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朱德生：史论结合的反思前进

学者简介

朱德生，1931年生于江苏武进。1951年入南京大学哲学系，1952年随全国院系调整并入北京大学，1953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1956年毕业后留系任教，曾任系主任等职。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主要学术观点散见于论文，如《形而上学的召唤》《为我关系浅议》《唯物辩证法是改变世界的方法》等。专著有： 《实践、异化与人性》、《西方哲学名著菁华》（主编），合著有： 《欧洲哲学史》《简明欧洲哲学史》《欧洲认识论史纲》等。

您读研究生时的专业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吗，为什么后来改攻西方哲学史了呢？

是的。我当研究生时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也不可能有别的专业。1952年夏，全国的哲学系虽然都并到了北大，但专业建设还刚刚开始。1953年下半年成立北大研究生班时，本科的基础课还没有开齐，如西方哲学史还没有开设。所以，这届研究生也是1949年以后北大哲学系的第一届研究生。

1956年夏毕业时，我之所以选择了西方哲学史作为工作专业，是因为我觉得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科研太教条化、太政治化了，按此实在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科研可言。但是，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学出了一点兴趣，不愿放弃。所以，选择了与之比较接近的西方哲学史作为新的学习途径。

严格说来，当时，我没有条件以此作为工作专业。因为，我读本科时系里还没有开这门课。研究生时，虽然听了导师格·萨布什尼柯夫讲授的哲学史课程，但也是听听而已，既没有记笔记，也没有看书。要以此为工作专业，一切都得从头学起。有两段时间是我学习西方古典哲学的黄金时代。一是1961年6月到1964年初，我受命到中央党校参加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的编写，并协助主编任华教授工作，有机会念了一批书。当时国内是经济困难时期，但是住在中央党校的编写组成员的生活是有充分保证的，能安下心来钻研自己的业务。二是70年代，为了教学的需要，先是受命负责组织《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编写，不久又参加《欧洲哲学史》的编写（此稿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时的学术气氛虽然没有60年代前期那样自由了，但在起稿过程中，还是重读和新读了一批书。所以，我很怀念这两段时间。

“文革”后，您发表的学术论文，似乎偏重于原理方面，是不是又回过头来专攻原理了呢？

并不完全是这样。就认识来说，是有一个变化。1956年夏，我决定攻西方哲学史时，曾认为一般的学者实在没有条件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只能是政治领袖的专利。但是，经过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其中的所谓“批儒评法”，使我清楚地看到，古典哲学也可以被歪曲来为特殊的政治目的服务；显然基本原理还是最根本的。基本理论搞不好，哲学史也不可能搞好，甚至社会也安定不了。因为不管从什么角度去研究历史，其最终目的都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了活人；不是为了昨天，而是为了今天。例如，考证、校勘等，似乎目的仅在于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所谓弄清楚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就是为了弄清楚历史过程的来龙去脉吗？而理论恰恰就是这种来龙去脉的总结与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本身便是理论。

正因为认识上有这个变化，在“文革”前后的学术论文中，当然会有所反映，即“文革”前偏重于哲学史的介绍，“文革”后重视“史论结合”的研究。

就工作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把原理和历史割裂开来的“分工”，是不合理的。它不利于哲学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哲学是一门历史性的科学。脱离了以往哲学发展的历史，不可能充分理解当前的哲学。否定历史的人，最后必然将成为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小丑。关于这点，已充分反映在“文革”的教训中了。任何创新，固然都是对前人的某种否定；但这种否定又是在肯定前人的基础上提出的。否则它就不是创新，而是闹剧。

这种历史性，在哲学学科中表现得比在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中更为明显。例如，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家们在讨论哲学研究什么，直到今天仍然在讨论哲学研究什么。这一现象，难道说明哲学一直处在原地踏步中吗？当然不是。无非说明哲学要不断地反思既往罢了。因为谁也无法否认几千年来哲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不过这种进步和发展，恰恰是在不断反思既往中实现的。

因此，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有什么转向性的变化。只是抛弃了以为研究历史就可以避开理论界的风风雨雨的幻想，更自觉地走上了把历史与理论结合起来的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您对我国哲学界的现状和前途有什么看法？

关于我国哲学界的现状，既令人鼓舞又令人担忧。这里不可能全方位地来讨论这个问题。我只能偏重于从“如何才能使我们的理论更顺利地发展”的视角来提点问题。

对此，我以为有三种现象值得重视：一曰“始皇”现象，二曰“二世”现象，三曰“阿Q”现象。(www.xing528.com)

您的比喻很形象。请问什么叫“始皇”现象呢？

所谓“始皇”现象，这是借用“秦始皇”的“始皇”。春秋战国时群雄并举、逐鹿中原，公元前221年，秦国的嬴政统一中国，建立秦朝，自称“始皇”。中国哲学界也有过这种大一统的局面，而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使不少人产生了错觉，老想重建大一统的理论。政治上的大一统是好事，学术上却要允许百家争鸣。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诚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这是没有疑问的，应该坚持。但学术上不能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在任何一个学科领域内，真理都不可能由一个流派或一种理论来穷尽；任何一个对象都可以从多种角度与层次上去研究它。

目前仍然有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所主张的理论，应该是一统天下的理论。实际上是还没有从混淆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噩梦中醒来。这从他们对不同意见的人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在他们看来便是背叛。似乎只有“天不变，道亦不变”才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可这种人在别的方面往往又是最善于随机应变的。

但也有些人看到了新情况，主张要研究新问题，提出新理论，不过仍然想一统天下。对这种人，首先应理解和支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主张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不容易的。他们的弱点是：还没有走出自我封闭的小天地。如果他们能放眼世界，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就会更懂得如何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了。

看来您对理论上的“大一统”是持否定态度的。那么什么叫“二世”现象呢？

历史上的帝王有“威廉一世”“威廉二世”这类称呼，以表明大统尚存，天道有序。这种现象，在以往中国的哲学界也有。改革开放，打破了闭关自守，有不少人到国外去学习；在国内学习的，也不是只知道一个主义了。这是好事。我们再也不应夜郎自大、故步自封了。不过，也不可因此全盘否定自己。但是，现在有的青年人在向国外学习时，学什么便信什么。例如学了某某人的理论，便信仰某某人的理论；自己的科研任务似乎就在于“百分之百”地忠实地介绍这一理论。这些朋友们的刻苦钻研精神很值得我学习，我从他们的论著中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可是，我仍然觉得他们少了一种“彼可取而代之”的精神。我称这种倾向为“二世”现象。当然，这不是要鼓吹盲目的自高自大，而是要看到，哲学家们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根本精神，仍然是别的流派无法替代的时代课题。

您说的“阿Q现象”又是指的什么呢？

在生活中，我主张要有点“阿Q精神”。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常会遇到一些十分不合理的事。要认真的话，真能把人活活气死。这就要看什么事了，如果是关乎个人利害的小事，不能什么事都斤斤计较，而要随遇而安。我常对自己说，现实之所以叫现实，永远是不理想的；理想之所以叫理想，就在于它还不是现实。这也算是一种自我安慰。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之交，人们特别热衷于郑板桥的名言“难得糊涂”。许多场所（当然不会是公共场所）都悬有此名句。“难得糊涂”的人，当然是很清醒的，却要对自己（其次才是对别人）糊涂，我看是难以做到的。如果是为了装给别人看的，那自我心理上仍平衡不了。只有实际上是糊涂的人，却自以为很清醒，这在生活中则常能遇到。阿Q便是典型。骂一句“老子被儿子打了”，似乎比还对方一拳更痛快些。

但是，理论上却不能随遇而安，要有进取性。比如在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有些人看到（或听说）了西方文化面临着诸多困难和矛盾，他们很高兴，并宣布，这些困难和矛盾，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解决了。如西方主张“天人之分”，结果把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也破坏了；我们的老祖宗是主张“天人合一”的，不正好对症下药吗？欧洲人曾自以为了不起，原来还不如我们。对这些人的爱国心理，我们应该理解。对自己的传统也应重视。不重视传统的人，特别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便是一种轻薄与无知。但是，对待传统要有科学精神，商业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在这里是一定要碰壁的。如果人们的意识至今没有达到自身与自然之分，会有科学吗？今天我们所要求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古代的“天人合一”吗？如果老祖宗已经解决了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那还有什么历史，还要马克思主义干什么？

总的来说，我的结论是两点：第一，真理只此一家是不可能的。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所表明的，哲学家不是绝对真理的占有者和推销员，而是探求真理的鼓吹者。哲学的精神不是要穷尽真理，而是要热爱真理（爱智）。第二，我们面临的问题，固然要充分借鉴古人和今人的经验教训，但是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解决。不深入研究当前的现实问题，便不会懂得如何借鉴别人的和古人的经验教训。要更多地想着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不是整天去想着创造新体系。新体系只能是解决问题的结果，而不是出发点。

再说一遍，我们理论的现状是有喜有忧，我主要谈了些问题，是希望我们的理论发展得更顺利些。

（原载《哲学动态》1996年第5期）

学者近况

朱德生（1931—2019.3），1951年夏入读南京大学哲学系，1952年随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并入北京大学，1953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1956年夏毕业后留系任教至1997年退休。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书记、系主任等，兼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北京市哲学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形成了史论结合的个人研究方向。专著有《实践、异化与人性》、《燕园沉思》、《形上之思》、《西方哲学名著菁华》（主编），合著有《欧洲哲学史》《简明欧洲哲学史》《欧洲认识论史纲》等。发表学术论文《形而上学的召唤》《为我关系浅议》《唯物辩证法是改变世界的方法》等1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