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异宾：他们的思与想

学者简介

张异宾（笔名张一兵），1956年生于江苏南京，祖籍山东茌平。1981年8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原理教研室主任。主要学术成果有：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折断的理性翅膀》、《西方人学第五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第3卷，合作）等8部论著，以及130余篇学术论文。

记得以前您写的一些文章中，比较多地关注哲学研究的一些前沿问题，如科学认识论、当代人本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也提出过诸如“实践场”“实践格局”“实践构序”“科学人本主义”“隐性文化心态圈”之类十分标新的概念。本刊摘要过您不少这一类的新观点。而近几年，在您的论著中似乎出现了一种向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原著研究的转变，不知何故？

你的观察是对的。我读研究生时的主攻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毕业论文的题目选了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学说，从肯定（由事物的质、量、度依次进入结构性矛盾本质，再由本质生发出去，从共时性关联达及系统整体），否定（事物矛盾本质的历时性展开，新质的否定性量变与旧质惯性维系间的消长，终而发生质变的革命性现实否定同时也是新质之肯定），一直到否定之否定（历时性矛盾的重新统一以及否定链导致的事物动态发展过程），构造了一个我自认为挺漂亮的唯物辩证法的逻辑体系。但在文章写作过程中，我已经有一种感觉，似乎自己这个叫作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体系更像黑格尔！后来，我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在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中那种逻辑递进关系（如从现象到本质、从质到量的进入），究竟是不是客观事物本然的结构？特别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改造，是否仅仅将“绝对观念”换成了“物质”？长时间思考的结果是令自己吃惊的：在黑格尔那里，他将人类主体认知客体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主观认识结构（后来列宁在《哲学笔记》后半部分实现的认识飞跃中，精当地将其评点为实践积淀为逻辑的“格”），直接武断地客体化为世界的本质。如果我们只是用“物质”或“客观事物”的概念去替换一下，这并没有改变这种辩证法逻辑的唯心主义本质。也就是说，当我直接将从质到量、从现象到本质的“格”等同于客体的本然结构时，我无意识地犯了一种隐性唯心主义错误。

对不起，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刚才您是说自己的观点中有唯心主义？

是的。后来我才发现，问题就出在我忽视了作为马克思哲学新视界入口的实践。费尔巴哈以一般唯物主义去颠倒黑格尔时，自以为重新摆正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可是他没有想到，他误认为是客观本体自然物的东西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的一定认知结果，并且是直观的产物。如果说康德与黑格尔将这种认知结果与结构直接作为世界的基础，那么费尔巴哈则把这种结果的一个方面（物相）等同于世界。这种直观唯物主义，实质上可称其为隐性唯心主义。1843—1845年间已经转到一般唯物主义立场上的青年马克思，也没有真正自觉意识到这一点。1845年4月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革命意义，就在于他发现了人的认知结果并不直接映照客体对象，而是通过一定的历史性的人类感性活动—实践—的中介后的结果。接着我上面的思路就是说，从现象到本质、从质到量的这一进程，并不是客体的本然结构，而是客观实践的带向量的有序结构。人只能在一定条件下的实践棱镜中，才能历史地、现实地、具体地反映客体对象，我们获得的世界图景永远只能是透过实践之序的历史认知结果。这样，客观辩证法就一分为二，前提是客体辩证法，而中介是实践辩证法，主观辩证法是通过客观实践结构才有限地反映客体辩证法的。也因此，一段时间里实践结构就成了我的主要关注对象。加上当时我对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关注，这才有了实践格局、实践构序之类的系列观点。

我读过您的几篇此类文章，不过坦率地说，那些文章看起来似乎是将自然科学中的一些观点与马克思的哲学嫁接在一起的产物，并且还有新概念大战的嫌疑。可我感兴趣的还是后来您为什么又中断了这种研究，回到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中去了？

我并没有放弃上述研究，更不认为提出一些新概念是错误。看一下思想史我们就会知道，人类认识的进步正是通过新思想新范畴的出现才实现的。之所以在我的研究中常常会有新术语（不少甚至是我自造的），主要是我感到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中相当多概念的含混性，无法精确地表达我的观点。当然必须承认，我的思想变化的确是由于某种自我反省，是我发现自己的研究中还更深地存在着某种对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方向性的误释。

您能对自己的研究作自我反省并公开加以转变，很值得提倡。您能具体谈一谈吗？

我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能这样做的。20世纪80年代末，我的上述研究与国内实践唯物主义讨论是接轨的。正是在这场讨论中我察觉到，在同一个回到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口号下，不同论者要表达的理论倾向是大相径庭的。一些论者正确地批评了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忽视人类主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种机械决定论的旧唯物主义的错误，提出强调人的主体性，并认为这恰恰是马克思“从主体出发”的要义。但是他们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以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哲学，这自然会进而确证一个我们的世界—“实践一元论”或“实践人道主义”（实践是初级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另一些论者则认为实践唯物主义是可以与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统一的，实践唯物主义并没有放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前提，所以不能从主体性走到世界是人造的人本主义逻辑中去，主体价值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讨论中我发现，自己以前的研究在逻辑重心上与后一种观点是接近的，实践格局仍然是强调一种社会历史中的客观结构和客观必然性。可是这的确无法直接面对现实的人类主体的被奴役和解放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仅仅是一种指认社会客观结构存在和运动的理论，我们就不能解释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也不能面对今天仍然在向前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客观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有它的人学指向和对不公正社会状态（哪怕是客观存在的！）的科学批判，但这不是人本主义，而是追求人类现实解放的科学人道主义。而这正是我原先研究中缺失的向度。

刚才您说的意思有些费解，能不能再表述清楚一些？

我是想说明，在当前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讨论中，存在着重视客观性和强调主体性两种倾向。我的原有研究可能离前者更近一些。而在马克思那里的确十分重视历史的主体方面，但这肯定不是1845年他解构的人本主义。我发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把握是不全面的，于是我下决心重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这也就是你注意到的最近一段我的研究方向。“回到马克思”在我这里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以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解读为开端的，一种我称为“廓清理论地平”的努力。以我之见，回到马克思首先是解读方法的重建。传统原著研究通常是用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原理”去构析文本，而我恰恰把传统哲学解释框架“搁置”起来了，在意识到自己的解读背景的情况下，尽可能真实地使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视界呈现出来，就像我在研究《哲学笔记》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等文本时所做的那样。

说一句不一定恰当的话，您这样读马克思，会不会有“原教旨主义”的嫌疑？并且在方法原型上带有解释学的影子？

第一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简单地达及马克思的文本。而我这里则是通过对第一手文本的精心解读，摆脱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教条，寻找到新的真正来自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理论立足点。传统哲学解释框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一诠释体系不是建立在对文本的历史的具体的精心解读之上的。只有去掉这一特殊时期留下的“违法建筑”，使马克思恩格斯建构哲学新视界的原初地平显现出来，我们才有可能回到马克思的真实出发点，再由此向前走。比如，我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新视界的意义，恰恰在于宣判了一切哲学本体逻辑体系的非法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活的功能方法。这实际上也是说，一切想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体系的冲动都可能是一种理论僭妄。第二点，解释理论的方法是我自觉借用的。我注意到俞吾金先生最近也指认了这一点。我以为，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到姚斯的释义理论，除去其中的本体论夸张，对于我们达及马克思文本的真境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况且在我研读方法层面上的支持背景，远非是单一性的。

那么，是不是从西方借来一些“方法”，就能实现您所说的“回到马克思”？再说，用一些所谓的新方法来重读马克思，好像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的。

问题远非这么简单。这里还有一个整个研究逻辑思路的指认问题。除去以什么样的方法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可能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和发展的基本模式问题。格式塔心理学、库恩和解释理论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不同的认知模式中同一文本却会呈现完全不同的解读结果。以我的看法，自20世纪以来在如何认识马克思哲学发展上起码存在五大解读模式：一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马克思”说，即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否定《资本论》的老年马克思的观点；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家的“一个马克思”说，即以突现1844年“手稿”中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马克思，使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化的做法（这实际上也是国内那些所谓“实践人道主义”者临摹的原帖）；三是60年代阿尔都塞、科莱蒂等用结构主义、实证主义等深层构架法呈现的“断裂说”，即以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界划人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青年马克思与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四是前苏东学者在70—80年代的发展进化说，即马克思恩格斯在1843年已经开始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到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才告完成，这是一个量的渐进。这也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传统套路。但用这种“进化论”式的解释方法对马克思早期论著进行研究，这是误将猴体直接当作了人体！如果说这在弗洛姆那里是自觉的，而在我们一些学者那里则是不自觉和隐性发生的。(www.xing528.com)

最后是我的老师南京大学孙伯鍨教授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两次转变论和两种逻辑互动说，即1843年马克思恩格斯的确发生了第一次思想转变：从唯心主义转向一般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一般共产主义，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然已经出现了从现实着眼的客观逻辑，但这是面对经济史料中的受动性结果，此时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劳动异化史观的人本主义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建构即第二次转变是在1845年春天才发生的。这一论点在孙先生《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一书中有完整的阐述，这也是我的近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的基本思考逻辑，当然我更侧重在肯定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基础上，从科学的角度确证马克思1845年春天以后，在科学的视界中对现实主体解放的关注。在这本书中，我纠正了自己先前研究中的逻辑失重，即既承认实践结构的历史性客观制约，同时又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人类主体解放问题的重新解决。由此我提出了一个马克思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问题，主要由似自然性、物役性和拜物教三大理论组成。为了一种精确的指认，我没有用人学，甚至没有用主体性，特意界定了一个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

是的，似自然性、物役性等范畴已经在您最近的一些文章中读到过，但我有一个疑问，马克思自己并没有直接提出过这些概念，如果用这些概念指认马克思，是否也有一个合法性问题？还有，提出一些马克思著作中并没有出现的概念，这难道也是您对马克思文本“地平”的解读？

你的问题是尖锐的。的确在马克思写下的文本中，并没有直接出现上述范畴，这是我自己的显性概括。但是这些确定的隐性语境却是马克思的。这一点我在书中有具体的说明。还要交代的一点是，提出似自然性和物役性，并不是简单地阐释马克思的文字，更主要地还是在界划我们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异质性，是主要回答弗洛姆、阿尔都塞、沙夫、克西科和广松涉的。在这一点上，我的一些研究又不仅仅与国内某种讨论相结合。

您的意思是说，物役性等概念主要是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话的？

可能有这个意思。记得冯友兰先生曾经将学问之法分为“照着说”和“接着说”两类。我们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概多是照着说，现在在一些学者那里还是照着说。又有两种照着说：照着马克思说与照着传统哲学解释框架（教科书）说。我的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释义学研究可能是一种照着说，但这当然不是目的，而是真实的起点。因为我们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能够接着说。我以为，今天我们在说话、写文章的时候，首先应该对自己提个问题：你是接着谁往下说？马克思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中，接着当时的自然科学和法国大革命、英国经济学以及德国哲学往下说的；而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接着现实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往下说的。卢卡奇、阿尔都塞、阿多诺和广松涉在当代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大多也知道接着谁提出问题和解决哪一层面上的问题。今天的德里达、福柯、杰姆逊、罗蒂等人之所以在哲学学理上有大的进展，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是接着谁往下说的。

您的这个观点是有意义的。这可能是一个梳理社会科学学术讨论尺度的问题。

对。“文革”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一些同志时常会不自觉地怀着某种激愤来治学，却没有内省过自己的深层语境和理论逻辑的基本语法结构，这其实仍然是一种一元中心主义。而实际上，无论是早一些的解释理论还是新近的后现代思潮，都已经界定了这种中心论的非科学性和不合法性。

我发现，您的论说本身就暗含着一种独特的理性运作方法，而且暗含了不少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很希望在您以后的一些论著中能有进一步而且尽可能通俗一些的说明。

是的，这些问题都需要充分展开。我刚出版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近期已经发表和即将发表的一批论文会有一些初步的答案。

您今后有何打算？

首先是继续完成上述研究。已经开始的研究新专题是“马克思与晚期资本主义文明批判”。这一课题是对马克思以后，西方学者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后工业文明理性逻辑的批判与反省的思考。我可能会从作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反命题—韦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肯定逻辑入手，经由尼采、后期海德格尔、后期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阿多诺的无调哲学），最后面对西方今天的后现代思潮，特别是今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新女权主义与文化霸权理论。这也是我命名为马克思“物役性”理论的一种逻辑延伸，我将其称为是从物役性到自拘性的转换。当然，我还得坦率地说，这一课题与上述我的其他研究一样，都不是我的终极目的，而至多是自己弄清问题的一个个逻辑台阶；以后，我希望自己能实现一种真正的哲学创造：以民族文化为本，以马克思的方法为主导，以当代科学和哲学的成果为接口，找到今天我们民族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属于自己生命跃动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我很赞成刚刚去世的日本当代哲学家广松涉的思路。他开始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在7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学式的解读是很有见地的。后来，他以日本民族文化为基底，以马克思为逻辑中轴，广收当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成果，创立了一个很具东方（大和）特色的广松哲学。我们的哲学家应该有自己的梦。固然这可能会以一代或几代人的艰辛和幻灭为代价。

（原载《哲学动态》1995年第9期）

学者近况

张异宾（笔名张一兵，1956.3— ），1981年8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南京大学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江苏省哲学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列宁、海德格尔、福柯哲学文本学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激进哲学，认识论与人本主义，构境理论。主要著作有：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第3版）、《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回到海德格尔—本有与构境》（第1卷，商务印书馆，2014）、《文本的深度耕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卷，2004；第2卷，2008；第3卷，2019）、《技术义肢与数字延异—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构境论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发现索恩雷特尔—先天观念综合发生的隐密社会历史机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