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经济社会交叉领域的开拓者-黄顺基的思想

学者简介

黄顺基，1925年生，广西昭平人。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先后从事形式逻辑、数理逻辑、高等数学、自然科学史、自然辩证法、科学哲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管理科学院科学技术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合著《论辩证思维和它的范畴体系》《科学的哲学反思》，主编《自然辩证法教程》《大杠杆—震撼社会的新技术革命》《自然辩证法发展史》《大动力—科学技术动力论》《科学技术的前沿和进展》《科学技术引论》《科学论》《中国管理科学导论》《大创新—企业活力论》。发表论文60余篇。

您最初从事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的逻辑讨论中，您的观点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重视。那么，您是如何从逻辑学转向自然辩证法的？

我大学的专业是数学，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研究班学逻辑。50年代我国逻辑学界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形式逻辑是否只管对错，不管真假？当时苏联流行的观点认为，形式逻辑是哲学的一门学科，它不能只管形式，不管内容，否则就是康德的形式主义的逻辑。我和王方名教授认为，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的学科，它的规则和语法规则相似；这门学科抽去思维的具体内容，只研究思维的形式，回答思维形式是否正确（validity）的问题，至于思维内容的真假（true or false）与否，由与内容有关的其他学科来解决，所以，形式逻辑不属于哲学学科。这个观点与周谷城先生的看法不谋而合。毛泽东同志看到我们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文章，曾于1957年4月22日邀请我们和几位学术界前辈，到中南海讨论逻辑学问题。

1978年，自然辩证法领域开始大量介绍现代西方科学哲学。这门哲学分支以物理学和数理逻辑为基础，发端于逻辑实证主义。开始时它主要研究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问题，因此，我从逻辑学转向科学哲学，从而踏入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与研究。

十多年来，您一直活跃在自然辩证法领域，请介绍一下您在这个领域中的主要成果。

我的工作，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自然辩证法教材的建设。我们根据不同读者对象的需要，已编写出一系列教材。（2） 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基础建设。我们先后编写了《自然辩证法发展史》和《科学技术的前沿和进展》。（3）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的建设。1979年以来，我已带出硕士生24人，博士生12人，现在还在带5名博士生。（4） 独立地开展科学哲学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广为流行，如何正确看待这门哲学学科？在我看来，西方对科学的整体进行研究，基本上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从科学的内部，即从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发展模式、思想理论背景等方面；二是从科学的外部，即从科学理论产生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社会制度）、民族文化传统、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方面。前者是科学哲学，属科学的内史；后者是科学社会学（包括科学学），属科学的外史。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内史与外史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必须找到联结内史与外史的中间环节。我认为，在科学—技术—生产日益一体化的新形势下，技术就是联结两者的中间环节，必须以技术为中介，从科学对提高生产力、对变革社会的巨大作用这个基本点上，去把握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之间的辩证联系。这一观点，在《科学的哲学反思》中得到了表述。后来，在《科学论》中，我们又进一步对科学进行了全方位的、分层的研究。这时候我已产生了要建立和发展科学技术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设想。

在刚才的谈话中，您同时用了“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哲学”这两个名词。那么，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呢？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生前留下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它探讨了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自然界发展的辩证法、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认识论和辩证逻辑问题、物质运动形式、数学和各门科学中的辩证法等，后来，在苏联以《自然辩证法》的名称出版。传播到中国、日本等国家之后，就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门学科，它的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以及自然科学观。在中国，经过几次广泛的讨论，大家认为：自然辩证法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研究任务是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研究自然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研究自然科学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它的学科体系包括自然界的辩证法、自然科学认识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发展的辩证法。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新问题、新领域不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哲学与自然科学相交叉的学科—自然辩证法推向前进，建立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这就是科学技术哲学。一般来说，它是由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社会学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是哲学性质的交叉学科，它的内容十分丰富，在当前，特别要抓住“一观三论”，即自然观、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论，这是我们分析与解决现代科技革命提出的问题时，必须牢牢掌握的最根本的和最普遍的观点、理论和方法。按照这个要求，科学技术哲学的总体框架可以分为如下四个部分：科学技术自然观、科学技术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技术价值论与科学技术管理论。

您是中国最早开拓科学技术社会学这一新领域的学者之一，想当年《大杠杆》一书出版后，曾引起强烈反响。钱学森同志认为：“《大杠杆》比时下流行的、中外关于新技术革命的书都更完全，所以是本好书。”能否谈一下您在科学技术社会学领域开展工作的情况？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方向时，我们就提出了加强科学技术社会学的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自然辩证法有两个重要的方向，一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哲学问题，二是自然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哲学问题，这两大领域是自然辩证法的核心部分，是自然辩证法的发展的主流。后一个领域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和借鉴西方与苏联的科学学的成果，从不同的哲学观点、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等方面，研究科学、技术、生产、经济的相互关系，研究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划、政策、组织体系。按照这一想法，我们开始了科学技术社会学的研究工作。这几年来，大体上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组织了一个科学技术社会学研究的“共同体”。在中国管理科学院下面，成立科学技术社会学研究所。我兼任所长，核心成员有李庆臻、卢继传、刘大椿、李春国等同志。

第二，开展关于科学技术社会学的系统研究。特别是从科学技术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新技术革命。通过撰写一系列著作，基本上构筑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社会学体系。

第三，开展了对企业社会学的研究。近几年来，适应当代社会发展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我们开始走向社会，和一些企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

第四，研究了一些与科学技术社会学有关的问题，如管理哲学、西方未来学理论等。

科学技术社会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您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

科学技术社会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把唯物史观推广应用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上，从而实现自然观（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观（唯物史观）的有机结合，由此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第一次响亮地提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他和恩格斯一道，深刻地揭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生产方式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指出了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对变革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是其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把它推广应用到考察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历史进程中去，回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如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科学技术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科学技术与未来社会的关系、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等，迎接新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挑战。(www.xing528.com)

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我最近形成了三个基本想法： （1） 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2） 制度创新（生产关系的变革）与技术创新（生产力的提高）的辩证统一，是企业活力的源泉，是企业发展的动力； （3） “劳动者共同所有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基本的所有制形式。

我们注意到您是较早地系统阐述“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观点的学者之一，能否对这个观点作进一步的说明？

这个问题不仅是逻辑的推理问题，而且是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它关系到“科教兴国”战略的成败。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1. 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这是最近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一致认同的；技术也包括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介乎社会科学与社会系统工程之间的一门技术科学，它的门类很多，如计量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组织行为学等都是社会技术。

2. 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的，其研究的对象是一定社会中的人以及人与人的交互作用。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人的素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是提高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的首要课题，从而是管理的首要课题。没有科学的管理不仅不能形成生产力，甚至会破坏生产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管理在提高生产力、振兴经济中，可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带来了1945—1970年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仅仅是这方面就已充分证明了，管理科学也是生产力，且是第一生产力，更不用说经济学、行政学、人口学、社会学、市场学与行为科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了。

3. 首先，人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占首要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因此，研究社会生产过程，以及直接或间接和它有关的过程（如交换、消费、运输和服务等过程）中活动着的人，研究他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社会科学，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理所当然地要起首要作用，成为第一生产力。

其次，在任何社会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要素，“但是，两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就是说，要使它们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就必须把它们结合起来。如何结合？采取什么所有制形式？这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如何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并大大提高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是社会科学的任务。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不能结合，或者结合的形式不好，不仅不能形成生产力，甚至还会破坏生产力。中国农村改革前的经济体制束缚了农民积极性，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实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有力的证明。

近年来，您特别关注企业的创新问题，能否谈一下您新近的研究成果？

从科学技术社会学到企业社会学，这是学科的深入和发展。企业是现代经济的基本单位，它既是生产力的组织，同时又体现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革靠技术创新（包括生产技术创新与管理技术创新），生产关系的变革靠制度创新（首要的是产权制度，此外还有领导制度、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分配制度等）。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矛盾运动，实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是企业活力的源泉。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两种创新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相互作用，离开其中哪一方都不行。我主编的《大创新—企业活力论》一书，就是论述这个问题的。

最近，中共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讨论了如何贯彻落实这一战略的问题，在这个新的形势下，请您谈一下对科学技术社会学前景的看法。

“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必将带动中国经济的腾飞，推动中国社会迅猛前进，这就为科学技术社会学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场所。当前，我们要抓住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提出的新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主要是：

1. 在自然观方面，我们应该加强对“人工自然”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人工自然的研究，是当代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这方面有广阔的国际合作的前景，如日本学者村上阳一郎最近提出“人工物研究工学”这一领域，欢迎中国学者参与合作。人口、环境与发展是我们时代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问题非常突出，我们一方面要消除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又要用科学技术来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以保证中国的持续发展。

2. 在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近代以来，学者对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进行了广泛而且深入的研究，发展出科学哲学这一新的哲学分支学科。随着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科学、技术与生产日益一体化，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这就要求我们在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技术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是开展对技术的价值评估、技术创新、反向的工程技术（reverse engineering）等重大问题研究的理论前提。

3. 在价值论方面，1959年英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斯诺（C. P. Snow， 1905—1980），首先指出了存在着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的对立，这个问题在政界和学术界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现在，当代科学技术革命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性的问题。在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个问题先是表现为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到了现阶段则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的热烈讨论。我们要在加强对科学技术与人类命运、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的关系的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有分析有选择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并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与新进展，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4. 在管理理论方面，新技术革命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也改变着传统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这主要表现在：管理的范围扩大了，凡是有组织的机构，都需要管理。管理的任务深化了，通过管理，不仅要完成本组织的任务，而且要承担组织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通过管理，不仅要发挥本组织所有资源的力量，而且要进行创造性的活动，特别是要进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管理的重点转移了，在管理工作中，不单纯重视体力劳动，更要重视脑力劳动；重视研究与开发，重视战略决策与长远规划。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吸收外国管理科学的成就，特别是要学习钱学森教授建立和倡导的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努力把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提高到现代化水平，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原载《哲学动态》1995年第10期）

学者近况

黄顺基（1923—2016），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和教学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从航空学校毕业后到空军部队服役，做检修维护飞机发动机的机械工程师，空军上尉。1951年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深造，专业方向为逻辑学。1952年留校任教。先后从事过高等数学、形式逻辑、自然科学史、自然辩证法、科学哲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论辩证思维和它的范畴体系》（合著）、《科学的哲学反思》、《大杠杆—震撼社会的新技术革命》、《自然辩证法发展史》、《大动力—科学技术动力论》、《科学技术的前沿和进展》、《科学技术引论》、《科学论》、《中国管理科学导论》、《大创新—企业活力论》。发表论文7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