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陈先达：人·文化·实践唯物主义

学者简介

陈先达，1930年生。江西波阳人。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毕业后留哲学系任教。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组成员。代表性专著有： 《走向历史的深处》《陈先达文集》，合著有： 《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被肢解的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总览》等。

我读过您的一些文章，发现您对人、文化、实践唯物主义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能否谈谈？

你提的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哲学中的难点和热点，分歧很大。我的看法不一定对。只要发现错误，我一定改正。我一直认为，哲学研究应当求真，而不能仅仅求新。新与旧并不是正确与错误的界线，可以有古老的真理，也可以有最新的谬误。

请您先讲讲哲学与人的问题。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不应该研究人，应不应该提倡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

我认为人和人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不等于人本主义；反之，批评人本主义的哲学错误，并不是主张不要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应该把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同作为哲学的人本主义区别开来。人并不是人本主义的专利品。围绕人存在各种不同的哲学观点。按照王国维先生关于哲学的分类，人本主义应该属于“可爱而不可信”一类。正因为它“可爱”，使人感到“温暖”，因而往往使人忽略它的理论上的非科学性和实践上的不可行性。

马克思主义批判抽象人本主义，但并不忽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和抽象人本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可以说既可爱又可信。马克思主义代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包含着对人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彻底解放的追求。马克思主义不仅可爱而且可信，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关于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不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基础上，而是以客观的规律为依据。

抽象人本主义的信奉者们以尊重人标榜自己，攻击马克思主义是见物不见人，是重物轻人的物本主义。这当然是望文生义的解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是“唯物”。但唯物不是重视物不重视人，而是就解决存在和思维关系的哲学路线而说的，是和唯心相对立，而不是与唯人相对立。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上坚持实践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路线，而在价值观上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以科学世界观为依据的。

您对哲学应以人为中心有什么看法？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第一，就研究对象而言，不能说哲学的对象只是人，哲学就是人学。毫无疑问，人学是哲学，但不能说哲学就是人学。《道德经》说：“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马克思说：“人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既然生活在世界上，就应该对其生存的世界有个看法；既然生活在社会中，就应该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有个看法。因此不可能从哲学中排除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而只剩下“人观”。

人们直观中看到的人都是个体，而人只有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才是一个整体。就人与自然关系而言，人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类存在物，表现了人的自然本性的同一性；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人是社会存在物，表现为以生产关系为中介的社会整体。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是统一的、不可分的。离开了自然、社会，就无法理解人。片面强调哲学是人学，应以人为中心，实际上是以个体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面对人，就是面对个人，面对自我，面对自我的内心苦闷、焦虑、忧郁。这走的完全是历史上以及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抽象人本主义的道路。历史和现实证明，对于哲学而言，这并不是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

第二，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也不能说人是哲学的中心。认为人自身蕴涵着自然和社会的奥秘，一切都可以从人和人自身得到解释，是重复唯心主义拟人观和天人合一观点中的神秘主义因素。

其实，自然界自身的奥秘、它的规律并不能从人身上得到解释。人当然要按照自己的目的、需要来改造自然，使自然打上人的烙印，但人要在改造自然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和要求，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服从自然规律。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双向制约的关系，而不是单向的、片面的关系。自然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错误的。

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也是如此。社会是人的活动产物，可社会又制约人、产生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接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所以人既是剧作者又是演员。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双向的、互动的关系。

所以我不赞成哲学就是人学，人是哲学中心的观点，而主张唯物辩证地理解人在世界中（包括人在自然、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正确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

哲学不是人学，但人学是哲学。当代人们越来越注重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可我认为没有抽象的人，因而不存在以抽象的人为对象的人学。实际上所谓的人学，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超出哲学范围之外的独立形态，而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重点领域或范围。在当代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哲学路线。

现在请您谈谈对文化本质的看法及其与人的问题的关系。

我是按照唯物史观来理解文化的本质的。

文化就是人化，这是国内相当流行的一种关于文化本质的看法。从人的角度考察文化，把人与文化结合起来，原则上是正确的。文化是人创造的，而人又是文化的产物，把人与文化割裂开来，既不能正确理解文化也不能正确理解人。可如果我们仅仅在人—文化的两极结构中思维，脱离人与文化借以存在的社会，往往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用人来解释文化，又用文化来解释人。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是自然物与社会存在的分界线。但不能说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展示和显现，因为人并没有永恒不变的抽象本质。人在展示自己的精神世界，展示自己的创造力，展示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之前，必须获得这些。为了从内到外，必须从外到内。因此在考察人与文化的关系时不应以人的抽象本质为中介，而应充分考虑到人的社会性和实践性。离开这个基点，把文化回归为人的本质，回归为人的自我意识合理性，不可能说明人的精神活动的社会制约性和文化延续性，因而对人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理解难以突破抽象人本主义的樊篱。

我以为要正确理解文化的本质，科学地、历史地把握人与文化的关系，应该摆脱大文化观即把人的一切创造物都称为文化的观点的束缚，把文化看成是由知识、信仰、哲学、法律、道德、艺术、风俗习惯等组成的观念形态。文化当然是人创造的，但它是处于一定社会形态中的人，直接或间接、自觉或自发地为适应和改造自己生存的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进行的精神生产的产物。

如果文化是观念形态，那么如何解释文明可以区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呢？(www.xing528.com)

在这里，关键是文化和文明的区别。这两者可以交叉和部分重叠，但不等同。文明是标志社会进步的范畴。物质文明是以生产工具和物质产品表明社会进步的程度。由于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志是多方面的，所以文明区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文化则不同。文化是表示社会形态结构的概念，它从精神生产的角度表明社会的构成和层面。如果将文化泛化，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称为文化，势必混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界限，使整个社会结构模糊不清，难以分辨。

或许有人说，文化不限于观念，它有其物质表现，例如故宫的建筑、苏州的园林、龙门的石窟、普陀的庙宇、王羲之的书法、齐白石的绘画。的确如此。文化不是完全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的，它有物质载体。这种载体不仅是语言、文字符号系统，而且表现为实物。但实物之所以表现文化不在于实物自身，而在于它所表现的文化观念。建筑的文化价值不在于砖头瓦块、钢材木料，而在于它的风格；书法的文化价值不在于文房四宝，而在于透过文字所表现的风骨和神韵。离开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所有的实物无非是僵死的材料，并不具有文化价值。这种看法不同于大文化观。因为在这里，物质仅限于文化观念的载体或外部表现，而不是泛指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和人类的一切物质活动。人类社会的经济关系不属于文化范畴，而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借以产生的经济结构。

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提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两者是不是对立的，关系怎样摆？

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两者如冰炭同炉，不可得兼。这种看法的一个理论误区，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看成是两种文化即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其实，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是属于不同范围的问题，各有其不同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包含着同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相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实际的一个很重要方面，也是必须与之结合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种结合不是两种文化的结合，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一个是指导思想，一个是具体的文化形态。中国革命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作为一种文化，而是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把它作为“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对于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的外来文化，而是立国之本。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的思维方式、语言风格都具有德国人的特色，材料的运用也受到时代和地区的局限。但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德国文化，更不能因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俄国人的中介，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从而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俄国文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体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剩余价值规律，科学社会主义揭示的人类最终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由阶级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社会的规律，都是科学真理，而不是哪一个民族的文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指导思想。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如此。邓小平同志正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实际相结合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明确地宣布：“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最后我还想问个问题：您对当前国内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争的看法有无改变？

我曾在《哲学动态》1988年第12期发表过一篇文章： 《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几点想法》。事隔多年，我读过一些阐述实践唯物主义的文章，受益颇多。但我的基本看法没有改变。

我并不一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创建中的哲学用过多种名称：科学的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以及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等等。我也很赞同结合当代科技发展深入研究实践的本质，以及实践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中的作用，以便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如何改进原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探讨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我一贯反对在恢复实践唯物主义的名义下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排斥、摈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争论的关键不是名称，没有一个名称是完美的，能充分表现某一种理论的全部观点，而只是相对的；关键是坚持什么样的哲学观点。根本改变或抛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无论怎样称呼，都只能是名存实亡。

我不同意某些实践唯物主义的主张。我认为以下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在世界观上用实践本体论取代物质本体论。把唯物主义的原则，作为可以存而不论、无关紧要的甚至是形而上学来排斥，这表明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是置身于唯物主义派别之外的。

第二，在自然观上用人化自然取代整个自然；而又认为人化自然就是社会，用社会吞并自然，宣称自然只是社会范畴，否定自然辩证法，只承认人学辩证法、社会辩证法，或者叫作主客体的辩证法。

第三，在认识论上用重构论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以新的形式重复康德的观点。

第四，在历史观上用主体选择论取代历史规律论，否认历史规律的客观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贯重视实践的作用，但从来没有因此而否认世界的客观性和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实践的作用是改造世界，而不是从虚无中创造出一个世界。人类化的自然界是无限世界中的有限世界，它随着人类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扩展，但任何时候都留下一个人类尚未实践的世界，它的存在为人类实践和认识的扩展与深化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我们不能把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未知世界和已知世界割裂开来，不能把尚未认识的客观世界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之外。我以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是以人为中心，以实践为半径，在无限世界中画出一个小小圆圈即人化自然的哲学，其实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的“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是针对黑格尔说的。因为在黑格尔那里主体是绝对观念，而不是现实的人。因此黑格尔的自然界是绝对观念的外化，是与人分离的，因此是“无”。至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实践说成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是针对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说的。因为费尔巴哈根本不知道他直观中所见到的世界并不是永远如此的，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马克思并没有否定在实践范围之外的世界的客观性，相反他强调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把暂未进入实践范围之内的世界称之为无，把承认人的实践范围尚未到达的世界仍然是物质世界称为“拜物教”，把自然界在人类之前存在这一事实说成毫无哲学意义，我以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违背常识、违背实践历史，也摒弃了唯物主义的共同原则。

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之争，仍在继续。这并不奇怪。从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开始，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某些学者到南斯拉夫“实践派”以及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这争论已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以上，看起来还会争论下去。这并不坏。这有利于推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和探讨。

（原载《哲学动态》1996年第4期）

学者近况

陈先达（1930.12— ），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一级岗位教授。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代表人物。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第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组组长、北京市哲学学会会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哲学学部召集人、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市社科联顾问等。著有《陈先达文集》（14卷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文化自信的传统与当代》、《可信可爱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十五讲》、《马克思主义信仰十讲》、《哲学与人生》等。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教育部优秀著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特等奖、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著作奖、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