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耕：科学前沿与哲学理论的发展

学者简介

胡文耕，1929年生于江西波阳。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生物学哲学研究。著有《分子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信息、脑与意识》，合译有《生物学思想的发展》等。

胡先生，每次来访，都看到您不是写作，就是看书。您真是锲而不舍，孜孜不倦！

搞科学工作，没有一种甘于寂寞、乐以忘忧、锲而不舍的精神怎么行呢？哲学要面向时代，时代需要哲学。目前我们正处在社会大转折的时代、自然科学巨大发展的时代，许多新问题，需要从哲学上探索、反思、概括、总结，我总是感到时间不够用呢！

可是，目前人们都在谈论哲学面临“困境”“危机”“市场萎缩”，等等，您怎么看？

我不认为哲学面临危机，相反，我认为哲学将有个大繁荣时期。

当前哲学书籍市场萎缩，哲学系毕业生在供需见面时受到冷遇，这如何与繁荣联系起来？

目前学术著作出版难，出版了印数也有限，这是事实。哲学系的毕业生分配存在不少问题，也是现实。这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需要从政策上加以解决。这与“困境”是两回事。

为什么这么说？

这里涉及对繁荣与困境的理解。似乎哲学工作者队伍大、在校学生人数多，哲学书籍销路好，就是哲学繁荣，否则就是困境。其实用这两个指标来衡量学术的繁荣与发达，对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也许可以，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对哲学就不一定妥当。

为什么？

因为学术著作的印数与价值并不是等价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初版仅1 000册而且生前没有再版过，迈尔的《生物学思想的发展》中译本才800本，能说它们的价值不大吗？相反有些不好的书、格调低下的书销路很大，还有些书印数多，也并非由于它们的价值而是有市场之外的因素起了作用。至于说哲学专业学生毕业分配遇到些困难，有的哲学工作者改行、“下海”，哲学工作者的队伍会缩小些，那也无妨。因为从来“哲学家的成长不会像雨后春笋那样”（马克思语）。因此，单纯用从事哲学工作的人数来衡量一个民族的哲学是否繁荣与发达并不恰当。依我看，真正热爱哲学事业的人是不会改行的，即使生活清苦一些，仍然会孜孜不倦地工作。

那您认为哲学繁荣的标志是什么？

我认为哲学将有一个繁荣时期。繁荣的标志主要有两条：有一批献身于哲学事业的、有较高造诣的哲学家（人数不在多），有一批体现时代要求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哲学著作。人们经常说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可是谈到时代精神时，人们却很少注意马克思在谈到时代精神时很强调：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所谓看不见的，就是说不是表面现象，而是深层的、本质的东西，是要花大力气才能把握、才能体现的时代脉搏。重复一些套语，不能给人以新的信息；就某个热门话题发表几句感想、意见，并不就体现时代精神。真正体现时代精神的论著，定会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因此，我认为从这两个方面来判断哲学是否繁荣较妥。

您预计哲学将有个繁荣时期根据何在？

根据是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与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对这些新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定会丰富哲学，带来哲学的繁荣。因为推动哲学家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发展。中国目前正处在各方面蓬勃发展的时期，因此，可望有个哲学的普遍繁荣时期的到来。

您的近著《信息、脑与意识》（以下简称《信息》）一书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是否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写的？

完全正确。没有生物化学与神经生理学的进展，不可能提出从物质到意识转化分成六个具体阶段；没有裂脑人实验的成果，对思维、意识的若干环节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清楚。《信息》一书之所以能够提出一些新观点、新思想，主要归功于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当然，前人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包括失误的探索），对我也是很有启发的。

这本书学术界反应很好，能否谈谈您的思想过程？

对《信息》一书，哲学界的反应我自己也听到一些，但不多，心理学界的反应比较强烈。他们认为心理学的许多理论问题，在这里都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论述。其实，我写这本书时，并没有直接针对争论双方的观点，而是从当代科学的视野就问题本身的逻辑的、历史的发展，展开分析、论证。“历史的发展”有双重含义，一是人类对脑与意识关系问题的认识的历史进展，一是指心理过程、观念、意识如何伴随着认识的物质器官的发展而发展（包括心理过程的前史）。心—身关系，或脑与意识的关系问题，是个老问题。从笛卡尔到狄德罗，从黑格尔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许多优秀的思想家都力图解决这个问题。我能有所前进，主要是由于我没有囿于某一具体学科，而是采取综合观点，从信息科学到人工智能，从脑科学到生理心理学的成果，从生化材料到病理生理报告，只要有助于阐明问题，我都兼收并蓄，因而能够提出一些有别于前人的见解。

能否说皮亚杰的工作也是想从历史的、逻辑的观点来研究心理的发生与发展？

可以这样说，而且他在这方面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不过，心理的发生与发展，这个问题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心理的系统发生，即从完全没有感觉的物质如何发展出具有鲜明感觉的物质，再到意识与自我意识；另一方面是心理的个体发生，即从没有主观心理状态的新生儿怎样发展为具有成熟的心理过程。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只研究了后一过程，尽管他想把两者包括进来，但他感到系统发生的材料太少，于是放弃了原来的想法。同时他关于儿童的心理运演、概念形成的大量研究，仍然停留于外部描述上，至于内部的神经学基础，他并未考虑。

从物质到意识的转化，您的论述很有新意，能否谈谈您的想法？

从物质到意识的转化，从心理的系统发生上看，我将其划分为六个阶段，即： （1） 从普遍的相互作用到选择性反应； （2）从选择性反应到“分子识别”； （3）从“分子识别”到“细胞识别”； （4）从“细胞识别”到明显的感觉； （5）从明显的感觉到主观映象； （6）从主观映象到意识、思维。这与传统的看法不一致。我认为传统的对这个发展过程的解释若明若暗，并不明确，同时论述时也遇到一些困难。另一方面今天的自然科学已为揭示这个转化过程准备了一些必要材料（尽管还须在此后不断丰富），因此有条件把这些阶段划分出来。自然科学已发展到20世纪末期，我们总不能老停留于“反射”（17世纪的概念）、“应激性”、“激动性”（18世纪的概念）这类概念。人们都承认哲学要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可是实践上把自然科学此后获得的一切进步，只作为对传统论点的证明，这怎么行呢？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不能发展，就无法坚持。我提出从物质到意识的转化存在六个阶段，主要是为了解决三个老哲学问题。(www.xing528.com)

哪三个问题？

我所指的是感觉的起源、意识的起源与动物抽象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自17世纪以来进展不大。如，感觉是动物所特有的；动物没有抽象；意识是人所独有的，等等。洛克的这些观点，直到今天的心理学教科书上人们还一再重复。当然，正确的观点，即使是2 000年以前的学者提出的也要坚持。问题是在这三个问题上，从达尔文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动物心理学的研究、海洋哺乳动物的信息交流的实验、灵长类认知符号处理的研究，都表明这些高等动物的通信能力与对特定符号的加工能力都很发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们具有抽象能力和低层次的意识。我在书中提到的那些实验是有说服力的。我们强调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差别是完全正确的。人为万物之灵，人的思维与意识是独树一帜的。可是，完全不分析、不研究人的心理过程与动物心理过程两者之间在哪些层次上存在质的差别，哪些层次上具有共同性，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连续性，我看也不符合辩证法。须知，不了解人类精神的前史，能思维的人脑的存在只能是奇迹。

关于原始思维，您的论述也与众不同。

最近几年，原始思维问题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重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过在《信息》中原始思维问题是被作为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环节来处理的。初生的人类，刚从动物分化出来的人类，从理论上来讲，思维水平应低于现代人。可是要直接证明这一点却困难得多。如果我们把它限定于真正的原始人的思维，就更是如此。因为我们没有直接的观察材料可凭，只能借助于类比推理和从间接材料来推论。因此，对有关原始思维规律的一切言论，都须持慎重态度。我想我已经证明：诸如“原始思维是原逻辑思维”，它服从于“互渗律”等观点是不妥的。我提醒人们注意不要相信诸如中国人的思维是原逻辑思维，处处都受“互渗律”支配之类的论调。因为它与事实不符，与科学成果不符。如果说逻辑思维的生理基础是人的大脑左半球的发展，那么统计表明：亚洲人（中国与日本）左脑优势的百分比高于西欧与北美，又作何解释呢？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以西方文明傲视一切，力图找到一些“科学”材料来证明，东方的落后，是由于东方人的思维仍然停留于原始思维阶段。黑格尔就认为中国人的思维只达到“感性或象征阶段”，“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列维·布留尔不过是继承了这个衣钵而已。其实，在原始人那里思维类型是共同的，此后东西方文化出现差异，不是由于人类学上的原因，而是由经济、文化、教育、语言等社会因素造成的，在脑神经科学上找不到这种差别。

原始人思维类型既然有共同性，您何以对讨论原始思维规律问题持那么慎重的态度呢？

有共同性应有规律可循。可是目前条件下，讨论起来显然材料不够，无据之言不免流于空论。为了使讨论深入进行，我认为有赖于右脑研究的进展、儿童思维研究的深入，以及逻辑思维形成的条件的研究，等等。这些方面材料积累多了，那时再来概括原始思维规律，就有比较坚实的基础。

后两条比较好理解。您为什么特别重视右脑研究对原始思维的认识？

正是因为人们没有看出两者之间有联系，我需要把它突出出来。我无意把原始人的大脑等同于现代人的右脑。原始人的左脑已有明显的语言中枢，而且左、右两半球是统一的、协调活动的。显然不同于病理或手术分离后的现代人的右脑。可是从系统发生上看，人脑左半球的优势是逐步建立的，是在语言的使用和工具的制造推动下逐步确立的。对孤立的右脑或对与左脑联系较弱条件下的右脑的研究，可望提供反映原始人思维规律的某些重要材料。

关于“选择论”与“反映论”的争议，您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请谈谈您的想法。

选择论者把自己与反映论对立起来，是不妥的。另一方面我也感到过去我们在阐述反映论时，有点机械论的色彩，从概念到概念，不考虑现实的过程。人的认识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反映客观现实时，有巨大的能动性。因为我们拥有如此发达的大脑，人脑作为信息加工系统，主要借助于语言信息进行，即使对一个简单事件的认识，也是通过一系列选择、加工、整合、抽象与重建过程实现的。把这个多层次、多环节的复杂的网络过程，仅仅归之于“选择”或“建构”，倒不如用能动的加工或能动的反映更为恰当。关于这个问题，在即将出版的《自然科学与哲学》一书中，我有进一步论述。

在主、客关系问题上，您的论点也别具一格……

我从信息加工角度考虑心—身关系、脑与意识的关系。这里实际上经常涉及的是外部世界、脑与意识三方面。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一贯的观点。我所强调的只不过是，此三项之间的相互作用，都需要以信息为中介，或可称之为以信息为中介的三角关系。

看来，立足于自然科学，哲学工作者是大有作为的。

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的确十分迅速。我所耕耘的范围极其有限，只是其中的少数分支。我希望有更多的优秀的理、工科学士与硕士，关心自然科学成果的哲学意义，共同把科学哲学推向前进。

胡先生，您近来在科学工作方面有何计划？

从去年开始，我正忙于一个新的课题，写一本《生物学哲学》专著。这是国家“八五”项目之一，得到了中华基金的资助，目前我正忙于整理材料和撰写初稿。

这本书是不是《分子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续篇？

不是。《分子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论文基础上写成的。当时只是为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对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只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今天，由于生物学的发展，生物学哲学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更大的关注。我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现在有条件写出一本概括层次较高、涉及面更广的生物学哲学著作。

我想这本书一定会受到学术界的欢迎，祝您工作顺利！谢谢。

（原载《哲学动态》1993年第9期）

学者近况

胡文耕（1929—2009），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著名科学技术哲学家、生物哲学家。曾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二、第三、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原生物哲学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生物哲学研究主要学术带头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指导科学研究，在生理学、遗传学、心理学、中医学、分子生物学、科学史、自然科学哲学等诸多学术研究领域都颇有建树。发表数十篇重要学术论文，包括《关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生命的本质是什么》《遗传物质认识史》等。另外，积极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条目编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注释等工作，发表了《生命起源》《实验、解释与方法》《雅克·莫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方法论问题》等论文。出版专著《分子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等。其专著《信息、脑与意识》对心身问题、脑与意识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科学分析与讨论，阐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是中国生物哲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学术精品。由其担任课题组组长、组织研究人员合作编写的《科学前沿与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曾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其著作《生物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局2007年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