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践的力量：访韩庆祥

学者简介

韩庆祥，1957年生，河南孟县人。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秘书长、理事。主要著作有：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发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马克思主义个人观引论》（合著，获吉林大学优秀著作奖）、《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论文 《能力本位论》获“奥克杯”一等奖。

人学研究是一个世界性的前沿课题，在中国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课题。您近年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索，尤其对“个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探索取得一些可喜成果。您能否谈谈，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各个时代都回避不了的一个重要主题？

人的问题是个既古老又常新的问题，各个时代的思想家都予以关注。远古时代人们就开始思考人是什么、人怎样生活这类人的问题。往后的各个时代，尤其是在社会历史转折时期，人的问题总是不断地被尖锐地提出来。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和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要认识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就必须认识人，而且因为越是在社会历史转折时期，历史的目标和任务就越宏伟，人的文化价值观的变革就越迫切，千百万人以主体的态度积极参与这些目标的实现就越重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必然把人的问题突出出来。比如，西方的文艺复兴、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和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历史转折时期，人的问题都很突出。在中国，五四运动、当今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等时期，人的问题同样不可避免地突出出来。

人的问题是各个时代都回避不了的问题，那么，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对人的研究是否有不同特点？

是的。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中的不同特点，我们就可以看清这一点。

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的孕育、产生和确立，是对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革命。这一全新的时代背景向当时的思想家提出一个根本任务，即确立一种反映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产方式内在本质要求的文化价值观。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在对自然界、世俗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关注中发现了“人”。他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人怎样才能成为外部世界的中心。就其对人的问题的特殊解决方式及内容实质来讲，在思想观念上，以人的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的名义反对教会独断及神学奴役；在能力素质上，以造就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和具有冒险精神的人，替代中世纪知识贫乏和循规蹈矩的人；在道德上，以个人利益和个性的名义反对封建社会的人性压抑；在主体性上，以人要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征服者”的名义反对超自然势力；在存在—行为方式上，以人的理性的名义反对盲目信仰。所有这些，都是以“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运动的方式来实现的。文艺复兴实质上是人的文化和人的主体精神的复兴，是人的文化价值观的革命。其目的在于为新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提供新的文化基础—人的基础。自文艺复兴以后，一种以“人是改造和征服自然界的主人”、注重人对外部世界的能动的主体性、从正面反映和揭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为特征的人学观逐渐形成了。

那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问题的研究有什么特征？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三种现实摆在人们面前： （1）近现代西方科技和工业的巨大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2）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和战争带来了严重问题； （3）新时代和社会实践向人们提出了新要求。近代资本主义增强了人改造自然的主体性，带来了科学技术及生产力的大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人可能控制不了的、破坏人的生存基础的现象，产生了对人的全面的异化。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和战争也给个人和人类的生活及发展带来许多灾难。这些现实要求人们进行深刻的反思，在反思中，提出了变革传统文化价值观，进行人的革命，重新制订人创造世界的价值准则等任务。它提问题的方式是：人应以怎样的价值准则进行活动？当代思想家对问题的特殊解决方式及内容实质是：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内心生活以及物质生活条件对人的异化，来揭示人生的意义，促使人们关心和注重人本身的发展；重新确立人的价值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建立一种以人支配自身及其创造活动的主体性为核心的新的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重建个人主体性，寻找个人摆脱现代文明“困境”，进而获得解放和自由发展的根本途径；强调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属人性，将人道主义注入科技进步之中。所有这些做法的主要目的，在于重新选择和确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人的基础。这样，现代西方人学观便具有以下主要特征：它在外部世界对人的意义的关系中研究个人，注重外部世界的属人性，着眼于人支配自身的主体性，反映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的问题也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热点。那么，中国的人学研究又有什么特征？

人的问题在中国学术界成为一个热点，有其社会历史背景。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带来了人的思想的大解放，它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 （1）人们勇于反思“文革”十年一些非人性的现实； （2）敢于反思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体系； （3）以开放的眼光吸收现代西方思想文化中的一些积极成果。基于这种背景，便在20世纪80年代初掀起了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的全国性大讨论，并开始重视人的问题。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商品（市场）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推广运用的社会实践，把人的现代化、人的能力素质、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和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提了出来，其中，如何确立人在社会现实（实践）中的主体地位问题，是中国人学研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中国的人学研究，由于国情和时代特征所致，表现出如下特点：现代西方人学多注重人的个性、为我性、主体性和应当性这些价值因素，而中国人学研究较注重人的个性和社会性、为我性和自在性、主体性和客观性、应当性和现实性这些价值因素和科学因素的统一；前者的立足点是主观化的个人，后者的立足点是人的社会关系；前者旨在反对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异化，后者旨在批评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人的发展的压抑、教条主义对人的个性的泯灭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对个人的忽视；前者多把人的问题和资产阶级各种流派的学说结合起来，后者强调研究人的问题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前者多把社会问题归结到人的问题上，后者多把人的问题归结到社会问题上；前者认为人学就是一门独立科学，后者多把人学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前者浓墨重彩地讲个人，后者“轻描淡写”地谈个人；前者多注重个人的主观存在，后者多注重个人的实践存在；前者多注重批判把人视为世界中心所造成的负后果，后者多注重确立人在现实社会中的主体地位，等等。

您研究人学多年，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请谈一谈您近年来研究了哪些课题，在方法上有什么特点。

我是在中国哲学先辈的启蒙和指导下，于1985年开始研究人学的。针对中国人学研究的现状，我着重把个人问题、人学基本理论和方法论、马克思的人学思想、西方人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关系，作为近年研究的课题。

我研究人学的方法或思路是：第一，以人的价值因素和科学因素的统一为方法论。“人的价值因素”，是指在客体适合主体的价值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应当性、为我性、主体性和超越性，它在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注重人的主体方面。“人的科学因素”，则是指在主体反映客体的“真理性”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人的现实性、自在性、受制约性和适应性，它在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注重人的现实世界方面。这两个因素在实际中或在马克思理论那里，本是结合在一起的。可在以后的研究中，两者往往被分离了：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和苏联的教条主义者往往夸大人的科学因素，忽视人的价值因素，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经济或社会决定论；一些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注重人的价值因素，忽视其科学因素，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现代西方哲学中呈现出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种相对立的思潮，也大体如此。在中国，十多年来，一些较注重人的价值因素的学者，也往往说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人道主义，说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另一些注重人的科学因素的学者，则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与人道主义格格不入的，说只有社会关系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可以说，在许多有关人的重大理论问题上出现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割裂了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正是我多年研究人的问题所坚持的一个重要方法。(www.xing528.com)

第二，从人的三种基本存在形态—人类、群体和个人—的统一入手研究人。在讨论中，有些学者由于没有把握人的三种基本存在形态及其区别和联系，结果使讨论出现一些混乱。我在谈到“人”时，总是首先弄清这里的“人”是指个人，还是指群体或人类，然后在三者的区别和联系中研究这里的“人”。

第三，在借鉴近现代西方人学和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基础上，从人的存在、发展和自由的统一，从人在需要、生产劳动、社会关系和个性的统一的角度，把握人的完整内容。

第四，从发展与人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价值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中研究人，力图追踪人学研究的前沿。

第五，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和社会实践的要求，从哲学和经济学结合的角度，把对人的问题的形而上学思考和实证分析结合起来，以人的问题的现实研究带动和促进人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及人学理论体系的建设。

那么您的“人学观”主要是什么？

很难说已形成什么“我的人学观”，因为有些观点不一定成熟，欢迎批评。我提出的主要观点是： （1） 人学应着重运用上面提到的研究方法，在对各门有关人的科学知识进行综合的基础上，研究完整的个人图景及其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它既不同于研究人的某一个别属性的“人的科学”，也不同于研究人的“一般”本质、存在和发展规律的“人的哲学”，而是介于人的科学和人的哲学之间的一门相对独立的交叉科学、综合科学。我以为人学理论体系要包括以下内容：绪论（人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人的科学认识成果的整合、完整图景的个人（人学体系的形成）、个人的完整本质、个人的普遍存在、个人的历史发展、人学实践等七大块内容。人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已具备条件，但目前尚处于起步和准备阶段，它将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一门新兴学科。（2） 人的存在有三种基本形态：人类、群体和个人。（3）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类特性、社会特性和个性在个人那里的全面发展，分别与这三种发展相对应的，是个人的应有发展、和谐发展和自由发展。（4） 人的主体性有本原（自在）意义和能动（自为）意义两个基本层次。前一层次意义上的主体性把主体性看作世界和事物的本原性，在哲学史上常用主词、实体和本体来表达。因此，它表征的是“实体—属性”结构。对这层意义上的主体性之不同规定，决定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分。后一层意义上的主体性把主体看作活动的发动者和推动者，主体性就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在主客体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基本性质。它表征的是作为对象性关系的“能动—受动”结构。对这层意义上的主体性之不同态度，显示出机械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区分。这种主体性得以确立的主体根据是人的能力。（5） 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个性，有三层基本含义：作为个人在外部世界的个别存在形式的个性，作为特定社会群体成员的个人所具有的社会特征的个性；作为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主体倾向性的个别表现方式的个性。（6） 人道主义在思想史上有两种基本存在形态：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和作为价值观、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摒弃了人道主义历史观，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以此来分析、说明和解释社会历史。但他把作为价值观和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批判继承了下来。马克思的作为价值观的人道主义，有四个基本内容：对人的需要的肯定，人的个性的充分发挥，社会关系的属人性质，人的创造能力的充分发挥。（7） 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机制及一般原则是压力、动力、助力、能力和承受力的“五力”统一。压力使人必须积极工作，动力使人愿意积极工作，助力使人顺利积极工作，能力使人能积极工作，承受力使人正常积极工作。（8） 能力是最大的社会财富和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确立一种与权本位相对立的、以能力本位为核心的新文化。

您对今后的人学研究有何看法和打算？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人学研究还存有种种疑虑，比如，有些人认为研究人易陷于抽象的道德伦理说教；有人说，研究人易滋长个人主义，影响执行政策；还有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之所以出现曲折和演变，是由于它太强调人了。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研究人，而在于怎样研究人，在于是具体地、现实地和科学地研究人，还是抽象地研究人。如果我们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人，就决不会陷于抽象的说教，相反，必将有助于促进中国改革开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苏联之所以出现曲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人学研究而言，它背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忽视了人所处的现实社会及所面临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抽象地谈论人。当然，我们也反对借对人的研究达到某种不正当的目的。在人学研究中，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往，我着重从基础理论上研究人的问题，今后几年，我准备走出学院和书斋，转向对人的问题的现实性研究，以对人的现实性研究带动和促进人的基础理论研究，具体点说，就是要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提出的人的问题，为此，我们正在筹备“市场经济与人研究中心”，组织有关力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提出的重大问题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近期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国家（政府）、集体（企业）和个人（职工）三者的关系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体制建设与人的塑造的关系；人力资源的开发、配置和利用；企业对劳动者个人的激励；人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

（原载《哲学动态》1994年第6期）

学者近况

韩庆祥（1957.12— ），1989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副教育长。现任中央党校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首席领衔专家。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理论建设工程专家，国务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任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学术机构教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郑州大学首席专家。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主讲专家。中央组织部联系的高级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人学、能力问题、结构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19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逻辑研究”等6项。2004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8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2014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塑造》获“全国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著作《社会层级结构理论》获教育部优秀成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