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
蔡俊生,1939年生,河北井陉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史前社会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已出版的专著有: 《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原始社会形态》《文明的跃升—社会信息的形成和发展》。译著有: 《婚姻和家庭的起源》《原始社会史》。
目前国内的文化人类学出版物中,一类是翻译国外的作品,与我们的思路相距较远;另一类是中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的作品,又多偏重于具体描述,觉得理论深度不够。而您翻译的《婚姻和家庭的起源》和您的专著《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原始社会形态》这两本书,则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有丰富的人类学资料,在学术界很受欢迎,颇有影响。请您谈谈,您为什么要选择这方面的学术研究,研究中有何体会。
我的工作属于哲学人类学研究。这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工作。《婚姻和家庭的起源》的作者,是苏联历史学博士Ю.И.谢苗诺夫,他也是哲学教授,后转而研究史前社会的。
我选择这样的研究方向,起初是想避免纯哲学研究的空泛性,找一个借以立足的具体领域,把理论思维和具体学科的科学资料结合起来。我选择了文化人类学。不过,一旦进入具体学科领域,就不可能只研究最一般的哲学原理,就会自然而然地去关心具体学科的理论问题。而且,只有弄通弄懂具体学科的理论问题,才能正确认识、评价和把握具体学科的学术资料。
文化人类学是一个涵盖面很宽的综合性学科。它涉及考古学、体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生物学等许多学科的学术成果。一项具体的学术资料,往往不只涉及一个学科的学术理论,而是涉及几个学科的学术理论,只有把相关的理论问题弄清楚,才能找到该项学术资料在整个文化人类学体系中的位置。另一方面,学术资料的积累,也只有通过相关学科的多方面的理论分析,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体系。所以,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看,在哲学原理和具体学术资料之间还存在着一些普遍性程度不同、高低层次不等的理论阶梯。做跨学科研究,是决不能忽视具体学科的具体理论问题的。
我很赞成您这样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记得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曾开展了一场历史上是否存在过血缘婚姻和血缘家庭的争论。开始,您是少数派,主张否定血缘婚姻和血缘家庭的历史真实性。后来证明,您的看法是对的。您的《论群婚》的发表,改变了人们对史前婚姻家庭发展阶段的认识。这场争论的症结是什么?
这场争论既有资料问题,也有对资料的理论分析问题。摩尔根以后的实地调查表明,摩尔根据以论定血缘婚姻和血缘家庭的马来式亲属制度,不是氏族社会以前的亲属制度,而是氏族解体过程中的亲属制度。这样,氏族社会以前的所谓血缘婚姻和血缘家庭就不能成立了。可是,如果不注意资料的理论分析和历史背景分析,就难以划清上述界限,就容易把氏族解体过程中的资料用在氏族社会以前,造成理论上的失误。这正是对资料要进行具体的理论分析的一个例子。
据我所知,您在《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原始社会形态》一书中对史前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历史范畴,如公社、氏族、婚姻、家庭,以及它们的形成和演变的论述,有不少新的内容。有的评论说,该书回答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形成了“完整的科学范畴体系”。这些成果已得到学术界的肯定。此外,书中还系统论述了人本身生产的社会结构,也使人觉得很有新意。这应当属于一般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您能否谈谈书中新的东西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论证了由婚姻形式决定的亲属关系是人本身生产的物质社会关系。它同物质资料生产的生产关系处于同一个社会层次。亲属关系不是生物学上的血亲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两者也不一定相吻合。其次,还说明了亲属制度是亲属关系的“反映”,是它借以实现的权力意志形式,就像所有制关系是物质生产关系的权力意志形式一样。
您从苏联进修回来后,又出版了译著《原始社会史》,最近还出版了专著《文明的跃升—社会信息的形成和发展》。您能否谈谈这两部著作有什么新的内容?
《原始社会史》是苏联科学院民族所组织最优秀的专家分工写作而成的三大卷专著的第一卷,是我和马龙闪同志合译的,我译了大部分。这本书学术价值很高,因为苏联的史前社会研究水平是世界一流的。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有两点特别值得借鉴。(1) “序言”部分阐述了再现史前历史的方法论问题。它总结了苏联几十年研究史前社会的经验,提高到方法论水平上,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很多有益的东西。而中国在这方面还没有进行过专门的讨论。(2)与此相联系,是书中第一章论述的史前历史的史料学问题。恢复原始历史的真实面貌,涉及考古学、古人类学、灵长类动物学、民族学、语言学、生物学、地理学等众多学科的学术资料如何处置,每一种史料在什么样的意义上用在何种场合是合理的、科学的,以及不同史料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这是一项重要的专门学问,中国学术界也还没有进行过专门的研究。
据说这本书已列入历史学方面许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是的。有些专家很希望将第二、三卷也翻译出版,但现在愿意承接这类学术专著的出版社,实在不易找到。
《文明的跃升》是一项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这本书实际上是讲文化发展的。我过去比较注重研究社会组织形式、物质社会关系的形成和演变。后来发现人类的知识结构、人类社会群体的文化结构,对社会发展影响极大。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人类知识按几何级数增长,社会发展也按加速度方式前进,这中间是个什么关系呢?于是我转而研究文化问题。
《文明的跃升》不是讲“社会信息的形成和发展”的吗?
是的。我是从信息科学角度研究文化问题的。书中将自然科学的信息概念提升到一般哲学的高度,形成哲学上的信息范畴,然后把这种范畴移向社会,去考察社会运动中的文化现象,结果得出文化即“社会运动中的信息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机理”的看法。把文化看作社会信息,也就把自然科学的眼光引入文化研究中,因而给文化的社会价值找到一种量的尺度。
这样研究文化问题,确实拓宽了视野。那么,“文明的跃升”就是指社会信息量的增长推动了社会不断进步吗?
可以这样看。但是,文化问题不只是个“量”的问题,主要还是个“质”的问题,这本书把人类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大的段落,这三个段落与人类获取生存资料的三种技术形式—幻想的技术形式、经验的技术形式和科学的技术形式相对应,形成三种不同质的文化形态,即图腾文化、宗教文化和理性文化。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有统一的思维形式,建构起认识发展阶段上一定的知识结构,并形成统一的世界图式。所谓“文明的跃升”,主要是指与这三种文化形态相联系,人类社会发展呈现出递增加快的三个阶梯这样一种情况。
您提出的这种文化发展模式是一种新的思路,能否列举几条内容,作些具体说明?
比如,关于幻想思维形式的问题。这种思维形式产生于旧石器技术。我们知道,旧石器技术的特点是打制,而打制的结果总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使同样质地、同样大小的石料,使用同样的方法,打制的结果也会很不相同,有时出乎意料地理想,有时又连连失败。每次打制,心目中总是悬着最理想的形式,总是幻想成功,失败了再干,并且干下去往往会成功的。这种由想象力推动意志进行创造性生产活动的技术形式,就是幻想的技术形式。与旧石器制造同时发生、一起发展的狩猎、采集活动,属于向大自然直接攫取生存资料的生产活动。其活动结果对不断变化着的具体环境条件(如狩猎对象的活动规律)依赖性极强,同样有很大的或然性,因而也是由想象力推动意志去完成的。所以,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物质生产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技术形式是幻想的技术形式,而以幻想的技术形式为基础生长起来的人类不同于动物界并高于一切其他动物的创造性思维形式就是幻想的思维形式。
幻想的思维形式与图腾、图腾文化是什么关系?
大约在20万—30万年前,原始集体中已经存在否定的行为规范—食物禁忌和性禁忌,并已形成了肯定的行为规范—平均分配原则。这些行为规范都是由幻想的思维形式建构起来的,而且仅仅通行于同一个原始集体的内部。此时,同一原始集体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在相互关系方面存在着某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亟须找到一种现实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便得到本集体以及相邻的其他集体成员们的认同。于是,就用幻想的思维形式把这种被意识到了的同一性对象化到某一自然对象身上,往往是生活中最熟悉、与之关系最密切的某种动物身上,使本集体及其每一个成员直接等同于该种动物,因而该动物就成了本集体的图腾。图腾是同一原始集体内在的社会同一性的象征符号。
有了图腾之后,原始集体的一切行为规范都进入了图腾的内涵,并且找到了恰当的解释。为什么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共同遵守这些行为规范呢?因为属于同一个图腾。为什么其他集体的人们不能参与进来呢?因为他们不属于自己的图腾。最初的公社制度、氏族制度、氏族与氏族之间的婚姻制度,都是图腾制度。(www.xing528.com)
图腾制度建立以后,由幻想的思维形式建构起来的图腾意识又进一步升华出灵魂观念、精灵观念、原始神话、巫术行为模式等。这样就组成了完整的图腾文化。图腾文化是原始时代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平等的文化形态。
宗教文化呢?
宗教文化虽然也由幻想的思维形式建构起来,但它借以生长的物质技术形式是新石器技术开始的经验的技术形式。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并不是没有经验知识,但经验知识的积累还没有达到足以形成经验技术的水平。新石器技术的特点是,先打制出毛坯,然后进行磨制。磨制是靠经验,经验越丰富,磨制的工具(以及用品、饰品等)越精美合用,而且克服了仅靠打制导致效果不稳定的问题。与新石器技术一起发生的农牧业生产,也是靠经验,生产结果也比狩猎、采集稳定得多。所以,从1.2万年前新石器技术开始,物质生产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技术形式是经验的技术形式。可是,由于经验技术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使产品有了剩余,人们的社会关系方面就发生了等级分化,而等级关系起初则是由宗教规范来划定,由宗教意识来维护的。所以,宗教文化是等级社会初期的文化形态。宗教意识的核心是“神”,在新石器技术出现之前并没有神的观念。
图腾不是神吗?
不是。图腾是原始时代人类群体的社会性、人的灵性(精神现象)的等价物。人们原先并不是“崇拜”图腾,而是认为自己是图腾,图腾是自己。至于后来“崇拜”图腾,那是产生了神的观念之后的事。
这就是说,您认为宗教文化是从神的观念开始的。
是的。只有人的灵性异化(“异化”与“升华”截然不同)为主宰人的神灵时,才有宗教。
什么是理性文化?
科学思维形式建构起来的文化形态是理性文化。最初出现的哲学体系标志着这种思维形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各门具体科学知识体系的形成有自身的认识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使它们综合地组成科学的技术形式,更有一个很长的知识积累过程。直到18世纪70年代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才表明科学技术代替经验技术开始成为人类获取生存资料的主要技术手段,因而理性文化也才成为主要的基本的文化形态。所以,宗教文化和理性文化有一个很长的交替时期。
这本书讲社会信息,不知您对“信息社会”有何看法?
“信息社会”、“信息时代”,也有人说是“智能时代”,实际是从现时代开始的对未来发展的一种预测。我没有把信息时代直接列入理性文化,而是单独写了一章“信息时代的文化特征”,包括三项: (1)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的重复性脑力劳动和重复性体力劳动都将为自动化机器系统所代替,因而会形成全部劳动智力化的局面,就是说,全部人类劳动都将成为生产社会信息、增添人类知识的创造性劳动。(2)与此相联系,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将赶上和超过物质消费需要,物质生产将按照物质消费的需要量进行,需要多少,生产多少。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将变为智力化的创造性劳动与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综合水平之间的关系。(3)在这样的情况下,精神财富将成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物质财富反而成了精神财富的附属部分。可是,精神财富的私人垄断又是行不通的,所以私有制将随之消亡。
这大概就是文明“跃升”的前景了。我还想知道,您研究这些问题时,治学方法上又有什么新的体会。
我也正想说这方面的问题。
前面提到,研究哲学人类学要注重具体学科的具体理论问题。后来发现这种说法还不够全面。任何学术领域,包括跨学科领域,它的资料积累在不断增长,它的理论模型也在不断进步、不断更新。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我研究信息问题时,就深深感到符号问题的重要。我们知道,信息科学有一条基本原理是:信息不是质量,也不是能量,但它必须借助一定的质量和能量才能存在。它所借助的质量和能量的具体形态,作为信息的载荷形式,就是广义的符号。这种符号不是空的,而是信息本身的存在形式,是有内容的形式。若要研究信息,就得研究它的具体形式,换句话说,就得研究载荷信息的符号形式。不研究符号,信息就成了空洞的抽象。目前,符号学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广泛受到重视,就因为符号是把握信息现象的现实的、具体的、可行的唯一途径。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现象的信息(知识)的符号体系,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现象的信息(知识)的符号体系。在符号学中,这些都属于人工语言范围。
讲到文化,把文化看作社会信息,同把文化看作社会符号体系,实质是一样的。
此外,在人文科学方面,解释学也有类似于符号学的作用。它们都能使研究的问题清晰起来,提供一种系统的、科学的,又具体又有普遍适用性的方法。当然,在使用这样的方法时,要注意予以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分析,经过自己的思考。所以,我又深感自己在一般原理方面的局限和不足。也就是说,哲学人类学研究必须同时追踪两个方面的发展,即一般方法论研究的新成果和具体科学资料的新发现。
您近来又在思考些什么?
除上述方法论问题之外,我还常常思考怎样对中国汉民族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问题。汉民族有极其深厚、连贯至今的文化遗产,现在又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怎样将优秀的文化遗产熔铸于现代化建设之中是一个有深刻意义的大题目。我最近在想,对传统文化进行符号学研究,也许可以找到两者之间的衔接点,但还是没有把握。我很希望能与同道者经常切磋,向各方面专家学习,增长见识,弥补自己的不足。
这次也是一个机会。
是的,我非常感谢您给这样一个机会讨论哲学人类学问题。
(原载《哲学动态》1993年第5期)
学者近况
蔡俊生(1939— ),1964年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6—1987年在苏联进修文化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人类学、文化学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世纪80年代主要从事哲学人类学研究。在第一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论文《人类从前存在过血缘家庭吗?》,对恩格斯肯定的摩尔根婚姻家庭发展模式首次提出质疑,引起与会者极大关注。其后,在各大学术会议以及其他出版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其专著、译著彻底纠正了摩尔根模式的过时和不足,并依据新资料构建了新的婚姻家庭发展模式。这场学术讨论推动了中国文化人类学研究与世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接轨。20世纪90年代以后,转入文化学和文化模式研究。主要学术成果有: 《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原始社会形态》《文明的跃升—社会信息的形成和发展》《文化论》《追寻远古释秘现代—人类学文化学论集》《婚姻和家庭的起源》《原始社会史》《论群婚》《人类思维的发生和幻想思维形式》《文化模式与文化交往》《俄罗斯文化模式及其转型问题》《公社、氏族、家庭—三个相递出现的历史范畴》《简述文字的形成》《文化产品商品化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英文成果有:Group Marriage, Myth and Reality: The Projection of Gender Relations in Prehistoric Chin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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