地思考现实、真切地提出问题和真实地发展哲学，从而推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

（原载《哲学动态》1996年第12期）

学者近况

孙正聿（1946.11— ），哲学博士。曾任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吉林省哲学学会理事长、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科研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兼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顾问，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评审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基础理论。主要著作有： 《哲学通论》、《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上下卷）、《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思想中的时代》、《崇高的位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孙正聿哲学文集》（9卷本）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近300篇，28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获得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提名奖、首届宝钢优秀教师奖、吉林大学（力旺）终身成就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3项、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5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大学教学》《哲学动态》等报刊曾先后对其学术研究和教学的成果进行报道与访谈，认为其在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推进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