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纲纪：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的思与想

学者简介

刘纲纪，1933年生于贵州普定。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时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 《艺术哲学》、《美学与哲学》、《中国美学史》（已出第一、二卷）、《周易美学》、《现代西方美学》（主编）。论文有《实践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等。

您刚从德国讲学回来，能否谈谈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国和西方思想的特征？

我对您提的这个问题很有兴趣，常常在思考它。我感到中国的原始氏族社会大约延续了很长的时期，并且发展到非常完善的程度；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原始氏族社会的观念、风俗仍然大量地保存了下来，人、个体尚未完全割断与自然、群体天然联系的脐带。因此，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充分肯定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必须统一、应当统一和能够统一，两者之间不存在什么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是中国思想的制高点，也是它的伟大的地方。因为它肯定了人、个体只能存在于与自然、群体的协调的联系之中，而不能脱离自然和群体。这种思想在加以改造和发展之后，是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连接的。但这种思想又存在着为历史所决定的不能忽视的缺陷。第一，它所说的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统一，是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统一，因而带有狭隘性、封闭性、停滞性。第二，个体是依附、依赖于群体的，尚未取得对群体的应有的独立性。第三，群体意识还是一种与宗族血缘、地域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尚未产生超血缘、超地域，以法制为基础的公民意识。西方则不同，古希腊时期已经很彻底地清除了氏族血缘观念和地域观念。除奴隶之外，人与人的关系变为以国家的政治法律为基础的公民之间的关系，个体取得了充分的独立性，不再是依附于氏族群体的一员。在原始氏族社会中形成的那种人依赖于自然的观念也被商品生产、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如果说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出发点是尚未完全割断与自然、氏族群体的天然联系的脐带的人，那么西方思想文化的出发点则是割断了这种脐带而充分独立了的人。这是西方思想文化优于中国的地方。但西方这种以个体为本位的思想又长期陷入了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找不到解决这种矛盾冲突的道路，只好诉诸宗教和各种神秘的哲学思辨。到了各种手段都不能解决问题时，于是就只好对一切都加以“解构”，宣称不仅“上帝死了”，“人也死了”。面对这种情况，反观中国自古以来就确信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必须统一、能够统一的思想，我觉得真是伟大、弥足珍贵。我们今天的课题，就是要消除上述这种思想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重建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统一。但这又不只是一个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制度问题。只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才能重建这种统一，走出西方思想文化的死胡同。我这次到德国，强烈地感受到西方经历了工业革命洗礼和实现了高度现代化的国家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是小农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巨大差别，感到我们有许多要努力向西方学习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我也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思想文化自古以来站在不倦地追求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统一这个制高点上，使中国思想文化有一种西方难以企及的宏伟气魄。这是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论及东方哲学时也指出了的。当然，黑格尔还说东方对“无限”的追求，最后只得到了一个“渺茫的无限”。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存在着我在上面所说的历史局限性的缘故。一旦这个局限性被克服，“无限”就决不会再是“渺茫的”。

儒家哲学强调整体利益，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群体本位主义，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个体本位主义。现在中国提倡商品经济，建立在个体本位基础上的契约观、平等交换、合作互利的思想必然会悄然兴起，而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一般都认为是一种群体的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显然有矛盾，如何才能统一呢？

我对于说“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是一种群体的价值观”这种看法，一向持怀疑和保留态度。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群体与个体的关系的论述，他们已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克服和解决了个体与群体的抽象对立。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个体与群体协调发展、彼此一致的价值观。一方面，群体的发展是与个体的发展相一致的；另一方面，个体的发展又成为群体发展的动力与条件，最终实现《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共产主义理想。由此可见，认为马克思主义深受黑格尔主义影响，因而只讲群体，否定个体（其实黑格尔也没有在根本上否定个体），这是不对的。另外，看到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群体、社会，因而把马克思主义混同于中国儒家的群体本位主义，也是不对的。但我们又要看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个体与群体高度协调发展的实现，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有通过一个以个人为牺牲的历史过程才能获得”。这看起来很残酷，没有读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美丽词句那么舒服，但历史的事实就是如此，无法改变。我们只要想一想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争取中国的独立与富强曾经牺牲了多少人，就可知马克思所言不虚。由于付出了这许多牺牲，今天在我们的国家中，可以说在根本上已进入马克思所说的群体的发展与个体的发展相一致的历史时代了。但我们的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落后的，仍然需要提倡艰苦奋斗与奉献精神。这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个体与群体的协调发展并不矛盾，而是完全一致的。当前，中国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来前所未见的最为深刻的变化。它一举从根本上克服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个重大缺陷，即个体尚未取得对群体的独立性，从而使个体取得了独立自由地发展自身的可能，并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上重建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统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市场经济使个体取得了独立，于是历史就立即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个个体究竟是走向西方的个体本位主义呢，还是走向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个体与群体的协调一致的发展？围绕这一重大问题，中国思想文化界必然会产生种种不同的看法与争论。原来长期生活在小农自然经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人被投入市场经济的环境后，一切肯定个体对群体应有的独立性的观念的兴起，如你所说的契约观、平等交换、合作互利的思想的兴起，都有重要的进步意义。我深感在几千年来的中国思想文化中，个体对群体的依赖观念是太深了，个体的独立意识是太弱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借鉴、学习西方个体本位主义中所包含的一切合理的东西，打破儒家思想中那些固守个体对群体的依附性，漠视以至否定个体的独立性的观念。但与此同时，又必须防止因强调个体的独立性的建立而走向漠视、否定群体的个体本位主义，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泛滥，或走向类似于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在这方面，儒家思想重视群体和谐，推崇个体为群体而献身的崇高道德精神，又是我们应当批判继承的。

您主张弘扬中国古代文化，不知您对“五四”怎么看？

在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问题上，我一向是与西化派对立的。我写作《中国美学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弘扬中国古代文化。我感到中国古代美学与中国哲学以及整个中国思想文化有极为直接而密切的联系，弄清了中国美学有利于充分了解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谈到“五四”，我认为“五四”对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批判有过火、偏激、片面的地方，缺乏具体、历史的分析。但它终究又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对儒学不利于现代化和束缚中国人民个性发展的方面进行了批判，起了不能否认的解放思想的作用。“五四”过火、偏激、片面的地方必须改正，但它的那种起了进步作用的批判精神不能丢。今天我们对儒学的继承仍然是批判地继承，不是回到国粹主义。因此，我对海外某些学者对“五四”持强烈否定态度的看法不以为然。我也不相信日本、新加坡的现代化是靠儒学起家的。它们实际是通过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而走向现代化，后来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引起的思想文化上的问题，才大讲儒学的重要性，想依靠儒学来加以缓解。但能否真正解决问题，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此外，讲到“五四”，还应当看到“五四”以来，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主体的革命者虽然对儒学持批判的态度，有时还批得过了头，但又正是他们真正继承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思想，经过艰苦奋斗，使中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走上了独立富强的道路。有时还可看到这种情况，即有意无意地用中国儒家的观念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自“五四”以来，在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上，基本上不外是三大派：西化派、儒学派、马克思主义派。直到现在也仍然如此。20世纪80年代西化派上升，90年代以来儒学派复兴，唯独马克思主义派在思想文化界及青年中实际处于被冷落的地位。这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不行，而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重新研究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整合中西思想文化，以建构中国当代的思想文化，我认为是一条可行的正确的道路。这实际也就是对西化派与儒学派加以扬弃，但又不是定于一尊，根本排斥这两个派别的存在。(www.xing528.com)

您长期研究美学，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美学思想？

我对美学的研究主要是一种哲学的探讨，我对哲学的兴趣实际超过了对美学的兴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继承与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产物。而美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也必然是批判继承与改造了德国古典美学，特别是黑格尔美学的产物。根据这样的思路，我对美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马克思到黑格尔、席勒、康德，又从康德回到马克思的过程。研究的结果使我认识到马克思的美学与黑格尔的美学有最为密切而直接的关系。马克思是通过对人类劳动实践的本质的深刻阐发，吸取改造黑格尔美学而建立自己的美学的。此外，他也受到席勒以至费尔巴哈美学的影响，而康德的影响则是很微弱的。马克思多次指出，劳动既是人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活动，同时又是与动物活动不同的、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的创造性的活动，因而是一种能从自然取得自由的活动。这看来好像很简单，实际上它正是解决“美之谜”的秘密所在。正因为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劳动实践同时是一种创造性的自由的活动，因此人类的劳动实践及其产品在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之外，又能引起一种由于看到自己创造的自由获得实现而产生的精神快感。这就是最本质意义上或原初意义上的美感，而那感性生动也体现了人的创造的自由的活动和产品，就是人类称之为美的对象。从劳动再推而广之，人类的整个生活都是人类实践的自由创造所产生的“作品”。对这样的“作品”去加以观照，它就是审美与艺术的对象。所以我把美定义为人在改造世界、创造生活的实践中取得的自由的感性表现，并对审美意义上的自由的特征作了三个方面的规定。这是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提出的哲学性质的定义。在达致这个定义的历程中，我又产生了以物质生产实践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本体的思想，并自以为是符合马克思的思想的。集中论述了我的美学观点的《艺术哲学》一书，实际是我后来明确提出的“实践本体论”在美学上的表达。这个实践本体论绝不否认自然物质本体论，而是以它为前提的。但马克思的主要贡献不在阐明自然物质本体论，而在从自然物质本体论进展到实践本体论。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历史唯物论即是实践本体论。从美学角度看，实践所显示的，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体感性存在的人的自由，就是美与艺术的本体。过去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如普列汉诺夫，由于忽视了马克思对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本质的极为重要的阐明，因此他虽然正确地肯定了功利先于审美，却始终不能说明功利与审美的联系，即原先是功利的对象后来何以能转化为审美的对象。卢卡奇的美学同样没有真正解决审美、艺术如何从物质生产劳动中产生出来的问题。除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的研究之外，我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的结果已写在《中国美学史》《周易美学》以及其他一系列论文中，这里不详谈了。

您觉得中国美学研究的现状如何？前景如何？

面对中国当代社会所提出的与文艺、审美相关的种种问题，以及西方现当代美学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再加上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早就没有什么搞头了，所以我估计中国当代美学将会进入一个寻求各种新的观点的时期。而这种寻求基本上又不外是按研究者的不同想法，从西方现当代美学中引入某些观点。各种不同的新观点的出现对推动美学的发展是有益的。但依我的可能是保守的看法，要真正取得有重要意义，甚至产生世界影响的成果，还是要走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整合中西美学、解决当代的美学问题这样一条道路。近年来有的同志提出“超越实践美学”的看法。如果“超越”是指抛弃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实践这个根基，我估计很难搞出确有重要理论价值的东西来；如果“超越”是指超过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美学目前已达到的水准，更为具体、深入、细致地展开对美与艺术和人类实践的联系的研究，并吸取、改造西方现当代美学一切合理的思想，回答当代美学提出的问题，那就是大有可为的，一定会取得重要的成果。

您自己还打算研究哪些问题？

可研究的问题很多。目前我想结合对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思考，比较集中地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原载《哲学动态》199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