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俊人：现代伦理的思考者

学者简介

万俊人，1958年生于湖南岳阳。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萨特伦理思想研究》、《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卷）等，参与编著《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人学词典》等，译著有《自为的人》《主体的黄昏》《道德语言》等。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您是研究西方伦理学的，在这一领域有不少著述。可我发现，自1990年以来您似乎开始把学术研究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伦理学基本理论特别是新伦理理论的构建上来了。您是否有意识地在进行一种由史及论的学术转向？若是如此，又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呢？

不错，您的揆测是准确的。我是1983年投入周辅成老先生门下攻读西方伦理学史的。在此之前的大学时代我便开始对这一专业抱有浓厚兴趣。1986年留校执教后也一直在为伦理学专业研究生开设“西方古典伦理学史”“现代西方伦理学”等课程。但我并不想终生拘囿于这偏僻一隅。我的设想是由西入中，进而由史入论，甚至于由伦理学拓展到其他相邻学科，比如价值哲学等。所以，1990年，在我完成两卷本《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一书的初稿后，便把精力逐步转向了中国伦理学史和伦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至于说到我作出这种转向的考虑，可以说一半是适应学理本身的要求，一半是由于理论现实和生活现实的促动。我很欣赏史学大家克罗齐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研究西方伦理学史也是为了研究伦理学，具体地说是为了现代中国的伦理学理论建设。我以为，要较好地实现这一学术目的，首先必须较为系统地研究中西伦理学史，而不能总停留在几个一般性的概念注解甚或几个问题的争辩层面。史论无界，没有深厚的专业历史知识，就很难有深厚的学理知识和理论创造。所以，我一开始便有一个计划：先穷西方伦理，后返中国传统伦理，再达现代伦理理论。这是基于我对国内伦理学理论现状和现实生活需求的认识而制订的计划。依我所见，我们现在的伦理学是急待改进的。您也知道，现在哲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现在没有真正的伦理学，只有道德概论。这种看法有些偏颇，但也从侧面反映了现行伦理学在学理建构上的重大欠缺。而另一方面，现实生活的急剧变化却又对伦理学提出了愈来愈强烈而严格的要求。科技的高度发展、经济生活的革命性变革、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等等，都以其现代化的时代节律催促和呼唤着新伦理的诞生。

这正是我想问您的。有人说，现代中国，生活正走向火热，而哲学却正在走向孤寂，这其中也包括道德哲学。

是的！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情形也许更严峻。依上述说法，可以说伦理学正在走向危机。因为它本来的学理基础就较为薄弱，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目标的改革开放浪潮中，它所受到的现实冲击和理论挑战显然更强烈更严峻。

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冲击和挑战的？

这是进步时代的进步要求，既不应回避，也不应悲观，更不应采取消极否定的态度。唯一的办法是，脱出伦理学的理论困境，走向现代伦理，迎接新生活。

您说的“走向”是什么意思？

重建！现代伦理的重建！

这是否就是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上发表的那篇《论中国伦理学之重建》所提出的见解？听说美国密西根大学伦理学教授D.J.芒罗（Donald J.Munro）称您这篇文章“为未来中国伦理学研究制订了一个广阔而又平稳的日程”，是这样吗？

是的。不过，芒罗教授对拙文的评价有过誉之处。实际上，那篇文章是不太成熟圆满的，其中的设定仅仅属于我个人的考虑。

这是否意味着您现在有了更成熟更系统的思想？我很想听听这方面的见解。因为我们了解到，目前国内哲学界包括伦理学界都对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哲学和伦理学改革抱有浓厚的兴趣，社会也对此寄予热切的期望。另一方面，人们又多少有些忌讳“重建”这个字眼。

谈不上成熟和系统，只是在进行一种阶段性的思想厘定工作。对“重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规定。我的理解是，“重建”主要意味着某种理论的更新和超越。但它既不是简单地撇开乃至抛弃传统的或既定的理论，也不是用某种域外理论简单地取而代之，而是立足于原有基础上的更新改造，使理论推陈出新，适应新的时代要求。

那么，您理解的现代中国伦理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所谓的“现代中国伦理”有两层含义：第一，它应该是与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要求相吻合的具有现代文明品位的伦理价值精神，这就要求它必须能够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人类现代道德生活的内在要求，具有开放性的世界性视境，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合理地确立自身的理论方位。只有这样，才能与现代化经济建设（以现代市场经济为核心）、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文化秩序相适应，保持其应有的理论生命力。这就叫作现代社会需要现代伦理精神。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改革与资本主义揭示了西方近代文明化行程中现代伦理重建的宗教方面。我们现在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性质有别，但理论内容上同样存在重建的客观需要，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第二，现代伦理是相对于传统伦理而言的。中国是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的文明古国，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学是人类文明历史上最为珍贵的道德文化遗产之一。但这既是我们的优势和幸运，也是我们的劣势和不幸。过于丰厚的伦理文化遗产既可以成为我们进行现代伦理创建的丰富资源，也可能成为沉重包袱。自19世纪末以降，我国社会的现代化变革崎岖坎坷、一波三折，其间最为艰难复杂的关键，就在于伦理价值观念的变革。从“物器（物质科学技术）”到“政制（社会制度）”再到“道统（文化道德）”的中国近代化历程显示，“伦理觉悟”确乎是我们“最后之觉悟”（陈独秀语）所在。这至少说明了一点：某一传统要素愈深厚，其现代变革就愈艰难，因之也愈深刻、愈痛苦。今天，我们重提现代伦理，其基本含义也在于实现传统伦理的“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林毓生语）”。不过是在新的更高的理论层次上的创造性转化，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批判地改造传统伦理文化遗产，吸纳现代文明观念的新营养，创造性地构建反映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德价值观念取向的新伦理学体系。

您能否谈得更具体一些？比如说您对现代新伦理学体系的基本构想，等等。

我认为，中国现代伦理学的理论构建应当是综合创造性的、全面的和长远的。它至少包括三个基本层次结构： （1）伦理学本体或道德形而上层次。在这一层面，应从人、价值和文化之交叉视境来解决好伦理学作为一门特殊人学、一门特殊价值学（善恶论）和一种文化精神内核的理论特性问题，以建立起道德的人性理论、道德主体性原理、价值（善）原理和文化预制理论等深层理论系统。这是保证伦理学具有现代精神气质的理论必需，也是改造传统伦理文化，使之脱出常识化经验化层面的有效途径。（2）道德规范系统及其操作系统的建设层次。这一层次的关键是解决好道德规范系统的合理性和规范操作系统的有效性问题，这是我们原有理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所在。我个人认为，这一层次应以社会主义功利与公正两个基本原则为基点，以健康合理的集体主义和人道主义为价值规范导向，以健全的社会主义现代民主与法制建设为外在保障，以现代道德意识观念、心理情感和理想道德人格的培育为内在条件，最终达到道德规则的合理性与道德主体的自觉主体性的契合、内在转化和有效运作。这中间，教育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3）现代日常生活伦理的建设层次，即日常人伦、家庭、职业、公共道德以及社会风俗、习惯、节期礼仪、民俗风尚等具体经验生活领域的道德现代化文明化建设。这一层面既是现代伦理道德观念生长的土壤，也是现代伦理价值精神得以最终落实的广阔基地。

您的这些设想很有意思，也颇为宏大，是否是您最近研究的课题总结？(www.xing528.com)

不敢妄称宏大，只是作一种新的理论探索而已。这些观点确实是我新近研究课题的主要内容。我最近投笔的一部专著就叫作《走向现代伦理》，那里面有较详细的表述。

这部新著就是您所谈到的“阶段性厘定”的成果吗？

不是全部，但是主要部分。

能否预先给我披露一下新著的某些内容，抑或是它的风格特点？

没有什么值得保密的。只是时间有限，不能详谈。在这部探索性的专著中，我尝试着以史思兼顾的学术表达方式，陈述我对现代中国伦理构建的基本思路和初步观点。我把主题的展开置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伦理在历经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起伏递嬗的历史视境之中，同时也以相当篇幅考察了西方近现代伦理与其现代化进程之间的配应关系，以期使我对现代中国伦理的思考获得一种更广阔的世界性视境，从而仰仗着较为全面和丰厚的历史解释，表达和确证我对现代中国伦理学理论构建的设置方案……

对不起，打断一下，您两次提到“世界性视境”这一新概念，请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对您的现代中国伦理之设置有什么特殊意味？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意味”的话，那就是它表达了我对中国伦理学所处现代背景的一种强烈感悟。

您是指现时代的改革开放之于伦理学研究的特殊背景意义？

正是。

这种现实背景的特殊意义何在？

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它标志着中国真正转入了社会现代化的崭新历史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得以最终落实，从而现代中国伦理的构建问题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有了较为充分的社会客观条件。第二，社会主义现代化绝不只是经济的现代化单面突进，它必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方面的整体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之一便是其开放性。也就是说，它不仅要求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即所谓“加入国际经济循环”），同时也要求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摆脱狭隘的地域封闭，具有开放的精神胸襟。第三，随着人类现代化文明的迅疾进步，越来越多的具有全球性的道德问题突显出来，如生态伦理、生命伦理、医学伦理、民族伦理、人权问题等。这些都必须纳入我们的伦理学研究视域。

不过，按您的上述解释，必然会衍生出这样一些问题：以您所说的“世界性视境”，如何看待和处理民族传统伦理文化在现代中国伦理中的地位，以及它与域外伦理文化的关系？如何坚持我们所遵奉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又如何避免道德价值观念上的“全盘西化”之错误倾向？

这些问题的确是非常严肃而复杂的，直接关涉我所提出的“走向现代伦理”之设想能否成立的问题。让我分步回答您的问题吧：首先，关于“世界性视境”与民族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我要强调指出，现代化或世界化（“世界性视境”所内含的要求之一）与民族化或民族性并不是截然对立或此消彼长式的关系。我很欣赏文艺评论家们常常论证的一个观点，文学作品的民族性愈突出，其世界性也就愈强（大意如此）。道德伦理同样也有这一相辅相成的特点。现代伦理并不是在传统伦理的废墟上另起炉灶，而是对传统伦理的翻耕和重构，重构的过程也就是使它越来越适应现代开放性生活要求，越来越具有与域外伦理文化相互沟通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失去自存的个性。恰恰相反，沟通和对话的深入只会强化民族伦理文化的生存与发展能力。试举一例，在几次国际性学术会议上，我与一些西方学者在探讨现代社会生活秩序中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问题时，他们对中国传统儒家所提出的“天人和谐”观念就十分膺服，甚至认为它可以消除在现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条件下出现的人类生态危机。

其次，我们也用不着担心民族伦理会隐没于现代“世界性视境”之中。我历来反对所谓“全盘西化”或“食洋不化”的片面性做法。我也多次提出过，中国哲学和伦理学的现代化并不在于“中西体用”之争的落实，而在于实现其真正的创造性理论转型。所以，我所谓的“世界性视境”绝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基础的移位，而是指理论研究的层次和境界，是指认识和研究伦理问题的视点要更高些、更广阔一些。在这里，研究境界和视点的提升与拓展，非但不是抛弃民族伦理的精神之根，而恰恰是为了让她吸纳更充分更新鲜的文化营养，使之根深叶茂，常葆青春。

最后，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伦理的现代化是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价值观原则相互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我们应从现实生活中去探索、总结新的理论，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伦理观，更多的是一种科学辩证的方法、一种对社会“恶”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精神、一种充满共产主义理想的道德精神、一种以人类普遍利益和幸福为最高目的的价值观念，而绝不只是一部道德箴言集或者是一套凝固不变的伦理教条。因此，主张现代伦理的“世界性视境”和现代化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精神。

谢谢您的解释，使我大致理解了您提出的“走向现代伦理”的基本见解。我希望您的研究新成果能更加完美，并早日问世。

谢谢！

（原载《哲学动态》1994年第5期）

学者近况

万俊人（1958— ），曾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国家“马工程”之伦理学首席专家兼召集人。曾先后赴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访学讲学。著有《萨特伦理思想研究》、《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卷）等20余部；参与编著《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人学词典》《中国道德大百科全书》等；译著有《自为的人》《主体的黄昏》《道德语言》《政治自由主义》等20余部。在海内外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3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