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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哲学新思路-陈晏清专访

时间:2023-11-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当今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趋向,恐怕也是我们的哲学走出低谷、重新获得生命力的一条道路。有人将这一转向称为社会哲学的转向,我以为不无道理。您提到社会哲学的转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提法。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理解社会哲学的。换言之,市场经济社会需要一种新的哲学研究方式,即社会哲学的研究。是否可以把社会哲学理解为历史唯物论的一个特定方面或特例?

社会哲学新思路-陈晏清专访

学者简介

陈晏清,1938年生,湖南新化人。时任南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天津市哲学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 《“四人帮”哲学批判》(1979)、《论自觉的能动性》(1983)、《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1983)、《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修订本(1988)、《当代中国社会哲学》(1990,主编)、《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1990,主编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1994,副主编)、《哲学思想宝库经典》(1994,主编)等。

近年来您和您所领导的学术群体的研究方向似乎有了很大的变化,您能给我们谈谈这一变化吗?

不错,我们的研究方向在这些年中的确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以往主要地注重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转向了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关注,转向了对于具有直接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实际上,不只我们这样做,哲学界的不少同行在近几年也转向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当今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趋向,恐怕也是我们的哲学走出低谷、重新获得生命力的一条道路。有人将这一转向称为社会哲学的转向,我以为不无道理。近年来,各类学术刊物上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哲学论文明显增多,这是有目共睹的。就我们自己而言,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开始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从1993年起,我所招收的博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也改变为社会历史哲学,还在本学科的硕士研究生教育中增设了社会哲学这一新的方向。

您提到社会哲学的转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提法。但我也注意到,人们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研究的意义、应当主要关注的对象以及研究的方法等都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对于社会哲学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那么,您所理解的社会哲学研究是什么呢?

社会哲学到底包括哪些内容,人们历来有不同的理解。就国外的情况而言,可以称之为社会哲学研究的,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杜威等人对于社会问题的哲学研究,以及某些哲学家对于社会科学的逻辑与方法论的研究,等等;此外,我以为从19世纪以来的诸多社会学大师们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理论也可视为社会哲学的内容。而在国内,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初期哲学界逐渐转向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以来,我们也能看到不同的趋向。例如,有的侧重于吸取国外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成果,来描述并预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有的倾向于重新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的有关论述。我们自己这几年所进行的研究则是试图立足于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这一现实,考察现代化进程所必然导致的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立所导致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变化。就此而言,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哲学主要地就是对于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转变的研究,或者可以说是对转型社会的研究。当然,这种研究是一种哲学层面的把握。

您对于社会哲学的理解的确是不同于他人的,这自然有您的考虑或理由。那么,您为什么作这样的理解,或者说,您所理解的社会哲学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理解社会哲学的。前面说过,我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主要是出于哲学工作者的一种社会责任感去关心现实的,是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运用于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贡献一点力量。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逐步建立,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哲学的研究决不仅仅是便于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方式,或者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哲学研究从高层次、高级位向低层次、低级位过渡的一种方式。从根本上说,这是时代给哲学提出的首要的课题。市场经济社会与以往的社会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以往社会的人们依据习惯和传统而生活,市场经济社会则是一个空前注重创新的社会,因而市场经济的建立必然要导致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复杂化,使社会和个人及群体的行动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可选择性。这就对哲学和社会科学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要求它们能够把握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社会运行的规律,为政府的决策及各种社会群体和个人的行动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换言之,市场经济社会需要一种新的哲学研究方式,即社会哲学的研究。

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各门社会科学面临一个重建的任务。从社会科学的发展史来看,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市场经济的兴起是密切相关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及文化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也要求和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科学的根本改造,或者叫作重建。而社会科学的重建是离不开哲学的支持的。我们认为,社会哲学的研究能够最有效地提供这种支持,其首要意义恐怕正在于它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提供概念框架或一般原理。如能做到这一点,将是它最大的成功。

您刚才谈的社会哲学研究对于重建各门社会科学的意义,非常深刻。那么,它对于哲学学科本身是否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呢?

这是不言而喻的。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是密切相关的。社会的经济结构改变了,政治、文化便不可能不随之发生变化。哲学作为一种文化活动自然也不例外。我们常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是说的哲学应当表达出一个时代的基本意蕴来,而不应当成为脱离时代精神基本趋向的明日黄花。但哲学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把握住时代精神的脉搏,把握住现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基本趋向,而这正是社会哲学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换句话说,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给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形式的哲学提出了重新定位的要求,而社会哲学的研究就正是表现出实现这个要求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当能为我们的哲学研究标示出一个与社会结构变化相适应的范围或方向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哲学研究便有可能改革自身,使之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www.xing528.com)

如您所说,您所进行的社会哲学研究目前主要是对于转型社会的研究,那么,它同历史唯物论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否可以把社会哲学理解为历史唯物论的一个特定方面或特例?

从一定角度上看,这种说法是有它的道理的。社会哲学作为对于转型社会的研究,自然是一种特定的理论,而如果我们将历史唯物论理解为一种一般的社会发展理论或历史哲学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确是一种特殊与一般、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但是,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以往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理解上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马克思并不是一个书斋式的哲学家,他并不企图关起门来构造一个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抽象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作为自己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的理论是与现实生活实践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或者说保持着强大的张力的理论,而绝不是一些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原则。仔细阅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正是作为市场经济社会的一个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以及对于这一社会的扬弃。因此,按照我们的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首先便是一种社会哲学。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将它抽象化为一种一般的历史哲学原则,本以为这样可以提高它的普遍性,但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使它丧失了同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当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确实是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它揭示了人类历史的一些最重要的一般发展规律,但是,这种具有普遍性的一般原理绝不是脱离开对于马克思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社会的研究而构想出来的。而且,它不是僵死的,它只是为人们研究社会历史提供了一般的观念框架,只有当人们借助于这个观念框架去研究各个特殊的社会时,才能使它成为活生生的东西,也才能显示出它的普遍性的意义。就此而言,我们今天倡导社会哲学的研究,并不是标新立异,并不是脱离马克思所开拓的哲学道路,而恰恰是向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回归。当然,马克思所着重研究的是那种原发性的市场经济社会,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哲学研究则面临着后发展社会这一特殊事实,这就需要我们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哲学。总之,不能认为,把社会哲学规定为主要是对于转型社会的研究,特别是规定为对于中国转型社会的研究,就好像不算一种哲学的研究了。

您的上述见解颇有启发性。但社会哲学还有一个与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哲学和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中的一个方面。我的看法是,社会哲学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之间当然是有区别的,但要在它们之间划出一条非此即彼的严格界限却不容易,甚至不可能。西方科学哲学界关于划界问题争论了几十年,还是不了了之,就足以说明这点。因此,我们不能执着于两者之间的绝对区别,而只能就其相对的区别或分工来考虑。就其相对的区别而言,可以说,各门社会科学是从不同方面对于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的实证的、具体的研究,而社会哲学则是一种总体上的把握。但毫无疑问,两者之间是互相渗透的。一方面,各门社会科学不可能不预设某些一般前提;另一方面,社会哲学也不可能不涉及一些具体的、实证的内容。在各门社会科学的发育阶段,两者之间的相互渗透尤为明显。这里,我还想顺便说说,我们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必须立足于中国。由于社会现象的极端复杂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很不同的。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学派之间往往有着巨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总是与其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哲学传统密切相关的。这种关联既是一种客观的制约,同时也是一种客观的需要。这就是说,只有密切相关于本国社会历史条件和哲学文化传统的社会科学才是有效的和富有生命力的。因此,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建固然必须充分吸收国外社会科学的成果,但更加重要的却是要把握住中国社会的总体上的独特性。这当中,社会哲学的研究,由于它立足于本国,又由于它研究方法的总体性特征,当能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社会科学成熟之后,社会哲学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社会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和对于各门社会科学基础的分析批评,但目前中国的社会哲学研究恐怕还只能主要地致力于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变革的总体把握,以期能更有效地支持社会科学的重建。

最后想请您谈谈近期的研究计划或设想。

我们近期的研究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探求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一般特征或规律,以期能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二是试图基于这种总体把握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直接有助于现实实践。就长远一点的设想来说,我们希望经过数年的研究,能够初步建立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哲学理论体系来。现在我们的研究自然还是相当初步的,我希望有更多的同行投入这一研究。

学者近况

陈晏清(1938— ),南开大学荣誉教授。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曾任南开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社会哲学研究所所长,天津市哲学学会会长等。现任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天津市哲学学会名誉会长等。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哲学。主要著作有: 《“四人帮”哲学批判》、《论自觉的能动性》、《现代唯物主义导引》、《辩证的历史决定论》、《陈晏清文集》、《陈晏清哲学文集》(八卷本)等。

(原载《哲学动态》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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