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谈历史唯物主义及当代社会

学者简介

杨耕，1956年生，安徽合肥人。哲学博士。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副教授。主要著作有：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及其当代意义》（即将出版）、《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概览》（合著）、《当代社会科学方法》（合著）、《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合著）等，参加编写《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哲学专业教材）等。发表论文100余篇。

从您近年来出版的论著看，您的研究领域较广，涉及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历史哲学以及社会发展理论，您的研究主题是什么？

我的研究主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具体来说，就是力图站在当代实践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历史唯物主义，反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面临的问题，探寻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生长点，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我的百余篇论文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研究成果主要凝结为三部著作：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及其当代意义》。

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中，各种观点不一致甚至很不一致，那么，您是如何探讨和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

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角度，由此产生了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等等。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属于社会哲学范畴，它的研究主题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机制、类型和道路，其基本内容涉及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社会发展中的稳定与发展、公平与效率、理想与现实、传统与未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发展中的评价标准问题，社会发展的类型以及历史向世界历史、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问题。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对许多重大问题的探讨都是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马克思是社会发展理论的真正奠基人。

在我看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是： （1）确认实践是社会的本体和存在方式，实践是人类发展的空间。（2）从客体的角度把社会发展区分为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和再生形态，从主体的角度把社会发展区分为人的依赖形态、人的独立形态和自由个性形态。（3）从社会需要如何产生和满足的角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即物质生产、人的生产和精神生产维系着社会的生存和发展。（4）指出了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途径，即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个体生产转向社会化生产、从简单的劳动过程转向科学的生产过程、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5）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类型，即“内源”发展、“派生”发展和“超越”发展。

您的见解颇有新意，请您具体谈谈“内源”发展、“派生”发展和“超越”发展的问题。

所谓内源发展，是指外部因素和关系对该社会发展的影响极小甚至没有影响，发展主要是由该社会内部的因素和关系决定的。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均属于内源发展型。当各个民族处于封闭孤立状态时，社会发展以内源发展模式出现，或者说内源发展是这一时期社会发展中的主导类型。当交往尤其是世界交往出现后，社会发展的内源发展模式便被摒弃了，“派生形态”、“超越”发展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社会发展中的普遍现象或常规现象。“派生形态”是指某种社会关系在某个民族那里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从其他民族那里“转移来的”，或者是外来民族“带来”的、“导入”的。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的派生形态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原生形态”，并“有所变形”。马克思就认为，“导入”英国的封建关系要比在法国“自然形成”的封建关系较为完备。“超越”发展是一种跳跃的发展形式，即在发展过程中跨越了一种甚至几种社会形态。尽管不同民族超越的对象及其途径都是特殊的，但是，只要在同一时代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形态，只要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民族之间进行交往，那么，在交往相关性的作用下，超越现象就会不断发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都被不同的民族不断地超越过，所以，“超越”并非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社会发展中的个别或特殊现象，相反，它是一种常规现象。也就是说，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一般规律，但不存在一般道路。规律总是抽象的，道路却是具体的。与一般规律相对应的并不是一般道路。

您曾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写过不少文章，听说您最近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见解，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好的。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世界历史的形成标志着世界的整体化，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实际上造就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一个“中心—卫星”式的资本主义体系，即从事工业生产的国家居于中心，从事农业生产的国家则属于卫星国。马克思指出，在世界历史中，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工业国和农业国之间存在着“不平等交换”，中心国家残酷地剥削卫星国；中心国的发展是以卫星国的不发展为代价的，这是一种使卫星国中的个人和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才能达到的发展。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在当代“世界体系”理论中得到了深化、具体化和系统化。正因为如此，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被称为“20世纪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

据我所知，您即将出版的《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及其当代意义》一书，得到了有关专家的好评。在选择这一课题时，您是如何考虑的？

唯物史观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即“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断经常被各种哲学、史学论著引证，但是，对于这一论断的理论内涵及其真实意义，迄今尚无系统性的论著；在引证这一论断的著作中，又往往把方法理解为唯物史观的一种功能，而不是把方法视为唯物史观的本质规定。在我看来，方法犹如一个能聚集光至燃点的特殊透镜，没有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就不可能有唯物史观及其所造成的革命变革；反过来说，唯物史观本身也是一种方法，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社会本体论和社会方法论的统一，是唯物史观的客观的安身立命之本。把握了这个根本也就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生命线。所以，我写下了《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及其当代意义》。这部著作从社会有机体分析法、交往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实践反思法、科学抽象法、解释法等方面较为系统地探讨了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这里的基本思路就是：唯物史观的每一个原理同时又是方法。

您是如何理解唯物史观的每一个原理同时又是方法的？

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以及唯物史观都不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推导出来的，社会研究方法有其内在发源地，这就是社会本体论。社会研究方法的“原型”就在社会关系、社会活动的“格”中。这是其一。其二，从历史上看，社会科学方法的演变总是与对社会的思维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研究方法实际上是社会本体论的工具化、操作化。其三，社会研究方法是知识生产和知识分析的统一。作为知识生产，方法是分析社会的手段，形成关于社会的某种观点；作为知识分析，方法是概念内在关系的分析，是形成理论体系的过程。我正是从这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一问题的。

例如，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同时又是方法，即社会有机体分析法。列宁就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把社会看作是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机体。马克思把社会看作“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他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因此就蕴含着结构分析法、同构分析法、再生产分析法、交往分析法、个人—社会分析法、自律—他律分析法、总体—要素分析法、基础—新层次分析法以及“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分析法。这本身就是一个方法系统。

您如何看待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基本内容？

从当代的知识结构来看社会科学方法系统，它们包含着三方面的内容： （1）科学抽象系统，这是揭示社会“是什么”，并把社会运动规律逻辑地表述出来的方法； （2）科学解释系统，即对“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是对社会系统及其事件、现象进行“理解”和“解释”的方法； （3）科学实证系统，这是对上述的抽象和解释进行检验的方法。只有在具备抽象、解释和实证三大方法系统后，社会科学方法才是具有自身特殊性的科学方法。然而，我们目前对社会科学方法的探讨还停留在科学抽象系统上。实际上，这只是社会科学方法的组成部分之一。(www.xing528.com)

马克思社会研究方法和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关系是什么？

当代社会科学方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范式”的并存、对立和交叉。从总体上可以把当代社会科学方法划分为八种“范式”： （1）实证主义的范式； （2）解释学和人文主义的范式；（3）社会唯实论的范式； （4）社会唯名论的范式； （5）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 （6）社会生物主义的范式； （7）社会活动论的或行为科学的范式； （8）当今马克思主义者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范式。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范式强调从实践出发来理解社会以及社会与人的关系，它抓住了人类社会的核心，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并以这一核心为基础形成一种“核心发散式”的社会研究方法，即从社会的内核、本质、深层结构向外层及其各个侧面、各种关系发散。而其他方法范式只是抓住了社会的某一侧面，只是从这一侧面出发并把一切归结到这一侧面，它们在本质上属于“局部收敛式”的社会研究方法。

当然，从某一方面来研究社会又是必要的，因而其他方法范式系统又是局部合理的。实际上，当代西方社会研究方法都可以在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中找到萌芽或源头，但它们的走向却是相反的：前者是一派否定另一派，后者则是从自身的内核中不断发散出去，本身就是一个整体。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马克思抓住了社会的根本，从这一根本出发自然会辐射到社会的各个侧面、细部、环节中，从而形成一个整体；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其他流派则从社会的各个侧面、细部、环节出发，因而它们的联系运动表现为只有不断地相互否定才构成整体。肖前教授对此评价道：“这是对马克思社会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极其简要而又十分准确的概括，同时又是对当代西方其他社会科学方法中肯而又切中要害的批判。”

您在开始时提到探寻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生长点问题，在您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理论生长点是什么？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理论生长点是历史认识论。这是因为： （1）历史认识论是马克思有所论述但又未具体展开详加探讨的问题，或者说是以萌芽、胚胎形式包含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问题； （2）这一问题又是当代社会实践和历史科学、历史哲学所突出的问题，即“热点”问题； （3）当代社会实践以及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思维科学等又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我正在撰写的《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及其当代意义》就是力图建构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

可是，通常认为从历史本体论转向历史认识论标志着西方历史哲学的没落……

不能这么说。从总体上看，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确没有解决历史认识论问题，但这并不是说转向历史认识论研究本身就是错误的。历史是已经过去的存在，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认识主体不可能直接接触认识客体，认识对象的这种特殊性给认识带来了一系列的特殊困难，并使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具有必要性；历史本体论的真正确立有赖于对人们认识历史能力的分析，历史本体论如果与历史认识论“绝缘”，其结论必然是独断的、不可靠的。人们认识客体的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在某一时刻不多不少地转变为对这种认识活动本身的批判。换言之，研究重心从历史本体论转向历史认识论完全符合认识规律，所以在我看来，从历史本体论转向历史认识论研究绝不意味着历史哲学的没落，相反，却意味着历史哲学的成熟。

那么，构成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研究方法和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基础，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是什么？

统一的基础是科学的实践观。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历史不过是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从根本上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本体论。抽去这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为无根的浮萍。

您目前的理论兴奋点是什么？

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可谓“九死一生”，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现代化的历程，由此引发对民族生存方式、社会发展的哲学思考，是哲学工作者应有的良心和使命感。哲学需要思辨，但哲学不应是脱离现实的玄思。它必须关注现实，将理论触角伸到现实的深处。现代化运动是当今中国的最大现实，我们应为之呐喊、努力、鸣锣开道。关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将是我的《东方的崛起》。这部著作以较大的历史跨度再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及其内在逻辑，其意在于：“让历史告诉未来”。

您的理论研究确有自己的特色，那么，您追求的理论境界是什么？

建构理论空间，雕塑思维个性。

（原载《哲学动态》1994年第4期）

学者近况

杨耕（1956.2—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哲学）组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出版学术著作18部，代表作为： 《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唯物论研究》（日本）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代表作为《重新理解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及其革命性变革》《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后马克思主义：历史语境与多重逻辑》。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7项。先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国家精品课程、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国家级奖8项；个人先后获评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人物奖、韬奋出版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