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学研究现状及展望，葛荣晋分享

学者简介

葛荣晋，1960年生，河南济源人。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实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兼学术委员、台湾《海峡评论》编辑顾问，韩国栗谷思想研究院特约研究委员等。主要著作有： 《王廷相》《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王廷相和明代气学》《中国哲学范畴史》《中国哲学范畴导论》，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中日实学史研究》《老子还活着》以及《明清实学思潮史》（主编之一）。

近年来，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内容上，都有较大的突破。同时，现实的需要又迫切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以期对当今社会变迁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而在这之中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特别是明清时代的崇实黜虚的思想得到了重视。依我看，“实学”概念的提出和对中国实学研究的展开，正是这种方法论的突破和文化视角转换的产物。您作为致力于实学研究的主要人物之一，请先介绍一下中国实学研究的概貌。

实学研究在中国的确是一门新兴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有的学者开始用“实学”概念来概括明清时期的一种思想流派。如张显清先生发表了《晚明心学的没落与实学思潮的兴起》一文，对晚明实学作了系统的论述；赵宗正先生发表了《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简论》一文，阐述了他对清初实学的看法。1985年，为了编写《明清实学思潮史》一书，我们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明清实学研讨会。1986年在成都召开了第二次研讨会，讨论编写《明清实学思潮史》的指导思想和整体框架。1987年夏，由陈鼓应、辛冠洁和我主编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编写的《明清实学思潮史》（三卷）正式出版，这标志着中国实学研究在更大范围内展开。从此以后，“实学”概念和“明清实学思潮”的提法，逐渐为多数学者所认同。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参加到“实学”研究这一新的领域中来，出现了一大批富有建设性的科研成果。如张岂之教授的《儒学·理学·实学·新学》，冯天瑜等的《中华文明史》中实学部分，台湾学者詹誉海云在他的《清初学术论文集》中也设专章论述“清初的实学思想”，另外，海内外报刊上发表的实学论文也大约有几百篇。

从您近年来出版的论著看，有关实学研究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能否具体说明一下？

好的，从1985年开始，实学一直是我的研究重点之一，除了和陈鼓应、辛冠洁先生合作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一书之外，我还主编了《中日实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承担了国家社科项目“中国实学思想史”的研究任务，该项目成果现已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我正在撰写《中国实学导论》一书。

“实学”在治思想史的人眼里，虽已经是一门“显学”，但因起步较晚，还不像“理学”“佛学”那样为人所熟知，请您说明一下“实学”概念的基本内容，由哪些方面组成。

什么是实学？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中、日、韩三国学者理解不一样，中国学者之间的理解也各有千秋。在我看来，所谓“实学”就是宋元明清时期学者们所推崇的“实体运用之学”。

具体说来，实学是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概念，它既包括实体哲学、道德实践之学，又包括经世实学、实测实学，还有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等。其中经世实学是中国实学的主流和核心，其他层次的意义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都是从不同的层面来说明经世实学的。

经世实学的基本精神就是主张“经世致用”。它既表现为揭露和批判在田制、水利、漕运、赋税、荒政、兵制、边防、吏治、科举等诸方面的社会弊端，又表现为推出与实施各种旨在改革时弊的救世方案。同时，在学术上也包括“明经致用”和“史学经世”论，把治经和治史看作是经世的重要思想武器。

实体哲学和道德实践之学，是就中国经世实学的哲学思想基础而言的，它包括：以“气”（或“实理”）为本的本体论，以“实践”（力行、践履）为基础的认识论，以“实性”为基本内容的人性论，以“实功”为主要修养方法的道德论，以利欲为基础的理欲统一论（包括义利统一论）等内容。

实测实学是就中国经世实学的科学内容和基础而言的。它既包括中国传统的古典科学，也包括从欧洲输入的西方近代科学；既包括天文、历法、数学、音律，又包括地理、农业、水利、生物及各种技艺等多种学说。实测实学从事探索自然奥秘，是为经世实学服务的，是经世的一种重要手段。

考据实学是就中国实学的经学内容而言的，是相对于以“六经注我”为特征的实学而产生的一种专事训诂名物的具有求实精神的治经之法。启蒙实学则是指明中叶到晚清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和西学大量输入出现的一股与地主阶级改革派不同的，具有近代启蒙主义意识特征的流派。它既表现为社会政治领域的经世之学，又表现为在哲学与文艺领域的某些启蒙因素，是市民阶层的经世意识的反映。

对于明清时期的社会思潮，前人也有过各种概括，为什么您认为用“实学”来涵盖更具合理性呢？

关于明清学术思想的本质与特点，近几十年来有多种说法，影响很大的就有： （1）侯外庐先生的“早期启蒙思潮”； （2）人文主义个性解放思潮； （3）反理学思潮； （4）地主阶级的自救思潮； （5）经世致用思潮。这些概括各有其合理之处，但都不够全面。从明清学术思想的社会背景来看，它既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进步思想，又包含有市民阶层的启蒙意识。同时，明清学术思潮又是中国传统观念和西学东渐共同影响下的产物。所以，我认为，前述诸多提法不能全面地反映与概括明清思潮的本质与特点。经过多年的研究，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从明清思想家的著作中选择“实学”这一概念来概括，其涵盖面更宽，也适合中国传统的表述方式，因而我认为用“实学”概念比较合适。

实学的内容的确是十分丰富的，那么，中国实学思潮的时代范围和历史阶段是如何确定的呢？

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由于实学思潮有着丰富的包涵性，因此，人们对于实学思潮的历史沿革也提出了多种观点。有人认为起于先秦，有人认为始于汉唐，还有人认为发于明中叶。在我看来，先秦以来虽有“实学”的某些思想内容，但是，实学作为一种学派或思潮，则起于北宋以降儒家学者继承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并且吸取了佛老的“体用不二”的本体化新角度，将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之学”上升为“实体运用之学”，从而建构了中国实学的理论框架。而中国实学的终期我们则定之于清末的洋务运动。它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最后自救运动，随之就兴起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近代新学，这已属另一社会思想范畴了。

中国实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北宋至明中叶，是中国实学的创始与发展阶段；从明中叶到清乾嘉时期是中国实学的鼎盛时期；从清道（光）咸（丰）年间到同（治）光（绪）年间，是中国古典实学向近代新学的转型时期。

您把实学的开端确定于北宋时期，那么二程、朱熹的实学思想与“宋明理学”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认为，实学与宋明理学是既相对立又相联系的两种不同的学术思潮。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在他们的理学思想体系中，都既有“虚”的一面，也有“实”的一面，是“虚”与“实”的有机统一。由宋明理学的二重性必然引出实学与宋明理学之间关系的二重性，即既有继承，又有排斥，它们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中国实学是对宋明理学的经世传统及其蕴含的实学思想的继承，同时又是对它特别是理学末流的空谈心性之学的否定，既是“接着讲”，又是“对着讲”，把实学与宋明理学完全对立起来或者完全等同起来，都是不妥的。(www.xing528.com)

您曾在文章中多次提到“时代呼唤实学”，那么研究实学对于现代社会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呢？

从现代的观点看，中国实学作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形态虽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它并没有死亡，在中国思想史上它是属于最接近于现代的文化，它的原典精神仍然深深地扎根于现代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具有超时空的普遍性。所以，现代人可以通过古代实学原典去领悟它的精神实质，并以现代人的心态和需要去转换中国古典实学，将中国实学与现代沟通起来，努力寻找两者的衔接点，由传统走向现代化之路。

（1） 实事求是的崇实精神。中国实学的基本特点是“崇实黜虚”，处处突出一个“实”字。

（2） 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中国儒家“重道义、轻技艺”的思想传统对弘扬科学精神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在中国实学史上却始终注意弘扬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3） “兴利除弊”的改革精神。一部中国实学史，实际也就是一部“兴利除弊”的改革史。每当中国历史上出现“内忧外患”之时，也就必然会引发实学思潮。而每一次实学思潮的出现，其历史使命总是“兴利除弊”，以达到挽救社会政治危机之目的。

（4） 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中国实学具有一种开放性格，它既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时也将实学思想观念推广到国外。

据了解，东亚地区尤其是韩国和日本对实学研究比较重视，能谈谈中、日、韩三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吗？

的确，韩国和日本对实学的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比我们起步早。不可否认，我们对实学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受到韩国和日本的影响。虽然在对“实学”这个概念的理解上，中、日、韩之间有较大的差别，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展开学术交流。这些年来，东亚各国之间关于实学研究的交流一直进展很顺利，除了学者个人之间的交流外，1990年在汉城举行了第一届东亚实学国际研讨会，1992年在中国山东举办了第二届东亚实学国际会议，1994年10月将在日本举办第三届东亚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定期在三地区轮流举办的学术会议对推进东亚地区的实学研究有很大帮助，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十分令人鼓舞的。1992年出版了《中日实学史研究》，今年将出版《中韩实学史研究》。同时，第一届、第二届东亚实学会议的论文集的出版，更体现了三国学者合作的诚意。

您对中国实学研究有什么展望呢？

中国实学研究是顺应时代的需要而兴起的，今后除了继续在基础的理论工作上下功夫外，我想更重要的是探索古代的实学精神的现代转换问题。发掘实学精神中的现代价值，了解当时的求实、重利、科学、民本思想何以不能开展出近代的思想体系，这些都是有很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也是如何真正理解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的问题。同时，实学研究也要继续开展与日、韩同行的合作，尽快成立东亚实学联合会。

葛教授，您从中国实学研究到道家思想研究，包括此前对王廷相和中国哲学范畴史的研究，都有建树，这是否与您的治学方法有关，在这方面，您有什么体会呢？

应该说，勤奋加刻苦永远是成功的前提，不过，我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始终坚持三个原则：创新、求实、开放。

创新讲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并不简单。在这方面我的体会是创新首先在于引进新方法，发掘新人物、新材料，敢于在前人没有涉足的领域进行探索。如我对王廷相的研究，王廷相本来在中哲史界是个不受重视的人物。经过仔细研究，发现他是由张载到王夫之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从而填补了宋明哲学史的一个空白。其次是要敢于在观点上创新。如对明清思潮，学术界一直很重视。但对明清思潮的概括一直见仁见智，难有一致的观点，我和同仁们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明清实学”概念，由于比较正确全面地概括了这一历史时期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赞同。

求实是一种治学态度。搞学术研究不能只从二手材料出发，只有掌握原始资料，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才能独立地提出新观点，对当前流行的观点正确与否作出判断，否则便会陷入人云亦云。

开放是一种治学境界。任何一位学者，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即使很刻苦，也难以取得很大成就。具有开放思维的人，善于在国内外的广泛学术交流中捕捉新的选题，引进新的研究方法；敢于在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中，吸取最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更新和补充自己的知识结构；敢于抛弃自己旧的学术观点和研究程式，这样才可能在学术上取得新的成果。

（原载《哲学动态》1991年第10期）

学者近况

葛荣晋（1960—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1993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兼学术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开封大学宋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香港道教学院客座教授、韩国栗谷思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曾讲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国哲学通史、中国古典哲学名著、中国哲学范畴史、中国实学思想史等课程。著有《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王廷相和明代气学》、《中国哲学范畴导论》、《儒道智慧与当代社会》、《陆世仪评传》、《一代儒宗顾亭林》（合著）；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主编之一）、《中日实学史研究》、《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中国实学思想史》。在中外报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