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思与想观察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学者简介

王锐生，1928年生，祖籍广东台山，出生于澳门。时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从事历史唯物论研究。著作有： 《商品经济与精神文明》、《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合写）。论文有： 《效率第一、兼顾公平》《哲学理解的个性—个体主体性》等。

您从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已有30多年了，又是本刊的老作者。迄今，您仍然在这方面不断辛勤探索。请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状况谈谈个人的看法。

15年来，历史唯物论的学术研究有了不少进展。很难在短短的篇幅里列出这些成果。再说，对这一学科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成果，也不纯粹是学术界提供的，而是党中央的决策（例如对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和对市场经济的肯定）。我只能从学术探讨的角度谈谈，这些成果的获得表明了人们在探索上成功的方向是什么。我以为，这就是对实践、人和价值等问题的重视。如果把15年来的学术进展比作一篇文章，那么它的“关键词”就是这些。

当然，在这些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学者们之间的争论，有是与非的对立。而真理性的认识就是在对各种“热点”问题的争议中获得推进的。以人的问题来说，从80年代初的人性（人的本质）、异化和人道主义到80年代末的人的主体性的争论以及人权和人的个性的讨论，难道不是给历史唯物论增添了新的理论财富吗？

对人的问题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对价值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以往的哲学读本是不谈“价值”的。但只要你研究人的需要及其满足，就不能不涉及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的关系、价值评价和价值标准以至价值观念等一系列问题。历史唯物论不仅要有社会本体论和社会认识论，而且要有社会价值论。把价值论纳入历史唯物论中，是一大进步。顺便说，价值问题得到重视，不是单纯靠学者们的研究，时代的需要是推动着学术界进展的深层原因。改革开放中，如何评价改革的成果就引出关于姓“社”、姓“资”和“生产力标准”的激烈争论。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价值观念上变革的年代。据说，一位企业家根据这一认识，主动找上门来，掏出一笔钱请某哲学家开办一个专门研究“价值”的民间学术团体。其实，价值论对马克思的哲学来说并非异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证既立足于客观的历史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又建立在人的劳动异化的消灭和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即人类解放的基础上。前者是本体论的论证，后者是价值论的论证。离开了后者，社会主义的价值如何得到体现？

人的一系列问题和价值问题的说明，都离不开实践。现在，人们承认，实践也是历史唯物论的首要和基本的问题。这是真正回到了马克思。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是再准确不过的了。

历史唯物论的研究还有许许多多的学术成果，如对社会发展中客观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的探讨，对历史决定论的探讨，对精神文明和文化的研究，等等。但与改革开放以前的版本相对比，对历史唯物论的学术进展起决定性推动作用的，难道不是人、价值和实践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吗？

强调这些问题，会不会导致忽视物质世界及其客观规律？

任何一个概念、命题，如果脱离开它与其他概念、命题的内在关系，都可能因被推向极端而得出荒谬的结论。拿人的主体性来说，必须把它同客观性、实践性结合起来。离开了后两者，对主体性的强调就有可能导致忽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有人这样讲主体性：“在当代中国就必须建立这样的意识：我上天，我入地，全取决于我自己。”这就是脱离客观性、实践性来讲主体性的结果。但反过来说，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离开对主体性的确认，又怎么可能在社会历史领域坚持唯物主义？

您对历史唯物论今后的发展有何见解？(www.xing528.com)

尽管15年来这门学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展望未来，考虑到历史唯物论在新纪元中可能面对的种种挑战，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问题在于，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在许多方面落后于客观实际。因此必须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从一切过时的、陈旧的思维框架中解放出来，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在今天的中国，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本身就是彻底的思想解放。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在今天中国的命运，首先，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它能否为这一理论的实现服务，能否为它的实现提供适当的概念和思维方式。

其次，要拓宽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领域，这是推进这一学科的学术研究所必需的。之所以要拓宽，是因为原来的研究领域过于狭隘了。当代科学发展的特点是学科的不断分化和出现新的综合。在社会科学方面，新出现的学科越来越多，而留给历史唯物论的地盘就显得日益狭小。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开拓属于它自己的新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国内一些同仁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除了上面所说的人的学说、价值理论外，还有社会认识论、社会交往论、社会系统论等课题的研究。此外，社会时空的研究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课题。

不断拓宽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领域，会不会使它变得不再仅仅是一种历史观，而接近于实证科学呢？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妨把它称为社会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社会哲学是一个中性概念，它的对应物是自然哲学。恩格斯曾经把傅立叶的学说称为社会哲学。法兰克福学派也把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称为社会哲学。普列汉诺夫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中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的是他们的“社会哲学”。但是普列汉诺夫把“社会哲学”同《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即唯物史观）区别开来，认为前者比后者“更广泛”。我同意普列汉诺夫的这种区分，认为不妨把大大拓宽了研究领域的历史唯物主义叫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其核心思想仍是唯物史观。

再次，要学会运用新的视角。过去，历史唯物论的视线几乎全部聚焦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上面。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就是这样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列宁也把阶级斗争视为帮助人们从社会生活的“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的“一条指导性的线索”。把阶级斗争当作“聚焦点”是阶级斗争与革命时代的需要。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的今天，在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条件下，历史唯物论者也要学会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参照系来观察问题。要看到与阶级分野并存的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从这一趋势来看，在一定的问题和一定的范围内，例如在保护和改善全球的生态环境的问题上，各民族、各阶级“风雨同舟”。又如，在同是华夏子孙的范围内，海外华人与大陆同胞有一致的文化认同，要承认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当然，在另外一些问题和别的范围内，各民族、各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依然存在，有时甚至也很激烈。即使在生态环境这类所谓全球性问题上，也并不是只有“同舟”的一面，而没有互相争吵的一面。这就是社会（历史）辩证法—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又不因对立而忽视同一。没有这种视角的适时转换而又不放弃原则，历史唯物论研究就很难适应和应付新纪元到来时的挑战。

最后，要从现代新科学技术成果和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中吸取营养，形成新概念、新理论。这一点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原因是熟悉自然科学技术的哲学工作者（尤其是老一辈人）并不很多。不过，现在中青年这一代就好得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迫使我们要不断地审视哲学教科书中的许多命题和原理，看看究竟有哪一些在科技发展面前经不起实践的考验。例如，恩格斯在1894年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像你们断言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却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人们据此概括出“生产—技术—科学”的系统，认为它反映了生产对科学的决定作用的原理，而相反的系统（“科学—技术—生产”）则是历史唯心论。但这样的论断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面前经受不起检验。恩格斯所说的情况只符合于科学史的部分事实（主要适合于19世纪中叶以前），并不符合科学技术史的全部事实。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科学走在技术前面，科学为技术开辟道路。“科学—技术—生产”才是现代的普遍情况，承认这一点，才能真正懂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正确性。又如，同是研究社会认识论，有人把它理解为认识论与历史唯物论的结合，或者说，历史唯物论就是社会认识论。这样的思路自然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有的同志却有另一种思路：把社会认识看作一个系统，而整个社会认识系统又是立足于科学内部的统一和科学与非科学的统一之上的。这样的思路就必须概括现代各门科学的成果，但由此也会有新的意料不到的收获。

以上是我个人在展望未来时，对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肤浅的设想。恳望学术界同仁不吝指正。

（原载《哲学动态》1993年第10期）

学者近况

王锐生（1928—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第一届研究生毕业（1957—1959），导师吴传启。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副主任、主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1989—1998）。1998年起离休。主要研究领域为：人、价值、实践，社会哲学和现代性。主要学术贡献是对传统历史唯物论作过若干思考。主要著作有： 《王锐生文集》、《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合著）、《社会哲学导论》（合著）、《商品经济与精神文明》（合著）。发表的重要论文有：《论人的全面发展：历史与现实》《唯物史观：发展还是超越？》《人类21世纪价值观》《作为现代性的以人为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