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与时代视野的融合-访邹广文

学者简介

邹广文，1961年生，内蒙古赤峰人。哲学博士。时任山东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有专著《文化 · 历史 · 人—文化哲学导论》《文化哲学的当代视野》《让美附丽你的人生》，合著《孔子精神与基督精神》。另在《哲学研究》《文艺研究》《读书》等杂志发表论文100余篇。

近年来您围绕文化哲学问题，较为系统地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请谈谈您致力于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动机。

如果从我1986年在《学习与探索》杂志发表第一篇文化研究论文算起，迄今为止我的文化哲学思考已有10年时间。这期间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变革及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精神，推动着哲学去反思文化。因为文化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乃至个体精神生活的符号表征。当一个社会发展较为平缓的时候，文化的作用往往不被人注意。然而，当一个社会出现急剧变革时，文化问题就突显出来。回首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文化问题的讨论一刻也没有间断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而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走向看，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近年来文化哲学研究的兴起，体现了一种从学理层面系统思考文化的诸多问题的努力。总之，在全球人类文化发展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必须对现实人类实践生活葆有一种自觉意识，以规范导引人们的文化实践。

众所周知，“文化”概念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概念，正因为如此，也容易导致使用上的混乱。从文化哲学的视角该如何梳理辨析“文化”概念呢？

我们通常所言的“文化”概念，自表及里应包含如下三个基本层面：第一层面，文化指涉的是人类全部的创造物，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第二层面，文化指涉的是人类精神领域里的创造物，其中主要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艺术等；第三层面，文化表征的是人的主体精神世界，在此层面，文化作为匡正人类行为的内在整合力量，它是人的自由追求、创造能力和超越意识的集中体现，在此意义上，可以将文化的第三层面内涵视为体现文化内在灵魂的“人文精神”。近年来学术界所关注的“人文精神”讨论，就体现了在文化核心层面对文化的关注意识。因而我在有关论著中也认为：人文精神正是文化哲学研究所谋求的中心价值。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勃兴于20世纪，这是否与20世纪的人类实践生活有直接的关系？

的确如此。就20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特点来看，可以说，文化几乎全方位地涵盖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身，人们感到科技理性主导下的物质文化的进步，并没有相应带来人的精神生活的充实，甚至产生了种种与人们的幸福观念和理想相抵触的现实文化困境，阻碍了人类实现其价值目标的种种努力。而对这种文化危机和困境，人类的积极反应是选择。这种选择是对新的文化发展模式的一种探索，并在各种方案中进行筛选。就世界范围而言，随着世界文化一体化时代的到来，文化危机具有共同的价值危机背景，这种共同背景是导致文化反思全球化态势形成的根本因素；而从另一方面看，文化危机对于不同区域、有着不同历史以及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而言，其程度、内容和特征是有区别的，因而，对于文化危机作出的适应性选择应是多元的。说到文化哲学产生的共同性文化背景，我想至少可以列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发展浪潮。现代化进程在全球的推进使人们认识到，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生长，每个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折射着各个文化层面的价值转换，并伴随着文化的反思与重建，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达到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第二方面是20世纪人类对科学理性的反思与检讨。近代以来的科学理性精神在极大地促进了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技术异化、生态失衡等。当代文化实践的重大使命就是对科学发现和创造的人文价值进行重新思考，即不能把人类的文明活动视为一种纯理性的知识化现象，理性应该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其追求的目的。第三方面是当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态势。弥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鸿沟，这是随着人类文化整合时代到来的一种必然趋势，这种融合标示了人的文化实践在确立人的理性思维和改造自然伟大力量的同时，还应展示人的尊严与价值，展示探索人的生命本体、探索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探索人对环境的需求和适应能力的各种可能性。从以上三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文化哲学研究视野的确立从根本上说是现实人类实践意识的一种必然要求。

您这里提到每个民族面对文化危机所作出的适应性选择具有多元性和特殊性，那么就文化哲学研究说来，建立当代中国的文化哲学与西方文化哲学是否也有特殊性，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这里我首先说明一点，在世界文化融合的今天，每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不应回避共同的文化背景，只有看到这一点，强调民族文化实践的特殊性才有意义。当代文化哲学在其研究品格上，首先应该关注当代人类发展所产生的共同文化难题，并以此为参照去考察梳理每个民族具体的文化实践课题。从这一视角看，我认为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化哲学”这种思路，本身就是在面对人类共同文化课题的“文化哲学一般”中突显出价值和意义的。质言之，我们唯有对作为“文化哲学一般”的人类共同的文化难题有一种自觉意识，才能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实践有一个深刻的体认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化哲学。

说到建构当代中国文化哲学，这的确是一个富有魅力的课题，但也是一个艰深的课题。对于进行这一课题我感到有两个前提性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对当代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境遇的自觉认识。关于这一点我曾在《文化哲学的当代视野》中指出，中国的现代文化重建有三重文化背景：西方近代科学理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及20世纪人类文化精神。由于这三重文化背景的因素使得中国现代文化重建呈现出复杂的态势—我们需要对作为历时性文化形态的三重背景进行一种共时性的消化和吸收，因此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复杂性是可想而知的。第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和转变。面向现实文化实践，当代文化哲学理解不应企求哲学体系建构上的一劳永逸，而应面向当代人类实践的文化困境和问题，去发现和追寻现代人应具有的人文精神。进一步说，我们的文化哲学思考不能只在解释文化的本质、文化的功能和文化的模式等形而上层次游弋，而必须面向当代中国的现实文化生活去开掘文化哲学的理想。因此我认为今后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应该是有特色的，这种特色倒不是因为哲学工作者的有意为之，而是由当代中国文化实践的现实展开所决定的。

见到您在许多文章中强调，人文精神的重建是当代文化哲学研究的中心议题，对此能否具体谈谈您的观点？(www.xing528.com)

前面我在对“文化”概念的梳理中已说明，文化在其核心指向上必然是人的主体精神世界，因此，自觉弘扬人文精神就成为文化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在物质文化越来越充斥于当代人类生活的今天，营造人类心灵的充实就变得更加迫切。西方近百年的文化哲学思潮流变中，弘扬人文精神、提升人的主体自我意识一直是其主旋律。中国当代文化哲学研究的兴起，其核心价值取向亦在于此，即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时，实现真正的人的现代化，促进中国国民精神素质的现代化生成。历史发展表明，每当社会转型时期，伴随物质文化层面的巨大变革，人的主体精神世界都要经历一场阵痛与更新。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如何面对新时代去重建人文精神就渐渐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课题，它的显层表现就是这场历10余年而不衰的“文化热”，只不过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才逐渐感到应从文化哲学层面去体认人文精神重建这一历史课题。所以我认为，文化哲学研究不应该也无法回避这种人文关怀。然而我们也遗憾地看到，近年来兴起的“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文学界表现得最为自觉和热烈，而哲学界却显得较为迟钝，这应该说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我们常讲“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我们漠视了经济社会发展中人文精神重建这一重要的哲学课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还没有自觉地贴近时代精神。其实，面向现实生活，文化哲学关注人文精神可以引申出一系列重要哲学主题，如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问题，社会发展中的人格塑造问题，当代大众文化建设问题，中国当代文化的主体性价值及其培养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文学术发展问题，等等。总之，我认为只要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去关注人的发展，我们就会感到人文精神重建是一个常新的哲学主题。可以说，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找到了哲学贴近现实文化生活的契合点。

面向时代重铸人文精神，这的确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几年前您出版的《文化·历史·人》一书，侧重的是文化哲学之“学理”的探究，而新近出版的《文化哲学的当代视野》一书，则侧重对文化哲学诸多现实问题的考察，不知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没有必要将文化哲学研究的“理”与“事”分得那么清楚。马克思讲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思想集中表现的时代”，时代向哲学提出问题，而符合时代的哲学也必然随着生活前进并指导生活前进。文化的发展表征着人与对象世界的动态联系，文化哲学正应该通过追踪时代、把脉时代去阐扬人类的价值理想，进而表达面向未来人类文化之不可回避的精神关怀。基于这种考虑，我的文化哲学研究力求贯彻这样一个理解原则：文化价值与时代视野的融合。

是否可以说，因为如此，您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命题，如“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含量”“市场经济的文化生长”等。说到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目前已引起多学科的注意，那么，从文化哲学视野审视这一问题，有哪些独特的价值倡导呢？

诚如您所言，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确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我认为它将是中国世纪之交人文学术的一个主导性话题。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思考这一课题，当然应该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有所区别，我感到最明显的区别恐怕还是“现实关怀”与“人文关怀”的区别。例如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视角谈及“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重点仍是社会保障、社会稳定、利益结构调整和规范经济秩序、社会秩序等；但是从文化哲学视角看“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则主要思考的是市场经济与人的价值实现、社会价值与个性解放的关系，经济行为中的人文因素影响，社会正义与社会责任，经济实践中人的尊严感和成就感的培育，人的素质与社会风气的优化，等等。总之，这种文化哲学视角关注的基点仍是人文精神的现代重建，这是指向人的价值与理想层面的一种人文关怀，体现了一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这种人文关怀的最高目标必然是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而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意味着社会每个成员通过健康向上的文化实践去认同和拥有表征文化整体的类特性，并同当代社会生活达成一种全面的联系；另一方面意味着个体在类实践的基础上，系统协调地发展自我的全部潜能和个性，如想象力与创造力、自由与超越意识、审美意识与道德情感等，以真正实现文化创造的主动性与自觉意识。

说到市场经济对当代中国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影响，这也许是今后中国学界一定时期内重要的研究课题。不知您近期正从事什么课题研究？

前面我只是从几个角度谈了我对文化哲学的一些思考和理解，应该说这还是比较初步的工作。的确，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已充分表明，它绝非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市场经济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就在于，它使现实文化的生产目标、实践方式、传播手段及其消费环节等，都从市场、社会和公众的需要出发来运作。这一方面给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另一方面也向现实文化提出了挑战，即我们的文化发展如果没有一种自觉的人文精神支撑，则很可能成为市场的附庸，而文化一旦失去个性和价值理想，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我感到围绕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关系进行更深层面的文化哲学思考，是十分必要的工作，今后我对文化哲学的研究，拟围绕这样的总目标展开。近期我从事的研究课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文精神培育”，先期着重研究的是“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建设”课题。因为我感到随着中国市民阶层经济地位和个性意识的上升，一种反映他们的利益要求、满足他们精神生活需要的市民文化即大众文化也必然随之兴起。这相应给文化思考带来诸多新的课题，如究竟应该怎样用现代人文精神导引大众文化的发展走向？市场经济法则对文化制作领域的介入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如何寻求一种大众文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契合？等等。尤其是目前大众文化建设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亟待理论工作者通过自觉的文化反省与批判来予以矫正。德国学者阿多诺曾认为，“形象化是商品经济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在目前商品原则无孔不入的背景下，许多大众文化产品以华丽的外表消解了文化的深层含义，以经验的直接性取代了价值的超越性，以瞬间的感官享受取代了永久的回味与思考。这种拒绝思考、回避严肃人生意义的倾向，无疑是不利于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的。所以我们所从事的课题研究就是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以求得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建设在一个健康的人文氛围中展开。

（原载《哲学动态》1996年第7期）

学者近况

邹广文（1961.10— ），哲学博士。1986年7月至1999年6月任教于山东大学哲学系，1988年被聘为讲师，1992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其间曾任山东大学研究生培养处处长、山东大学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99年7月至2015年10月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任哲学系教授、哲学系副主任。2000年起任博士生导师。现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韩国成均馆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与社会发展。主要著作有： 《文化·历史·人—文化哲学导论》《文化哲学的当代视野》《社会发展的文化诉求》《当代文化哲学》《乡愁的文化表达》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学术月刊》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承担国家社科规划重点课题、教育部重点课题和北京市重大课题等多项。曾获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