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生活·文化，方立天访谈

学者简介

方立天，1933年生于浙江永康。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主编。专著有： 《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中国佛教研究》等。

近年来，全国各地信仰宗教的人不少，似乎存在一种宗教热，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的确，中国近年来信教的人数呈上升趋势，在一些地区如广东、福建、浙江等更为突出，有的地方教徒十年内翻了好几番。不过这股宗教热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对于“文革”在“破四旧”旗号下变相实行消灭宗教的一种反弹现象。有一种现象倒应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即在经济发达地区，宗教几乎同步兴盛，台湾的情况也相类似。

那么，您认为其中有什么心理原因呢？

这可从两方面来思考、探讨。一是经济发展以后，一部分人手头有了钱，而钱怎么花呢？这是个问题。人总是需要精神寄托乃至终极信仰的，这样就会有人把钱回馈给宗教团体或宗教场所，以求心灵的抚慰和满足，这也为宗教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二是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带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和风险性，这就可能会使有些赚了大钱的人以为是神灵在冥冥之中保佑自己；也有一些没赚钱而急于赚钱的人则想通过崇拜神灵，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发财。这也反映了一些中国人对神灵崇拜的功利性心理基础。

我们以前常说，宗教产生于愚昧和落后，而现在反倒是相对发达地区的宗教信仰更活跃一些。这其中又有哪些理论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呢？

人们信仰宗教的原因很复杂，物质生活和科技发展的水平对于消除宗教只具相对意义。人和动物不一样，人是万物之灵，人具有理性和自我意识，这样人的生命活动就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按照人的自然本性进行的种种活动，二是按照人的超自然的精神本性展开的活动。这两种本性及其活动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这就是人的宗教信仰的总根源。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把宗教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下面三个方面，即人所内在的三种矛盾：一是人与自我的矛盾，即人的自我存在的有限性与人的自我意识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如生与死、精神与肉体、理想与现实等。人人必须对生死有所安顿，可以说，仅是对人的死亡的畏惧、无奈，就会导致一些人信仰宗教。二是人与人的矛盾。作为个体的人的能力的有限性与作为类的人的能力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的矛盾，会使个人深感无能、无力、软弱、渺小，进而产生自卑、畏惧、失落、孤独的痛苦。人在社会中生活，有幸福也有痛苦，如战争所带来的生灵涂炭等，这都会使一些人疏离世俗生活，转而皈依宗教。三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在初民社会，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人在自然面前完全是自在的，因此把一切现象都归结为某些神秘力量的安排。随着科技的发展，许多自然奥秘被打开，但人类对自然的了解还是很有限的。许多自然现象还得不到合理的解答，对于大规模的自然灾难还难以抗拒，对有些疾病还无能为力，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还难以解决……自然是无限的，人类永远不能穷尽自然之奥秘。周恩来说过，只要人还有些思想问题不解决，宗教就不会消亡。这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宗教，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

宗教产生的原因的确非常复杂，科学进步也不能从根源上完全消除产生宗教的基础。总之，必须用客观分析的态度对待宗教。目前，我们国家采取了正确的宗教政策，提倡信仰自由。我们应怎样理解宗教的作用呢？

宗教的社会作用比较复杂。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宗教的产生是人类的一大进步，标志着人类思维水平的提高。另外，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能给人一种安慰，帮助人们解脱苦恼。宗教确立了人类的一些基本的道德原则，有助于使人心向善、向上。宗教信仰实际上是以超自然的神秘方式实现社会控制，从而有助于维持和稳定社会秩序。但宗教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宗教漠视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会对人产生一种消极作用，使人消沉，不关心现实；宗教活动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从历史上看，有些宗教和教派之间缺乏宽容，引发了对于异教徒的迫害和以此为名义的对科学家的迫害、对科学的压制，这些都不利于社会的进步。(www.xing528.com)

但现在有些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如封建迷信借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而有所回潮。我们应如何看待宗教与迷信之间的关系呢？

宗教与迷信密切相关，但迷信不就是宗教。如现在街上看手相、算命等就并非宗教。而一些正当宗教仪式如佛教的烧香、拜佛，基督教的礼拜活动，则不能笼统地视其为迷信活动而予以取缔。关于宗教和迷信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两者在早期的产生根源、部分内容和某些表现形式方面来看，确有相似乃至相同之处，但两者之间也确有区别，并不能等同，也不能混同。迷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迷信是泛指对某一对象的绝对信仰、盲目崇拜，如个人崇拜、拜金主义等就是。通常我们讲的是狭义的迷信，是指神汉、巫师、算命先生等从事抽签、打卦、算命、看风水、驱鬼、跳大神等活动。封建迷信和迷信也有一定的区别，封建迷信是指以恢复封建专制统治为目的的迷信活动，与群众中的一般迷信活动不完全相同。至于宗教则是一种系统的思想信仰，有规范化的宗教仪轨，并有严密的组织系统，是与迷信有重大区别的。在政策实践上，政府要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而取缔迷信活动。对一些人因一时无法分清而参与迷信活动，要加以引导。其实，中国人信仰宗教有很大的功利性，这与国外的情况有所不同。

关于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功利性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学术问题，今天暂不展开。我想您还是先着重谈一下中国当前宗教研究的情况吧。

中国的宗教研究一直很薄弱，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环境比较宽松，宗教研究才逐渐展开与深化。这些年来的宗教研究热也与传统文化热有很大的关联，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就是儒、释、道三家。不研究佛教、道教，传统文化的研究就既谈不上全面，更不用说深入。由于传统的原因，佛教研究的人数最多。不过，目前各个宗教的研究呈全面开展的态势，道教研究也改变了过去比较落后的局面。当前，宗教杂志也很多，高等学校有宗教系或专业，宗教界也有学院培养专门人才。总之，当前宗教研究已形成了包括学术界（高等学校和社科院系统）、宗教界和宗教工作者几方面力量团结协作的良好局面。当然宗教研究也存在着一些误区，如： （1）宗教迷信等同论； （2）突出宗教和主流思想对立论； （3）把宗教人士视为异己力量； （4）宗教速亡论等。这都应在研究中认真对待。

佛教是您的研究重心，有一个问题一直引起我的思考，即同样是外来宗教，佛教与中国文化互相融合，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明末的基督教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这其中有什么原因，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这个问题确有意义。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与中国文化也有冲突，特别是其出家修行的教规与中国固有伦理中的忠、孝观念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且佛教与道教、儒家在争夺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方面也针锋相对。但三教之间又有互补性。如儒家注重生，“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而佛教则有着丰富的死亡哲学内容；道教求长生，试图一举解决生死问题。因此有儒治世、佛治心、道治身的说法。理论上存在的互补性是三教合流的理论基础。这种合流最终是归结于心性，因为儒家把治世归结于治心，道教（以成仙为目的）治身不成最后也转向治心。另外，佛教一切皆苦、一切皆空的人生观与儒家乐观、入世的观念又互为补充。尤其要指出的是，佛教持一种开放性的传教路线，随机施教，即所谓“方便法门”，根据情况调整教义。如中国佛教徒宣扬他们比不出家的人更孝，理由是一人出家造福全家。而基督教一直采取比较严格的传教路线，且在如上帝创造世界和不能拜祖先等问题上不作让步，因而难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交流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即对其他文化不能持先入之见而拒之门外，而应当综合百家之长，经消化、提高，再创造新文化。佛教就是一种外来文化，当初如将之拒之门外，中国古代文化可能就没有这么丰富多彩。因此，不论何种文化，只要它对发展新文化有利，符合时代的要求，对提高国民素质有好处，我们都应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吸收之、融合之。

（原载《哲学动态》1996年第10期）

学者近况

方立天（1933.3—2014.7），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宗教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哲学院博士生导师，为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和中国哲学学科的创立、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与中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曾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常务副会长、顾问，《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顾问，《宗教研究》主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创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创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统战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首席专家，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工作专家库特聘专家，中国佛教协会顾问。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学术领域为宗教学与中国哲学。出版著作21部，合著18部。发表文章420余篇。有《方立天文集》12卷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所著《佛教哲学》荣获中国图书奖荣誉奖（1986）、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荣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2003）、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2004）、首届中华文化优秀著作奖一等奖（2004）等，入选“中国文库”，被誉为中国佛教哲学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集大成之作；《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与中国宗教》等入选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被张岱年先生誉为“内容博雅，探索深切，诠释精确”。其学术论文《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2006年获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被视为我国“十五”期间全国高校基础性理论研究的重要标志性成果，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模范教师”“北京市人民教师”，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特别奖（终身成就奖）、中国人民大学第五届吴玉章优秀科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